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不是复原”：战后北大如何重新崛起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师生在阔别古都九年以后，重新在北平举行复员开学典礼。此时的北大一举扩充为包括六个学院三十三个学系、两个专修科、一个文科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而此前北大长期仅维持文理法三个学院的规模，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一年多以前，教授们还普遍对学校的前途感到悲观和忧虑。那么，北大究竟是如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迅速实现院系扩充而崛起的呢？

易长风波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国土重光，举国欢腾。随之而来的就是抗战初期内迁到大后方的政府、工厂、学校等机构的复员任务。稍早以前，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应邀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有意安排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一职，但为傅斯年婉拒，并推荐自己的老师胡适出任校长，经政府批准。当时胡适尚在美国，到任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开始着手处理筹划复员北平的艰巨任务。那么此时的北大是什么处境呢？

在1945年9月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说“北大近年空虚”，“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各系教员，不充实，好则不太滥，明年暑假至少须聘三十教授（文理法三院），解聘者不过数人”。接着傅斯年历数各系现状，“文理两院均好，法科太不整齐”，“外国史人大不够”，“算学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很好，也可添人。化学，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法学院最糟，政治系不成样子，经济空虚，法律则几都是律师”。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抗战军兴，学人星散，很多教授不能随校南迁。另一方面，北大校长蒋梦麟为照顾三校合作的大局，秉持“不管者所以管也”的态度，和张伯苓一起将联大校务交由梅贻琦主要负责，同时责成北大同人多做牺牲，一切设想俟战后“发扬光大”。蒋梦麟这份苦心并未被多数人理解，北大教授对此普遍抱有怨言。

直到政府宣布胡适为北大校长，师生精神上忽然为之一振，“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胡适领袖士林数十载，并长期担任北大系主任和文学院长，深得师生拥戴，其声望和象征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师生们提出“复员不是复原”这一响亮的口号，希望北大不但能像此前多次一样走出低谷实现中兴，而且取得更大的光荣。

胡适

增设学院之缘起与商讨

1945年9月6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拟增设医农工三院”，之所以增设学院，一方面是北大领导人早有此动议。北大历史上有过包括医农工各科的齐全设置，后来或分出或停办，长期维持三个学院的规模，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经费所限，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1917年蔡元培掌校以来倡导学术分立，重点发展文理各科，北大成为“文史与自然科学的中心”。不过这种德国大学模式后来逐渐被美国模式所超越，因此在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在谈及北大未来设想时曾说“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另一方面，日伪组织于1938年在北平成立伪北大，战后教育部令北大对其实行接收，伪北大的医农工各院原有一定的图书设备，也成为北大增设学院的基础。这样，复员后北大扩充规模就正式提上日程。

首先是农学院，傅斯年说：“农学院似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是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有趣的是，北大前后两任校长在赴美留学之初都是学农，蒋梦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因此，傅斯年跟胡适打趣说：“先生本是学农的，由先生手中出来农学院，也是佳事。”

“农学院最费钱的是地，这似乎有办法。农具、车辆，似可借重善后救济总署。金大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极有干才。可以舍去一切来做我们的院长”，不知为何章氏没有就聘。后来北大决定请俞大绂为院长，1946年1月5日，傅斯年动员妻子俞大綵出马“务必即写一信劝劝他”， 俞大绂是傅斯年的妻舅，俞大綵的三哥，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博士，植物病理学家。此事很快就有了回应，在1月20日信中，俞大绂即同意赴任，并立刻着手草创院务，聘请各系主任“均为全国甚至世界所知名者”，其他教员亦为“农学界第一流人物”，农学院设十系，在全国各大学农学院中是分系最多的，其中昆虫学系、植物病理学系、畜牧学系、兽医学系和土壤学系都是国内第一次单独设系，学院并有农场两处：一在玉泉山约700亩，一在卢沟桥约1500亩，可见其大手笔。

傅斯年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在欧洲留学时曾学习过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学等，1934年刚回国不久就亲自参加有关中西医的争论，在《所谓“国医”》一文中就提出应该多设医学院，因此，当北大创办医学院时傅斯年极具热心，亲任医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医学院极有意思，也有学术上之价值，但太花钱了，怕办了影响其他太大。骝先（注：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长）坚决主张我们办。北平日本人留下设备也很好”。起先，协和医学院出身、时任军医署长的林可胜主张北大将协和并入，其理由有二：一是协和经营多年早有成绩，有协和怕办不好；二是以胡适的声望他们会答应。对此，傅斯年冷静地分析道：“我看协和调子太高，又不肯多收学生，恐是累赘，也未必容易办到。林或太乐观。”后来还是决定自己办。

