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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遭遇老年相亲团的中国难题:老年人的公共空间争夺战

郑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
2016-10-25 15: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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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上海漕溪路宜家,一位老人正在取咖啡。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实习生 刘嘉炜 图

近日,大爷大妈们又一次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事情的起因源自上海宜家徐汇店发布的一则《告顾客书》,其中称“在宜家餐厅出现了一个非法的相亲群体,这个群体占用了宜家餐厅舒适的就餐环境,长时间占用座位,自带食品及茶水,大声喧闹,随地吐痰,打架及斗殴。这些不文明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宜家餐厅的正常运营和广大顾客正常用餐。”并开始实行先购餐,后入座的经营模式,未消费者不得占用座位。这已经不是宜家第一次发布所谓的《告顾客书》,早在2011年8月,宜家也针对这个群体发布了内容类似的“限制令”,并把这个群体明确为主要年龄在45-65岁之间的人群,同样称其因不文明举止影响了宜家的正常运营,为此设置了免费咖啡专用区(即一些没有座位的高桌),并说明这么做的宗旨是出于“For the many people”。

仔细读宜家的《告顾客书》,不难看出:首先,在宜家的叙述中,这部分老年群体与大多数消费者是不同的,他们是异类;第二,在宜家的叙述中,这部分老年群体是“不文明的”、“没有素质的”、“非法的”,甚至是“暴力的”;第三,宜家号称其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发布的“驱逐令”,那么大多数人又是代表谁的利益呢?笼统地说,大多数人代表着花了钱的消费者,即宜家判定谁应该被维护而谁应该被驱逐的标准是单一的消费逻辑,即买东西的理应享受服务,而没有花钱的就应该被“区隔”。在宜家的叙述中,这部分老年群体被简单地代指为“不文明的”、“素质低下”的与大多数消费者相对立的一部分人,在消费的逻辑下,他们理应被区隔甚至被驱逐。

2016年10月11日,上海漕溪路,宜家餐厅中午爆满。

被消费侵占的公共空间

在当下主流媒体的叙述中,给老年群体的标签总是带着污名化的成分。比如,提到“中国大妈”似乎就意味着成帮成群、制造噪音、不够理性等,无论是把广场舞跳到全世界的中国大妈,还是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抑或是此次事件中的老年相亲团,都有着被污名化的嫌疑。这种贴标签式的命名方式的主体共享着一套关于“文明”、“素质”、“理性”等的中产话语,把老年群体视为他者。喜欢“占领”是贴给老年群体的标签之一,此次宜家与老年相亲团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是老年人以不消费的形式“占领”宜家餐厅。如果说舆论对广场舞大妈的批评停留在抱怨的层面,那这次宜家老年相亲团事件中,舆论似乎更同情宜家。同情宜家的基础在于,与广场相比,宜家空间更是消费的空间,而广场毕竟还具有一定的公共空间的公益性,在消费的逻辑中,花了钱的才能享受,不花钱的只能让位,因而宜家才获取了所谓驱逐老年相亲团的合法性——以不消费的形式占领了消费空间才会遭到攻击。

但是,公共空间与消费空间之间的界限真的那么清楚吗?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上海近年来的巨大变化,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调整以及新的日常生活空间类型的不断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实现了对社会空间的重新建构。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原本的公共空间被消费空间所取代,公共空间和消费空间已经界限模糊。在资本、市场以及政府的合力作用下,空间的功能可以轻易转化,而这种转化也大都实现了向消费空间的转化。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空间和公共空间基本是重合的。

