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谈上古社老编辑

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回望一甲子，上古社不仅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及学术著作，而且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编辑、学者，可谓人才辈出。现任社长高克勤先生在工作之余，对本社的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也非常关注，曾翻阅大量社藏档案，就此撰写过多篇文章。这次澎湃新闻就请他畅谈那些辛勤耕耘的老编辑的风采。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的历史，我们一般都会追溯到1956年11月1日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更早的基础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要的出版社从上海北迁，留在上海的进行了合并改造：1952年6月1日，由印度尼西亚归侨俞鸿模的海燕书店、新群出版社、郭沫若的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等四家私营出版机构合并改组而成的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定位为“以出版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全国性文学专业出版社”，社址在康平路83号。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的专业出版机构。它的规格是很高的，首任社长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总编辑是文艺理论家王元化。1953年10月，李俊民接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他刚辞去江苏省文化局长一职到上海工作。新文艺出版社新任副社长是蒯斯曛，曾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主任，做过粟裕的外文秘书,以后继李俊民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后任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文艺出版社也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一些人来自海燕书店，比如上古的老编辑王勉先生、钱伯城先生，他们在古典文学编辑组。

李俊民刚到新文艺出版社，就遇上了新中国文坛的第一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因为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不少编辑与胡风有来往，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学观点和创作比较肯定，出版过胡风及其同人的作品。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集团的“主要阵地”，在1955年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被点名的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就有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已调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的刘雪苇、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也因与胡风有过联系而被打成“胡风分子”，饱受迫害。受牵连的还有梅林、俞鸿模等人，也都受到不公正的审查。俞鸿模审查期间自杀未遂，“文革”中终于不堪迫害自杀身亡。耿庸也受牵连被捕，其夫人不堪剧变，跳黄浦江自杀了。李俊民在执行上级指示开展新文艺出版社的“反胡风”运动时，也本着公道的原则，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受牵连的编辑，如著名翻译家吴岩（孙家晋）等，为当事人所称道。还有何满子先生，只不过是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先生比较要好，就被打成了“胡风分子”；经审查出来后，李俊民就把他延揽进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李俊民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6年11月，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他任社长兼总编辑。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除了原先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钱伯城、王勉等，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受“胡风案”牵连的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自己的老友、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这些都是以创作、研究见长的编辑。所以，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何满子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说：俊老“常戏称他主张‘人才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

2006年召开的上海资深出版人（古籍）出版精神座谈会上，王勉、何满子、钱伯城、魏同贤（举牌者依次左起）等人获表彰。  文汇报 图

“胡风案”之后，又遇上了反右。古典文学社一共就六十个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了六个右派，有钱伯城、何满子、王勉等。

从1956年到1966年，虽然有各种政治运动，但还是出了不少好书，为日后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打下了品牌基础，也储备了人才。比如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等。更有影响的是三套普及读物：《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丛书》。这些普及读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为了做好《唐诗一百首》，当时社里先印了几百本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范围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下至印刷厂工人。最后行销了上百万册。

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手迹。  文汇报 图

澎湃新闻：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领导中，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您能谈谈这三位的情况吗？

高克勤：1958年6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当时年近七十的金兆梓先生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任主任，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金兆梓是老出版人，来中华上编后，同时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中华书局、中华上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三家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这项工作，故又有“两家半”之说。李俊民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李俊民为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

有百年历史的中华书局，其实是分两段的，创建人物是陆费逵，1958年重组以后的首位掌门是金灿然。说起来，金灿然还是李俊民1930年代在山东教书时的学生。而上古六十年，除了“文革”期间，其出书方向和掌门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前三十多年的灵魂人物是李俊民。他学名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上古的人都尊称他为俊老，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1923年，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老师是郁达夫，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两位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工作。1927年5月出任中共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当地的共青团杂志。所以说，李俊老既是一个老革命，也是一个老出版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南通等地,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此外，1930年9月，他还参加了北方“左联”（当时参加北方“左联”的还有后来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的罗竹风等），任秘书长。同时，他还从事学术研究，1930年出版的《李白研究》，是他以唯物史观从事古代作家研究的较早探索。1936年，俊老与于在春、顾民元及江上青、江树峰兄弟等合办《写作与阅读》月刊，该刊物以语文教学改革为主题，宣传进步思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俊老在苏北先后担任“联抗”部队副司令、紫石县县长、苏中第四军分区宣传部部长、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苏北行政公署文教处长、苏北行政公署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等职，1953年10月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从此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生涯。

