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近代上海为全球化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地方性知识

“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

这段犹如长镜头一般的叙述出自上世纪30年代一个外国人描述上海的文章。短短300字中，出现了7个国家的国民，马车、摩托、软轿、自行车穿梭在同一条马路上；礼帽、丝绸外套、时装、和服混杂在不同人身上；和尚对着传教士，时髦人士撞到穷苦小工。

这一场景反差如此巨大却又和谐共处，“魔都”这个称号也许给到那个时代，比现在更准确。

“现在认为中国比印度、美洲迟一点加入全球化，但是在这一步当中上海表现得非常奇特。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近代上海意外地成为全球化的先行区，成为全球化集聚型城市。”上海社会科院研究员、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提到，1930年代，来自亚、欧、南北美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外侨人数最多时超过15万。

近日，熊月之在大隐书局“大夏读书会”举办了题为“全球化的意外先行区”的讲座，分析为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上海会成为“先行区”。

当时上海三四百万人中有15万外国人

现在上海有17万多外国常住人口，比近代外国人口的顶峰15万稍微多一些。然而如果考虑比例，则远少于当年。

“那个时候是三四百万人中有15万外国人，今天是2000多万人中有17万多人。”熊月之研究过数据，发现今天外国人在上海的人口比例远远不如近代。

和今天更为不同的是，当年外侨中有相当多的人称自己是“上海人”。他们在上海生活，在上海买地、盖房子、生孩子、办学校、办工厂，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园。

当时中西文化在上海都不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尽管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上是相对平静地交流、切磋、融合，出现了广泛而复杂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现象，诸如会审公廨、万国商团、多教混合、混血儿、洋泾浜外语等。

那时中外有识之士已在上海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问题，今天在全球热烈讨论的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有人在非常认真、有学理地在讨论。

“所以我有一个判断，这种情况远超当时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全球化广度。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近代上海为人类全球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地方性的知识。”

熊月之认为，每个地方都提供了全球化地方性的知识，深入研究这些知识，对于今人观察、应对全球化问题，有极为可贵的借鉴意义。研究历史离不开当下的问题，研究上海的现象，对于今天应对全球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西方列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外侨一共有5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最高总数是15.2万人，分别来自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里亚等。

1910年以前，上海外侨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萄牙等。1915年以后，日本人跃居第一。1942年，在沪日本人达94768人，超过所有其他外侨的总和。

不同国家的外侨在上海有不同的诉求和生活方式。据熊月之调查，英美商人在外商中所占比例最大。1843年上海共有5家洋行，1844年增加到11家，全部是英国人所开。到1911年底，上海有643家外籍企业，其中英商258家，美商59家，“英美在上海商业上面，一直是领导潮流的”。

而法国人最初来到上海的主要是传教士，在华商业并不发达。因而早期法国人在上海人数并不多，法租界的面积也并不大。

相反的，德侨早期来沪以经商为主。德国制造业比较发达，晚清民国时上海人都很认德国品牌，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在上海开的洋行数量一度可以与英美并驾齐驱。

俄侨占外侨总数量的比例较高，与其他外侨不同的是，俄侨散处在华人当中，跟中国人混居在一起，因而俄国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对上海市民社会影响比较大。这跟俄侨的背景有关系，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大批俄国贵族蜂拥抵沪。1936—1942年，上海有俄侨21000名。这些俄侨以难民为主，散处华人中间，文化水准较高，艺术人才突出。

“英、美、法、俄、德，这些我们公认的西方列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那么多的侨民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商业利益在这个地方，上海是一个与他们利益攸关的城市。”

不同文化、利益如何共存

因为利益攸关，外侨在上海有很多诉求，租界和上海地方政府也有多方面的合作，包括治安、税收、联合禁赌、预防传染病等。

熊月之特别提到《辛丑条约》中的一条。《辛丑条约》是赔款最多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其中有一条却是规定中外合作出钱疏浚黄浦江。

《辛丑条约》第11条规定，“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河道各口……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相关经费）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

“孙中山当时提议要建大港口。1911年的时候黄浦江淤积严重，大船已经很难进到上海，极大地影响了上海港口的吞吐。当时外国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黄浦江疏通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他们提出在《辛丑条约》里加了一条关于黄浦江疏浚的内容。疏浚花了很多钞票，每一笔都有清单的，不断地疏浚，黄浦江的泥挖出来放在一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岛屿，这个岛就是复兴岛。”

熊月之认为这是上海史上很有趣的一幕，体现的是上海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一个缩影。

不同国家的侨民还带来了不同文化。丰富的文化在上海驳杂交汇，形成海派文化国际化的一面。

熊月之提到两所当时的学校。一个是格致书院，地址就在今天的格致中学，由英国领事提议后中外合作建成。书院宗旨是向中国传播科学知识，不传宗教。“李鸿章、盛宣怀、王韬等都捐钱，那个时候大家合作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普及科学知识是好的。不同的文化有互相理解、相互合作的一面。”

另一个是中国女学堂，开始由外国人提出，1897年开会商议创办学校之时，与会妇女有122人，中外各一半。

“你们能想象吗？中国官绅夫人有盛宣怀夫人与女儿、经元善夫人、沈敦和夫人、梁启超夫人、赵元益夫人、陈季同夫人、张叔和夫人等；外国妇女有西班牙驻沪领事夫人、瑞典驻沪领事夫人、江海关税务司夫人、传教士林乐知夫人、慕维廉夫人、艾约瑟夫人、中西女塾校长海淑德、著名律师担文夫人、工部局董事威金生夫人、《新闻报》老板斐礼思夫人。”这串名单中，中国夫人们都有一个名头响亮的丈夫，但很多人不知道她们当时也抛头露面，积极创办学校参与社会事务，也与“国际化”早早接轨了。

当时文化融合已是热议话题

上海当时全球化程度很高，不仅是今天学者们案头上的研究课题，在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侨就已经从实际生活出发，讨论不同文化在一起应该如何融合共存。

最典型的是传教士李佳白1894年创办的尚贤堂。1912—1926年，尚贤堂举行各种各样的论坛，请了儒、佛、道、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波斯教、婆罗门教等不同宗教的代表人物，来讨论不同的文化该怎么梳理。演讲者、撰文者中包括中、英、美、俄、日、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各国人士，各种宗教、各类派别都有。最后提出要“宗教对话，互换智识，宣传理解、对话、自由、平等、友爱、求同存异。”

而尚贤堂办理各教联合会之宗旨也颇有“融合共存”的姿态：一，各教互相亲慕，尊重友谊，无尔我之见，无等级之分，如此乃与尚贤堂宗旨不背；二，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毁谤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三，各教友人可以随意研究他教之道，协力同心以成善举，方与众人有裨。

“宗教问题是人类在全球化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想象这个问题的路径。”熊月之感叹，“这个路径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至少在今天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秉承了那么好的价值。”

《海底两万里》译者、北大教授曾觉之1930年代从法国回来，曾这样描述上海：“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淘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我们只要等一等看，便晓得上海的将来为怎样。”

如今回看这段活，全球化日渐深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混合文明早已成为全球大部分城市的图景。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也说，“文明是平等的，要在文明的互鉴中认知文明。……文明均是在不同地理、人文环境中内生，任何一种文明反映的均是特定地域人们的理念与价值取向，没有普世的文明。……人类文明共存的结果是共荣，而不是某一文明绝对地处于优势和领导地位，更不是某种单一文明统治人类。”

“这段话是共识性的，就是今天我们对待不同的文明到底应该持什么态度。”熊月之总结道，“回顾上海近代史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对上海历史做新的解释，而不能照抄原来的教科书，一定要回到历史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