至于医学院院长人选，时任卫生署署长金楚珍推荐杨济时或卢致德，而胡适属意马文昭，傅斯年仔细比较三人的长短之处，分别从学术地位、合作精神、行政经验、对外联系、个性人品等全方位进行比较，并追忆自己和朋友与上述诸人从前接触之经过，权衡再三后赞同胡适的提议，但也指出“虑其未必可久（受气必下去），而创办时尤多事”，从中可看出傅斯年对学术领导人的选择标准以及对复员北大的认真程度。中间又曾一度传说刘瑞恒、胡传揆将任医学院院长，最终在1946年10月11日马文昭才正式表示应聘院长。

医学院设医学、药学和牙学三系，医学系再分十八科，并设附属医院两所，聘请到病理科秦光煜、生化科刘思职、妇产科林巧稚、外科关颂韬、内科吴朝仁、眼科毕华德、耳科刘瑞华、儿科诸福棠、脑神经科许英魁诸先生，皆是造诣极深的医学家。胡适曾不无骄傲地说：“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当时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正筹划在华资助四五个医学院，傅斯年从医学家金楚珍、刘瑞恒、沈克非等晤谈时得知此事，又竭力促成补助北大医学院。

在联大时期蒋梦麟就曾“有意于工学院”，有鉴于战时中日之间军事和工业力量的悬殊以及战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才益巨，北大乃将创办工学院正式讨论。不过相比农医两院，办工学院面临的困难更多，“今日工学院绝难请得好教员，花钱太多，人家比我们早二十年。此时来上一下，恐怕要出丑，请先生斟酌一下。土木、机械等系，乃工学院之基本，请教员最难”。这里傅斯年显然是针对清华而言，清华早在1926年即有工程系之筹设，到1946年二十年间已经建成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四系，复员后又新增建筑系、化工系，有庚款作充足稳定的经费和“比肩欧美各大学实验室”的设备。此外，国内老牌工科名校如北洋、交通、唐山等皆成绩卓著、素负盛望。对此，傅斯年犹豫再三，“或者我们先办农、医二院，工院暂缓，或者不办医学院，或者不办工学院，或者理学院中先设应用化学、应用地质等系，或者农学院也缓办……一切听先生决定。我的看法，农第一，医第二，工第三，以好办与否为标准”，后来又一度设想将工学院与清华合办，由清华主持。

最终，1946年8月22日在北大第三次行政会议上，正式议决设立工学院，聘傅斯年、江泽涵、郑华炽、马大猷、孙承谔五教授为工学院筹备委员，由傅斯年召集。建设步骤采取三年计划：当年先设机械、电机两系，第二年添设土木（含水利组、铁路公路组等）、化工、矿冶三系，第三年添设航空、建筑两系，达到七个系的规模。院长人选起先由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推荐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任副教授的钱学森，钱氏很快与胡适接洽，并为北大拟就《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后因美国聘约尚未到期没能成行。饶毓泰随后再推荐自己的学生、北大物理系36届校友、哈佛大学博士、时年31岁的马大猷任工学院创院院长。

除了增设三院以外，原有文理法各院是北大的根本，傅斯年与胡适力求充实，三院院长除原文学院长胡适因出任校长改聘汤用彤外，理学院和法学院仍以战前的饶毓泰和周炳琳任之。院系设置上只做很小的调整，文学院添设东方语文学系，聘季羡林为主任；理学院将生物学系一分为二，分设动物学系和植物学系。对教员聘请则不遗余力，战后各校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复员计划，人才争夺一时非常激烈，从傅斯年的信中可见紧张的程度，“这非早下手，大下手不可。文科方面说，张其昀似早已下手，我们要努力”。当时全体北大同人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各院长、系主任全部行动起来，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时在美国访学，通过书信跟胡适积极商讨复员计划，除及时指出物理系应开拓原子能研究以外，对理学院各系均做出细致的分析，就人才延揽提出人选，并建议创办天文学系及工学院。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在日寇投降不久就“立即赶回北平，察看他心系神往的北大化学系的实验室、仪器药品和图书，筹备复员工作”并率先在临时大学开设“工业化学”课程；原化学系教授钱思亮因故滞留上海，这时毅然辞去经济部化学工业处处长回归北大参加复员；地质学系主任孙云铸在联大尚未解散时“已经为北大地质系延聘了十数位名教授”，学生们戏称其“很有让国内好些个地质和矿产机构拆台的意思”；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与傅斯年联系最多，尽管他“向来不大愿意多管事，但对北大复校事则甚热心”；语音学家罗常培由美返国就聘；朱光潜不愿就任安徽大学校长而回校任西语系主任。一时间真有万众一心，百川归海之势。傅斯年还提出以史语所的力量充实北大文科：“以上两系（指国文系、史学系），研究所处有人才，外边亦有人可拉，可以焕然一新，为全国冠。”“北大拉史语所人，我不抗议，如丁梧梓，北大如请他可默认，他处则必执原约以相乘！！！”他一连用三个感叹号来表示对史语所原则一贯的坚持，但为振兴母校即使破例亦在所不惜，“为全国冠”四字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傅斯年重振北大的理想和决心。