陈向平也是老革命、老出版人。他原名陈增善，上海宝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揭露黑暗，当时在浙东、皖南、赣东、闽北、闽南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笔垒》的主要撰稿人有著名报人陈虞孙、蒋文杰，作家贺宜、陈友琴等。陈向平在主编《笔垒》副刊时，除了团结一批进步文人（其中不少成了日后他从事出版时的作者）外，还发现、培养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镛。当时查良镛才十七岁，是衢州中学的高二学生。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了查良镛写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这篇文章观点犀利而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儿担心撰文者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发表。这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去寻访“查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陈向平又编发了查良镛的几篇文章。1943年夏，查良镛考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仍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1946年夏，查良镛因家境败落无法继续求学，欲去杭州谋职，写信给陈向平要求介绍工作。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查良镛。这番推荐，使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当年，查良镛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一年后，他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不久后，查良镛考取了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一职。次年，《大公报》在香港设分社，查良镛遂被派前往。晚年，金庸在《名人传记》上撰文回忆当年在《东南日报》的岁月，情真意切地说：“1940年代我在陈向平主持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可以说，陈向平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戚铭渠，浙江上虞人。他是老革命、老军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志愿军某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2月转业到空军十三厂任党委书记,不久调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1980年2月起又兼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与俊老一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仅半年时间就为四十余位同志做了彻底的平反、改正。除了党务工作，戚铭渠也参与中华上编的业务工作，作为副总编辑兼任编辑部选注研究组组长，分工主持普及读物、知识丛书和《中华活叶文选》的编辑、审稿工作。他组织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学习“三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组织学术讲座，由专家、学者讲演，如请金兆梓讲经、谢国桢讲史、夏承焘讲词，活跃社里的学术空气。与他共事数十年的钱伯城先生曾在纪念文章中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当丰富，知识面很广，对判断古籍的精华与糟粕，能提出精辟的见解，常使专业出身的编辑也为之钦佩。他特别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任务，认为这是培养民族文化修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做好选目、说明和注释工作，要选择最好的作品，编写正确详尽的说明、注释，以此推荐给广大读者。”除了普及读物，他也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1962年5月，他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得知陈先生在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来易名《柳如是别传》），当即约稿，蒙陈先生同意。

高克勤  中华读书报 图

澎湃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四大编审”的说法，是哪四位？

高克勤：裘柱常、吕贞白、刘拜山、于在春四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为编审，负责稿件的审读，被出版社的后人称为“四大编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出版志》“人物篇”均有他们的传略。但由于他们有的去世较早，有的鲜有著述，以至于其事迹、成就多不为人熟知。

