美国大选｜战略收缩与美国领导：新总统如何应对相悖外交诉求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舆论的重心一直在被两党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和不断拉低的下限牵着走。尤其是在国内反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反建制派候选人崛起的大背景下，外交政策似乎并不是一个关系到大选前景的重要议题。尽管在竞选和辩论的过程中，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都一定意义上提到了美国面临的外交局面，但是双方并没有在外交政策上产生真正的交锋。

“战略收缩”与“美国领导”：相悖的外交诉求

虽然外交政策在大选中并未吸引到足够的关注，但这并不说明外交政策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新的美国总统和其领导的美国政府将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外交局面，其决定也将带来各个层面的深远影响。一方面，白宫需要回应底层民众反全球化的呼声和呼吁政府在外交层面采取全面战略收缩的声音、将政策重心转移到国内以解决更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冷战后国际秩序面临解体、主要国家内向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秩序进入一个“无极”的G-0状态，作为全球领袖的美国又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平衡这两个相悖的外交诉求，需要精雕细琢的外交政策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显现出雏型。自2001年开始的全球反恐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则给白宫的政策制定套上了重重的枷锁，巨大的经济负担及其导致的开支削减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此前，美国一直坚持“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军事要求，而这一要求在奥巴马任上变为“打赢一场、干扰一场”。此外，在硬实力、软实力之外，奥巴马内阁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逐渐转变为“巧实力”；在这一阶段，白宫在外交和军事资源的配置上更加谨慎，在冲突介入与否和介入方式的选择上也更挑剔。例如，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宁愿让自己的盟友牵头，而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所处的位置也较此前更为靠后。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有限的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这都是是奥巴马政府囿于经济负担和财政压力而在外交领域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进行十余年、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战死沙场之后，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和军事介入所持的怀疑态度日益强烈。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在判断是否采取干涉措施时不得不更加审慎。仍以中东举例，纵观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不难看出其内在逻辑，即只要地区局势不会伤害到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就不主动干涉；一旦局势不稳定可能伤害到美国公民（无论是海外驻军还是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本土居民）的安全，外交投入乃至武力介入则会成为优先选择。

收缩的外交和军事战略遭到了美国盟友和一些专家的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效果也饱受诟病。但在Pew研究中心于2016年4月针对美国公民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有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他国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有4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做的过多，28%认为恰到好处，仅27%认为美国做的还不够。更有4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造成工资降低、就业流失对美国不利， 而认为全球经济带来的新市场和增长机会是对美国有利的受访者占44%。这一系列数据都说明，民意的大趋势在今后一段时间仍会支持战略层面的全面收缩以保全民众所认为的所谓“美国利益”。出于民意考量，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在上台之后都不可能忽视占相当比例的“反全球化”呼声或放弃战略收缩的基本盘。

与此同时，大西洋的对岸，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脆弱的阶段，欧盟在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三重冲击下面临根本性的政治危机。欧洲的主要国家中，英国在退出欧盟后面临的是更深的国内矛盾，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在法国、德国攻城略地。朝鲜在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路上越走越远，伊朗虽然签署全面协议但前路依然迷雾重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同样深陷增长困境，中东地区由于恐怖主义袭扰和连年内战已经出现数个失败国家，石油经济也遭遇重创。伊斯兰国的出现不仅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宗教和文化冲突，更是给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但美国的领导力在当下恰恰是其传统盟友和很多地区国家关注的焦点——在美国之外，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可以匹敌的替代选项，足以支撑国际秩序向前推进。正因如此，相关国家对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前景才如此重视——无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都一再强调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性和TPP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意义。特恩布尔在早前访美时强调TPP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并保持亚太地区经济活力的基石，李显龙在访问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时也做出了类似表态。而对于安倍晋三而言，TPP在国会通过将不只有巨大的地缘影响，更是其实现日本国内改革的保障。

对于下一任美国总统而言，外交政策将必须协调“战略收缩”和“美国领导”这两个相悖的诉求。在有效回应美国民众呼声和国际局势要求中寻找平衡将会异常艰难，但同时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希拉里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场

由于其参议员和国务卿的工作经历，希拉里的外交政策更为外人所知。概括起来，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延续；在个别问题上希拉里的立场甚至会比奥巴马更加强硬。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希拉里和共和党出身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保持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二人在诸多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例如，在对待俄罗斯和伊朗等美国传统对手乃至敌人的问题上，奥巴马更希望释放善意，而希拉里和盖茨则表现得更为强硬，尤其是对释放善意所能带来的实际结果抱有明显的怀疑。同样，在向阿富汗增兵等议题上，希拉里的立场也比奥巴马更强硬。

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是2010年的“天安”号沉船事件。在朝鲜击沉韩国军舰“天安”号并造成46名船员死亡后，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最初提交给白宫的应对方案是将一艘航空母舰开到朝鲜以东海域，在向朝鲜施压的同时不引发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担忧。而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罗伯特·维拉德则主张将航母舰队送入黄海，并说服了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麦克·穆伦和国防部长盖茨。在这一问题上，希拉里和军方鹰派站在一边，认为在朝核问题这样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上应该更强硬。

