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三部曲之三｜贫民窟终结者？做梦去吧

对于大部分影响城市面貌的民房，常见的解决办法是拆迁。拆迁未必是一种野蛮的手段，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协议与置换的平台。但有些改变未免过于大刀阔斧，让人对资本的无情唏嘘不已。当然，拆迁的方法并不是原创于中国的。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皇家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贫民窟的拆迁。

1848年英国通过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法案，社会改革家查德威克认为改善公共健康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在于：改善居所的给排水；清除生活垃圾；提供清洁饮用水；为每个市镇指派卫生官员。 这一法案成为当时贫民窟拆迁运动的开端。政府开始限定住房的给排水、食品供应等方面的最低标准，而不满足最低标准的住宅将被拆除，用合格的住房取而代之。

早期的伦敦贫民窟拆迁工作主要由私人企业家、慈善业者主导完成，但是伦敦市区的住房压力仍旧与日俱增。于是政府开始着手操办拆迁，以便更好地控制住房标准问题。1889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它们第一个贫民窟拆迁项目“老尼克尔”，61,000平方米面积的土地上73栋房屋被、5719人被拆迁，建筑师重新设计了1069间公寓，预计可容纳5524人。

在贫民窟同样猖獗的纽约，政府并没有在起初就采取“公共住房”的策略，他们感觉到公共住房政策“只能使少数人获益”，于是更加倾向于将居住问题交给市场解决。市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具有最低标准的建筑规范，来保证新建住宅的质量。不过这些规范也未必总是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比如原本被设计用来保障生活质量的通风井“airshafts”就逐渐演变成堆放垃圾的地方。

大刀阔斧的贫民窟拆迁出现在二战后。1949年纽约市政府推出了新的“住房法案”，提出政府将提供“贫民窟清除”和“城市更新”的财政支持，同时要优化住房贷款的政策，并大力推动公共住房建设。时任美国总统的楚门在电视讲话中说道：“贫民窟意味着疾病和犯罪，更新意味着健康和快乐。”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被认为是纽约最重要的规划师之一，也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奋力抨击的人。在1945年到1960年之间，至少有50万人因摩西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而被迫迁出纽约市区，搬进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之中，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

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公共住房政策发展的“黄金三十年”，拆迁工作一度前程似锦。但是，此时兴起的殖民城市的贫民窟治理就没那么顺利了，将西方城市的治理方法生搬硬套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马上就遇到了瓶颈。

比如说，如何来界定最低居住标准？1956 年，印度政府制定了《贫民窟地区（改善和清理）法案》，将贫民窟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建筑，以及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够安全健康的场所。这种定义当然纳入了不计其数的住宅，数量如此之巨的改造，政府财政根本无法负担，而且受波及人数也在持续增多，因此法案实际上到1970年代之前都没有真正实施。

不论是印度、埃及、印尼尼西亚、古巴、还是在墨西哥、秘鲁，政府都作出了“改造贫民窟”的伟大承诺。然而，刚刚经过了世界大战和内战，这些新兴国家的政府往往无法提供如此数量巨大的公共住房，贫民窟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在一些城市里，贫民窟还不幸的沦为政治斗争的机器。在孟买、加尔各答、开普敦和内罗毕，人们都发现贫民窟的发展周期与选举周期同步。在卡拉奇，土地强占和土地私有化在大选当年显著增加；在开普敦的峡谷地区，同样地，每到大选之前，位于山腰的贫民窟都会发生明显的扩张，政客们常常将贫民窟设定为争取选票的关键舞台，因为这里人口密度最大，竞争成本最低，宣传效果最强。有时候，他们甚至将“自己人”从乡村大批大批地吸引到贫民窟来，就是为了帮助自己拉选票。

这样一来，政府与“贫民窟”形成了一种骇人的粘连而又抵抗的关系。一方面政府“致力于”解决贫困居住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励贫民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治作用。

看来依靠地方的力量不足以起到治理贫民窟的效果，于是跨国机构开始扮演起“充满善意的第三方”，帮助各国政府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在一些地方代替政府提供住房补贴制度，这也成为冷战时期遭人诟病的“结构调整”的一部分政策，结果是彻底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在财政上实现自救的可能。世界银行以贷款形式向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发放的补贴，造成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被债务问题所困，限制了经济发展，也加大了贫富分化。

二十世纪一掠而过，如果说人们在贫民窟改造上有什么心得体会的话，那就是过往的那几套都失败了。贫民窟好像是顽固不化的病菌，你在一个地方清扫它，它就在另一处加倍奉还。每当出现这种药到病不除的情况，我们应该反思的不光在于是否开错了方子，而更在于诊断是不是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政府尤其是规划部门，把贫民窟主要看成是一个住房短缺的问题，因为住房短缺而不断提供住房，是现代主义应对贫民窟问题的方案。但是我们在贫民窟里走一遭，就会发现密密匝匝的屋顶下面更多的是商店、理发屋、药房、歌舞厅。不管样貌多么简陋，这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社区。