裘柱常（1906-1990），笔名裘重，浙江余姚人。他是四大编审中最年长者，却不是治古典文学出身的，而是以新诗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以翻译家名世，译著主要有杰克•伦敦的《海狼》《毒日头》和德莱塞的《金融家》《嘉莉妹妹》等。1945年，裘柱常进上海新闻报馆任编辑。后任《新闻日报》资料副刊组组长、编委。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新闻日报》民盟支部主任。1960年任中华上编编审。1970年退休。晚年，他与同乡老友楼适夷、老同事吕贞白等诗词唱和。1979年和1980年，他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吕贞白（1907-1984）本名传元，字贞白，后以字行，又字伯子，江西九江人。其父为清末进士，曾在江苏南通为官，贞白随侍，是时年十四，拜状元张謇为师，学习古文诗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精通诗词，才气横溢。时人陈巨来也把吕贞白与诗人冒孝鲁、沈剑知、潘伯鹰、画家白蕉、篆刻家邓散木、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等并称为“十大狂人”。晚年的吕贞白仍自视甚高。和龙榆生关系都非常好。吕贞白喜奖掖后进，提携过章培恒、黄永年等。对没学问的人，他是嗤之以鼻的。吕贞白指导学生非常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某日，他审阅某校古籍所一硕士论文，对我同学陈麦青说：此论文“以劳力而言，似可授予硕士学位；于学术而言，则无发明”，并拟将此话写入评语。麦青问了原因，原来是该生以点校某宋人笔记代替论文，仅冠以一简短前言而已。麦青对他说，千万不能把此话写入评语，否则会耽误学生前程。他就采纳了麦青的意见。可见，他对学生不只是责之严，也爱之深。

刘拜山（1909-1965）去世比较早，可能大家不熟悉。他原名其锽，字元铸，号遇声，江苏靖江人。192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六中学，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后因病辍学。他与俊老是老友，受俊老的动员，1957年11月来上海工作，先后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华上编编审兼编辑室副主任。1962年，中华上编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由刘拜山负责，钱伯城说刘“是事实上的首任主编，但不署名”，刘的名作《李白两入长安辨》，就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刘拜山的两个弟弟刘述周和蒋天佐都是老革命、老干部，比他知名度高。刘述周(1911-1985)，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当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著有《刘述周文选》。蒋天佐（1913－1987），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左联。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作协江西分会副主席。著有评论集《蒋天佐文集》，翻译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雪虎》，俄国作家萨克蒂科夫•谢德林的《萨克蒂科夫寓言集》等。

于在春（1909-1993），江苏镇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24年他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后直升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十六岁即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处女作《冷落》。1949年后，于在春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55年3月应老友李俊民之请，调至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组任编辑。1958年6月，中华上编成立，任选注研究著作组（第二编辑组）组长（副组长为金性尧）。当时他的属下除金性尧外，还有受“胡风案”牵连的曾任上海市文协秘书处处长的作家梅林（1908-1986）、作家施瑛和何满子等。第二编辑组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编辑出版的书主要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中华活叶文选》等。金性尧称于在春为“于公”，说这称呼“也含‘迂公’的调侃意味”，因为于说过：“凡是我坚持的，最后必证明是正确的。”金性尧认为：“他有他固执与偏激的地方。”

澎湃新闻：除了这四大编审，上古的老编辑中还有瞿蜕园、何满子、王勉、周劭等，也很出名。

高克勤：除了“三驾马车”和“四大编审”，还有一些老人，比如胡道静、金性尧、周楞伽等。周也是奇人，他耳朵聋，但写东西非常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著名的小说家，在古典文学出版社整理了不少古典小说，到了1990年代，还为古籍出版社写了很多通俗读物，比如《漫画金瓶梅》《漫画封神演义》等。

还有王勉。他1916年出生在福建长乐的一户书香人家，上世纪三十年代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景超、潘光旦等名师，与不少当今名公、学界耆宿是学友。七七事变后，随学校南迁到云南。毕业后曾在昆明工作，并担任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旋又因担任过美军翻译这一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劳动改造。我听他说，当时是社里的人用黄鱼车押着他去提篮桥监狱，经过外白渡桥，他真想跳下去，可是一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就忍了。王老曾经爱抽烟，关押后，没钱抽烟，老是捡人家的烟蒂抽。粉碎“四人帮”后，他把烟戒掉了。当时他年已六十，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从事了十年的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并负责编辑上海红楼梦学会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在此期间，他也撰写并发表了有关《红楼梦》和明清诗文小说研究的论文；出版了专著《吴伟业》，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研究清初大诗人吴伟业生平及其文学成就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退休以后，王勉先生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从事阅读与写作，并以鲲西之名发表一系列品书和怀旧的文字。他力图把被剥夺的时间补回来，在病床上对友人表达的心愿是“我还要写”。王先生很高寿，2014年“双十一”那天以九十八的高龄逝世。