越来越多庞然大物式的购物中心霸占了原本非消费性的社会空间,形式多样的大型主题乐园加入到城市空间中来,展览馆和博物馆遍地开花……消费空间大面积地在城市中蔓延,原本的日常生活空间与公共空间被占用,因此我们看到曾经充斥着生活气息的石库门被改造成小资洋气的“新天地”,曾经可以在其中谈论家常的弄堂变成了文青膜拜的“田子坊”,老年人曾经谈情说爱的外滩情人墙被大气整洁的滨江风光带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空间往往并不与老年人亲近,年轻人以及儿童才是消费空间瞄准的主要群体。放眼望去体量巨大、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其中有哪些部分是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呢?你又何曾在以“娱乐”、“审美”等为主题的乐园或美术馆中见过大量的老年人的身影呢?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娱乐与审美吗?显然,相对老年人来说,年轻人是更有消费能力的,或者说是更有消费意愿的。从广义的程度上讲,老年人是被排除在消费空间之外的,而大多数的公共空间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转化成消费空间,也就是说,越来越多本来属于老年人的公共空间逐渐被转化为排斥老年人的消费空间。

宜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宜家以一个大型的连锁家居商场坐落在城市中的时候,其背后也是对原本城市空间的改造和霸占,它占据着城市的街道,同时也改变了其周边的原生环境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原本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被消费空间侵占,公共空间与消费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似乎迈出家门就进入了消费空间,那么这些老年人又能去哪里呢?当年轻人可以在宜家中挑选到拥有设计感的廉价家居产品以适应他们流动性的居住,当年轻人可以在宜家餐厅以不贵的价格吃到蛮有格调的西餐,当宜家给“蜗居”魔都的年轻人提供让“小家也可以拥有大幸福”的设计方案时,难道被挤占了曾经的生活空间的老年人就不可以把宜家当成打发时间的地方吗?从宜家对这些老年人的态度中可见以宜家为代表的消费空间对年轻人的“善意”与对老年人的“苛刻”。

餐厅长期被中老年相亲群体霸座,宜家上海徐汇店开始封闭餐厅,没有购买食物的人不能入座。

大都市中无处可去的老年群体

除此之外,老年相亲团占领宜家背后还有更具体与复杂的因素。在这次宜家发布《告顾客书》使得老年群体问题又一次取得关注后,央视新闻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采访,被采访的老年人表示:“老年生活太过冷清,我们究竟还能去哪?”“也许大家都不知道老年单身的有多寂寞吧,有的孩子不在身边,有的即使在上海,也不过周末来看看。”“自己家附近也有老年服务中心,可收费难以承受,每天收费30元,午饭另需10元。一天40元,对于退休工资不高、条件普通的中老年人来说,并不便宜。”可见,对于这部分单身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是缺少陪伴的,同时经济上也并不宽裕,在对日常生活的选择上,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只能遵循更经济、更划算的原则。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这种孤独感和不自主,也是都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之一。

在当代都市生活中,尤其是魔都这样的超级城市,高速运转的都市需要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支撑,这些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就落在老年人的儿孙身上,而人口老龄化加剧,可以陪伴老年人的年轻人却大都无法在场。当然,并不只有老年人是孤独的,孤独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感觉结构”,似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种孤独感,但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更善于一个人消化掉孤独感。当代年轻人更倾向于个人的原子化的生活,由于资本和技术对年轻人的亲近,他们可以靠一个人追追剧、打打游戏也可以很好地打发掉时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APP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与年轻一代原子化的生活不同,老年人对集体生活的记忆犹在,他们的青春是在集体主义的时代度过的,同样面对孤独,也许老年人更希望找回他们的集体记忆,在宜家相亲活动中他们能找到同伴,能打发掉他们的孤独感,这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

除了想要找到集体感之外,这些老年人聚集到宜家也是出于对实际生活状况的考量。根据2011年的《申江服务导报》对上一次宜家区隔老年相亲团的采访,受访老年表示:“小青年来得,为什么我们来不得!小青年能来这里喝咖啡,谈恋爱,为啥阿拉勿好来?这个社会,我们下岗时没人关注,我们老头子在外面‘外插花’没人关注,我们小孩找不到工作没人关注,现在倒要这样关注我们!”从采访中可以看出,宜家相亲团中的老年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过程,但并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一定损害。如今,他们大都是退休的工薪阶层(或者是在市场化转型期就下岗的),选择宜家也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相对于用“文明”话语批评他们的人来说,无论是占有的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他们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并不一定有能力去更适合他们的消费场所。