希拉里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也体现了她对军队和军事选项的信任。纵观奥巴马八年任期，军事介入显然不是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一方面，奥巴马对于军事介入的效果存疑；另一方面，在参众两院接连失守、军费开支不断缩水的情况下，花费昂贵的军事选项对于奥巴马而言更像是一个奢侈品。而除去任国务卿期间和防长盖茨以及军队将领的良好关系以外，希拉里在任参议员期间担任军事委员会成员，也在军队高层中为她积累了重要的人脉和良好的声望。对军队的信任和在军队高层中的人脉将使得希拉里采取军事手段作为应对策略的可能性较奥巴马更高。

与此同时，过往参议院选举与总统选举关联性较大，这意味着如果希拉里当选，那么参议院很可能随之“变蓝”。这会使希拉里在经费开支上拥有更大的余地，这也使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军事选项成为可能。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言以蔽之，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回顾整个竞选过程，从特朗普在多个场合的表述都可以明显看出，其对外交政策的认知是“零和”的，是“交易性”的。对于特朗普而言，结盟、谈判、贸易和商业层面的交易没有区别，一方所得必然严格对应另一方所失。而由于美国的领先地位，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失大于得的一方，是受害的一方。基于这一大前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会呈现全面、大幅度的战略收缩：所有不能给美国带来直接利益（注意是“直接利益”，间接利益并不在这一“零和”外交政策的考虑范围内）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伙伴都会被彻底抛弃。正是在这一立场之上，特朗普提出美国的盟友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美国抽手后可能造成地区国家间竞争态势加剧进而使多个地区局势变得不再稳定，并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抛开特朗普荒谬的零和逻辑不谈，自宣布参选以来，特朗普最重要的标签是“离经叛道”。在外交层面上，这意味着其个性和人格特点可能会超越其政策表述，对外交产生更为具体、可观察的影响。例如，如果当选总统后的特朗普还不能保持冷静，能随意被一条推特彻底激怒并进而采取极端的外交应对，那么他的外交政策表述将没有任何意义：其本人的情绪将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外交政策团队会有谁？

得益于其自身的从政经验，希拉里手上的牌比特朗普要多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希拉里本人对外交政策的把握以及其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她的外交政策团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决策执行者而非制定者——这些潜在的候选人将能够保证核心部门的运转、坚决执行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和具体决定。此外，由于希拉里的女性身份，在内阁组成中她也可能会更加兼顾性别平衡，诸如国务卿、防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内的关键职位将可能出现女性身影。

国务卿方面，可能的人选包括温蒂·谢曼和威廉·伯恩斯。谢曼此前担任美国外交系统排位第四的职务——国务院政务次卿（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排位仅次于国务卿和两个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与希拉里私交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希拉里任国务卿时任命的国务次卿，谢曼是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主要谈判代表，领导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谈判进程并见证了从2011年至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的全过程。

伯恩斯也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曾任美国驻约旦大使、驻俄罗斯大使和国务院政务次卿，并在副国务卿任上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美俄关系及美印关系的发展。伯恩斯是美国外交官最高荣誉career ambassador的获得者之一。卸任副国务卿一职后，伯恩斯出任美国最著名外交政策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伯恩斯的声望以及其在中东、俄罗斯和南亚的丰富经验将对美国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期的外交政策带来帮助。

防长方面，可能的人选包括米歇尔·弗卢努瓦和杰克·里德。弗卢努瓦此前任国防部政策次长，是仅次于国防部部长、常务副部长、财务次长、技术次长、情报次长和人事次长的国防系统排名第七的职务，弗卢努瓦也是美国国防系统排位最高的女性官员之一。在其任上，弗卢努瓦协助奥巴马完成了国防规划的改革，是奥巴马政府中国防领域的重要角色。如果其获得防长提名并由参议院通过，弗卢努瓦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防长。

里德是来自罗德岛的参议员，并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更重要的是，2010年盖茨离任、2012年帕内塔离任、2014海格尔离任后，奥巴马都打算提名里德担任国防部长，却一再被里德拒绝。虽然如此，里德的经验以及其在国会的崇高声望仍然使之成为克林顿政府防长一职的潜在人选。此外，里德曾在第82空降师服役近十年，军阶至少校，这也是他在防务领域的重要资本。

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人选则相当有限。一方面，特朗普参选至今已经惹毛了大部分的建制派共和党人，是否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任其内阁高官非常难说；另一方面，特朗普坚持孤立主义、反全球化的立场，外交和国防系统中有经验的官员大多与其立场相悖。

国务卿方面，可能的人选包括鲍勃·柯克和约翰·博尔顿。初选结束后，柯克担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且曾一度被传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在外交问题上，柯克对外交建制派多有批评，认为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很多错误和问题且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此外，柯克在对外投资问题上也持保留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的立场是契合的。

博尔顿则是特朗普公开表示考虑过的国务卿人选。此前，博尔顿曾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于2012年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外交政策顾问。目前，博尔顿是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博尔顿是著名的共和党鹰派外交家，对多边组织一直保持怀疑。在2001年的日内瓦生物武器会议上，博尔顿公开阻挠了联合国关于加强1972生物武器公约的提案；在2002年，博尔顿更是一手导演了时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布斯塔尼的下台。此外，博尔顿还力推减少对核不扩散相关行动的资金支持。博尔顿的鹰派作风和毫不在乎外交规则的做法使之四处树敌，但却和特朗普口味相投。

防长方面，可能的人选是共和党议员邓肯·亨特。亨特现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是较早站出来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议员之一：早在2月份内华达初选结束亨特就已经公开支持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亨特的政策极端鹰派，主张对中国、俄罗斯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在内政上，亨特的立场贴近茶党，也是特朗普可以依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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