何满子先生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的个性。他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县龙门镇的一个世族家庭，原名孙承勋，孙氏家族自认是三国孙权的后代，但他却以“何满子”的笔名行世，甚至连小辈也跟着姓何。他自学出身，没读过大学，却当过大学教授，出任过报社的总编辑。他青年时代曾投奔过延安，后来离开延安，从此漂泊南北。建国后更是运交华盖，他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一年多，出来后不过一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的岁月，被送到了宁夏的劳改农场，几乎丧命。当时上海管文教的一个领导，叫石西民，也是爱才，把他调回了上海。直到“文革”结束，他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操编辑旧业，才重返他研究、著述的黄金时代，曾被评为当代杂文八大家。原本他的志向是治学，有感于俊老的人格魅力，一直在上古做编辑。著有杂文集《画虎十年》《绿色呐喊》《虫草文集》等二十余种。他很崇拜鲁迅，一生以鲁迅先生为楷模，治学为文均是如此，不趋时，不媚俗，真诚待友而疾恶如仇，始终关注着现实，对看不惯的种种现象，常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文中常有难抑的火气。2009年5月8日以九十高龄逝世。

还有最著名的特约编审瞿蜕园。瞿兑之（1894-1973），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长沙人，是现代文史大家、书画家。他出身世家，家学渊源深厚。其父瞿鸿禨（1850-1918）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其岳母为曾国藩之女曾纪芬。他早年从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闿运学，后入北京译学馆主修英语，同时学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语言，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基础。抗战时期，他滞留北京，出任伪职，其时改名为瞿益锴，这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和后来获罪的原由之一。抗战后，他取号蜕园，意在悔过，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他又曾以教授身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执教。1949年后，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后被中华上编聘为特约编辑，据说此工作为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所介绍安排（另外还有一位著名文史大家谭正璧也被聘为特约编辑）。成为中华上编的特约编辑，使瞿蜕园晚年有机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典籍尤其是唐代文学典籍整理研究的大家。在此之前，他虽已著作等身，但鲜有古籍整理方面的鸿篇巨制。中华上编当时把古典文学典籍整理作为重点，尤其注重新校新注。中华上编的领导知道瞿先生博通经史，对两《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因此让他承担李白集和刘禹锡集两书的校注工作。他的《李白集校注》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续加考订，纠谬订正不少。而他的《刘禹锡集笺证》则一无依傍，发明甚多。这两本著作水平极高，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说现在的研究者对刘禹锡诗的注释解读，还达不到瞿先生的高度。可惜的是，这两本著作都没能在瞿先生生前出版。成为中华上编的特约编辑，也使瞿蜕园在“文革”中受到牵连，不幸沦入深渊。他被卷进了中华上编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以所谓“大量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遭到牢狱之灾以至含冤而终（详见《特约编审瞿蜕园》，载2016年2月21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此外，还有一个特约编辑也很有名，就是周黎庵（1916-2003），名劭，浙江镇海人。他是世家子弟，少年成名。1930年代和施蛰存、穆时英等一批现代作家交往，编了不少杂志，当时也是崇拜鲁迅的杂文家之一。上海沦陷后，变成了落水文人，与汪伪政府有交往，参与主编了《古今》杂志。他和戴望舒、穆丽娟夫妇是好友。1941年，戴望舒与穆丽娟因性格差异离婚，穆回到上海，后与周多有交往，并最终结婚了。解放后，周劭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也曾因历史问题被劳动改造多年。粉碎“四人帮”后，回到上海。因为熟悉历史掌故，同时也跟金性尧熟悉，就被介绍给了俊老，于是被邀请到上古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比如查慎行的集子（《敬业堂诗集》）就是他整理的。他为人旷达，晚年和施蛰存等人关系都挺好的。