对于伪教员，傅斯年坚持“汉贼不两立”，一概不予聘用，毫不妥协，以保持北大的爱国传统和一个干净的记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教员聘任傅斯年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以免门户”，“将来学校之Kay与Position（拟点）都应该由不是北大出身之人为之院长系主任，我们只是效劳。如此方可门户大开，承蔡先生之传统也”。但同时也指出“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这是因为北大文史向居国内中心地位，地质学系更是经丁文江、翁文灏、葛利普、李四光等顶尖学者精心培育，独步全国，在世界范围都享受盛誉，因此这三系不在此限。在1946年10月17日致郑天挺信中傅斯年又专门提醒“本校似当多吸收南方学生”。由此，北大更加呈现出兼容并包、泱泱大风的恢弘气象。

教员聘请在胡适归国以前已大致聘齐，主要由傅斯年与各院、系负责人拟定，当时做傅斯年助手的邓广铭回忆：“有一次，傅先生向我说道，各学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尽量聘定，因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义者，对人没有严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请，那可能会弄的很糟糕的。”尽管如此，胡适在国外也尽力网罗人才。在胡适归国以后则通过行政会议继续商讨，从1946年8月16日在北大松公府蔡孑民先生纪念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到正式开学前，总计开会16次。到1946年10月15日，全校有教授190人，副教授35人，教员总数达到564人，另有职员472人。教工总计达到1036人，济济一堂，阵容空前强大，极一时之盛。

其他方面，与院系扩充同时产生的问题就是争取经费和扩充校产。1946年4月10日，梅贻琦报告教育部核定复员经费预算，分配北大10亿、清华12亿、南开8亿，经过傅斯年与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教育部长朱家骅等迭次磋商，到7月27日，教育部决定“准予追加三亿元，医学院追加一亿元”，总计14亿。关于接收校产，傅斯年首先责成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携陈雪屏处理，与清华和南开不同的是，北大原有校产均被伪北大占据，又涉及伪北大学生甄别，任务异常艰巨。1946年1月，北大再加派曾昭抡、杨振声、郑华炽前往北平，以杨振声为校产保管委员会主席，总体负责北迁筹备工作。杨振声是北大1918届学生，曾于1930年出任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在任期间多有创绩，后又担任西南联大常委会秘书长和叙永分校主任，富于行政经验。经多方奔走，争得数倍于前的校产。图书馆藏书方面，经昆明运回以及接收伪北大、追回敌伪搜去图书，到1946年9月共有45万册，并动用美金在国外购置最新图书期刊。

傅斯年的关键作用

傅斯年

傅斯年作为代理校长，是整个过渡时期里的实际负责人和执行者，起到开路先锋和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有着强烈的北大情结和大气磅礴的气魄与才干，为维护和发展母校倾注全部心血，为胡适上任扫平道路，“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在胡适归国就任以后，他还继续襄助校务两个月，即便是到了南京以后，“仍满脑子装着北大的事”，当教育部做次年概算时，傅斯年给胡适去信提醒本校应加员额及医院、农场等经费。当蒋廷黻“奉命辞职”后，傅斯年不顾“假传圣旨”，也要率先将蒋氏延揽到北大充实西洋史阵容，并继续与胡适讨论增加房子等校产问题。

同时，傅斯年在政府拥有极其广泛的交游圈子，就连跟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也相当好，深得信任，起先就是蒋介石授意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1946年6月，傅斯年陪同蒋介石游北平文丞相祠，乘机向蒋报告北大的财政困难得到圆满解决。教育部长朱家骅早年曾是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与胡适、傅斯年都是至交，朱家骅在给北大的批文中更说“北京大学历史既久，成就尤多，对国家之贡献更大，以其过去历史与基础应为国内最健全之大学，战争结束后，便当使之恢复扩充，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兵工署长俞大维是傅夫人俞大綵的长兄，其时傅斯年请兵工署协助托运图书设备搬迁；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也是其多年好友，“得到廷黻的协助，农学院如开办，他可帮一大忙……或者蒋先生（介公）可以帮一下”；这些资源为他办理北大复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傅斯年正是以其在政学两界的超凡影响和近乎霸道的方式尽瘁致力于北大复员，因此，蒋廷黻把傅斯年戏称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1946年7月30日，胡适正式到校上任，傅斯年呈请卸职。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举行茶话会，会上胡适对傅斯年为复员筹备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许多教授致辞申谢，傅斯年在答谢时谦虚地说：“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的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这样，在为胡适和北大扫平道路以后，傅斯年才放心地南下四川李庄，再行处理史语所复员南京事宜。

1946年双十节在国会街四院大礼堂举行复员北平开学典礼，场外贴有标语和迎新特刊，“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迎接这新的日子”、“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反映了师生驱逐仇寇、收拾山河、复神京还燕碣的豪情以及对战后和平与建设的憧憬。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二千多位同学，上午十点，胡适身穿蓝长衫和黑马褂，对扩音机说：“北大的人数……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又说“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把北大“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做到最高学府”。经过此番调整与扩充，全校师生空前振奋，北大重新崛起成为北方规模最大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