这样的社区当然不能简单地看成一个贫困住房的集群。这也是为什么贫民窟虽然外观不良却仍充满吸引力。把贫民窟的住房问题阐释清楚的人不多，约翰特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特纳是一名于20世纪中叶毕业于英国的建筑师，他不远万里去往秘鲁，在那里进行了长达九年的贫民窟改造实践。他将自己的工作体悟写成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人民建房》，专门讨论了“住房的价值”。他通过一系列案例总结道：住房的价值不等于住房的物料价值，它有一部分是不可量化评估的。

由于住房价值的不可量化，住房的意义就超越了产品，而单纯由某一类机构（比如政府）来解决所有穷人的住房问题的也就是不切实际的。特纳认为，只有将建设住房的决定权转让给住户才有希望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相反，采用量化的手段（不断生产住房）来解决不可量化的问题（丰富多样的住房需求），终究是死路一条。特纳认为，人们对住房的基本需求就包括对遮蔽物的需求，对地理位置的需求，以及对安全感的需求。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住房的档次、住房的所有权、它外观如何、是否安全，并不重要，相反，住房的地理位置、它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能否就近带来工作是选择住房的关键因素。于是，在住房经济的问题上，真正重要的是住房支出和家庭收入的比重关系，舒适性的需求则应留给用户自己来决定。

正是因为人们对住房的地理位置做出了选择，并在住房的档次和外观上做出了妥协，才有了这样那样的贫民窟。既然它听起来这么合理，那么我们就应该听之任之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命题。若不加以介入，资源的分配将趋向于更不均等，而贫困问题将愈演愈烈，贫民窟也将不断蔓延。但若不在经济系统上做出调整，不从提供就业、合理化分配结构的角度进行工作，而只对着住房紧缺问题抓耳挠腮，则是治标不治本。在社会住宅实践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政府花重金盖好的社会住房，本意想让贫民窟的居民拆迁过来，最后却落到了不那么贫困的人手里。发生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可能：要么项目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要么就是贫民窟居民并不想搬进来，他们拿了补贴，再把房子让出去，自己又搬到了离贫民窟更近的地方。这两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说得通。

人们之所以想要搬回贫民窟，是因为那里的地理位置实在非常优越。这些地方往往附着在城市最具生产力的地区周边，或者是靠近富人区，需要大量的从事服务生产、廉价的劳动力。但也往往是这些地方最让政府头疼，在景观秀美、街道清爽的地方，马路一拐就是一个贫民窟。一方面，这里的土地价值一定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提供足够低成本的方式来造就干净整洁又地处优越的居所，那么贫民窟可能会卷土重来。面对这种两难，底气雄厚的政府采取的是一次清扫解决一个街区的问题；特纳提出的是要为贫民窟的住房市场建设“提供适宜的材料和工具”；而另外一批人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介入方式，即通过贫民窟中的公共空间，而非住房，来逐步改良贫民窟的物理环境。

比如在基贝拉工作十年以上的非政府组织KDI。它全称Kounkuey Design Initiative，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的设计和开发机构。他们深深扎根于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四处找寻建设一种他们称为“生产性公共空间”的机会。

这些生产性公共空间往往提供基础设施包括水，而每一个项目都从寻找土地开始。尽管基贝拉挤挤攘攘，KDI的设计师们还是总能从中找到一小片空地，他们和邻居们签订土地使用协议，并整顿场地。接着他们规划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空间，通过比较经济、环保的方法建设处一个学校、澡堂、或者社区中心这样可以持续运营的场所。空间建设和运营计划同步进行，周边的居民会参与到社区空间的运营当中，KDI会监管这些小机构的运营，直到确认他们可以自给自足。目前他们已经建设了不下8个项目，最成功的一个当属位于基贝拉中心地带的澡堂。每天早上6、7点钟，男人们在这里排起长龙，在上班之前挨个到澡堂里把自己捯饬干净。因为周边缺乏这类设施，澡堂非常受欢迎，人们为了更加体面地开始一天的工作，愿意支付几十先令的费用，因为洁净的外表有机会给他带来晋升的空间。

在马萨雷贫民窟，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公益组织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贫民窟造梦计划”来自于一个偶然诞生项目。来自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在网上发起募捐，并帮助自己支教的学校重建了校舍，而项目第二年，这个星星之火就发展成了一片燎原之势，“贫民窟造梦计划”从一次建造活动出发，变成了一个基于贫民窟教育问题而设的社区组织。他们举办展览、选秀，帮助贫民窟的儿童走向国际舞台。因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了解，贫民窟的硬件问题都只是暂时的，社会结构的转变有可能带来实质性的转机。

在KDI的章程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贫穷的复杂性——它具有经济、社会和物理的特质。为了应对这些互相交织的贫穷的挑战，我们致力于建造低成本、高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实现社区的自我表达。”贫民窟归根结蒂是一个社区，是一个每天在上演各种情节的大舞台。KDI和贫民窟造梦计划的工作并不能说是找到了治理贫民窟的终极手段。毕竟这世界上有几亿人生活在成千上万的贫民窟之中，而他们如此不同。但至少我们回顾历史，放眼全球，看到贫民窟的异质性正在慢慢被发掘出来，贫民窟三个字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物理空间含义，具有很强的延展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确实是当代大都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怎样对待贫民窟——标签化、敌视、抵抗、容忍还是好奇、考察、接纳、握手，我们就拥有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