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古，有一批从1930年代过来的老文人、老编辑。当中有三位同年：金性尧、王勉、周劭。跟他们年岁相仿的有何满子、陈振鹏、钱伯城、朱金城、富寿荪等。还有年富力强的老编辑，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有魏同贤、汪贤度、李国章等。再往后就是19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赵昌平、李伟国、李梦生、王镇远、金良年、王兴康等。我也是这个时候进入上古工作的，至今已过三十年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古的人才与国内的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那时候，从文史研究来说，高校、社科院、出版社是三足鼎立的。

澎湃新闻：也有不少老编辑是“文革”后才进了上古的吧？

高克勤：“文革”后，上古一方面努力找回“文革”中被遣散的老编辑，除了上面提到的何满子、王勉，还有陈邦炎、沈善均等。陈邦炎，字蕴之，1920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湖北浠水。高祖陈沆为清代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有《诗比兴笺》等著作传世；伯父陈曾寿为近代著名诗人，有《苍虬阁诗集》等著作传世；堂姐夫是赵朴初。建国后，邦炎先生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在上海民主促进会机关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1978年进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第二编辑室主任。他以年近六旬之身，开始了十余年的专业编辑生涯，直到古稀之年退休。沈善均是上海园林局的高级园艺师，浙江湖州人，毕业于浙江农学院，上海蜜梨就是他培育的。他有家学渊源，父亲和邹韬奋是同学，“文革”结束后来上古做编辑。另一方面，上古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人员，这些招聘来的编辑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相当一段时期的业务骨干。当时报名的有几百人，最后录取了十一人，经过长期工作，也成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比如邓长风先生是明清戏曲史专家，曹明纲先生是赋学专家，李祚唐先生对四库版本学很有研究。

从1978年以来，将近四十年，也算是人才辈出。上古不仅培养了许多出版人才，还有不少骨干被调到业内其他出版社担任领导，如曾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伟国、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的王兴康、担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的李梦生、担任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的金良年等，上海辞书出版社近年来的三任社长李伟国、张晓敏、秦志华的编辑生涯也都是在上古开始的，所以上古一度被誉为上海出版界的“黄埔军校”。

澎湃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些专家型编辑，对出版工作有怎样的帮助？

高克勤：上古六十年，领导是专家型领导，编辑也多是专家型编辑。1950年代就有四大编审和胡道静、金性尧等先生。胡先生为著名科技史学家、古文献学家，曾著有《梦溪笔谈校证》《农书与农史论集》等，对宋代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等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因此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先生有家学渊源，父亲怀琛先生和伯父朴安先生都是南社成员，与柳亚子先生交谊甚笃。胡先生在大学读的是文科国学系，他在学校深造的同时又转益多师，曾从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先生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文革”中，中华上编被合并进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先生也遭到迫害。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独立建制，胡先生没有回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上古社的金性尧、何满子等，都是可以跻身一流的学者。还有默默在编辑岗位上做出很大贡献的陈振鹏先生、李学颖先生等。年轻一辈的，上面提到的李伟国，在宋史研究和敦煌学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是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赵昌平更是唐诗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梦生在古典小说和元代文学研究方面很出色，是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上古六十年，出版了一大批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流大师的著作，这说明上古的前辈一方面有学术眼光，另一方面就是有人脉。比如陈寅恪先生的书稿，中华书局通过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等去向陈先生约稿，被陈先生拒绝了。而上古是通过陈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的陈守实、蒋天枢两位教授与陈先生联系。而且在长达六年的约稿过程中，上古一直非常尊重陈先生，不仅与陈先生书信往来不断，主要领导人陈向平、戚铭渠去广州时专程拜访陈先生；而且通过陈先生的弟子了解陈先生的身体和著述情况，及时送上问候，赢得了陈先生的信任。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陈先生到广州后，住在康乐园，楼上住的就是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王教授与陈向平关系很好，上古这边就通过王教授与陈先生联系、约稿，最终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书稿，并在“文革”结束后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对中国当代文化和出版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