当更多的公共空间被消费空间挤占,对于在经济、文化以及对技术层面都处在较弱势一方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属于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少,适合他们消费水平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而喜欢聚在一起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却在资本的作用下遭到驱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越来越无处可去。

2016年10月11日,上海漕溪路,一位长期来宜家的女士在和周边老年朋友议论餐厅变化。

宜家面临的中国式难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住房政策的改革和越发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盛行,使得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以住宅和居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逐渐风靡起来。居家意识形态让人们认为营造一个理想的居家环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使得按照居家意识形态营造出一个“理想的家”成为一个均质的“神话”,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居家”被重视起来,这也为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宜家家居(IKEA)提供了合理性。进入中国这十几年来,除了让顾客享受无处不在的北欧情调,像许多在华外资企业一样,宜家没有放松中国化的脚步。在产品设计、食品供应、展厅布置上注重中国式细节,在更深的层次上,宜家还在观察着中国的社会性问题,宜家每年都会推出一份由其参与调查的《中国都市人居家生活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深入生活细节的调查问题,试图解读中国都市人居家生活中的需求和问题。

宜家大战老年相亲团并不是其第一次接触中国老年人,其实宜家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老年人,只是在宜家对老年人的预设中,他们应该是在温馨的家中照顾儿孙的,是为了让“家”更有味道而牺牲个人的情感的,是呼应居家意识形态的。比如,在2015年上海宜家曾举办了一个名为“为爱下厨”的活动中,宜家请市民报名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尤其是关于厨房的故事,并在其微公共号上选择性的推送了五组活动,其中的一个故事叫做《三代同堂的味道》,“今天的主人公葛女士,为了与家人与孙子在一起,她现在放弃在外地颇有成就的生意,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多年的老友,来到孙子的身边,来到家人身边,对葛女士来说家人如此重要,看着小孙子一点点长大,看着家人品味她做的每一顿,她体会到的是与事业成功所不一样的幸福和满足。”从宜家选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宜家关注到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老人与子女异地生活的普遍性问题,但宜家对此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一个架空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厨房”。这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深层矛盾,而只是触碰一下问题的肌理,紧接着转向了居家意识形态,转向了刺激更多的消费。

在宜家的中国道路中,老年相亲团可谓给宜家出了一道难题。本来,按照宜家那套关于“家”的温情话语以及对老年人的预设,老年人应该安安分分地在家做饭和照顾孙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居家景象,谁知却被老年相亲团占领了餐厅。老年相亲团本应该被与其他顾客同等对待,但为什么因为其不消费的行为就变成了非法与不文明的异类呢?宜家怎么变得自相矛盾了呢?答案很简单,体验式消费与低价只是宜家的销售策略,是刺激消费的手段,但是老年相亲团却利用了这种策略来占领宜家,影响其创造利益,本来是为制造消费,却反过来被中国的老年相亲团“套路”了。

宜家的中国化背后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创造更多消费,无论是中国特色的食物,还是用上海话书写的标语,抑或是宜家对中国老年人假想式的预设,都在遵循着消费逻辑和资本逻辑。当现实中的状况和宜家的预设出现偏差的时候,宜家显得措手不及。一旦出现其影响利益的力量,宜家迅速地揭掉温情脉脉的假面。这种单向度的逻辑所导致的问题,在这次和老年相亲团的交锋中就暴露无遗:当宜家张贴告示说必须要消费才可以的时候,老年相亲团买了几块钱的面包放在桌上充当“通行证”,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消费逻辑面对老年相亲团的too naive呢?在这个时候,宜家已变得无力反击,只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搬出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明”话语来制约老年相亲团。

在这场宜家与老年相亲团的对抗中,显然宜家输了。当然,这不只是宜家的问题,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重要一环的跨国资本,宜家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碰到的中国式难题。以单一的逻辑和标准来处理复杂的在地性问题当然会遇到麻烦,这透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固化和短视。值得欣喜的是,这一次老年相亲团的举动是对资本和消费逻辑的一次挑战,当原本更多的公共空间被资本一次次侵占,当老年越来越无处可去,是时候需要把这些公共空间再要回来,这不失为大爷大妈们一次有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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