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不必再争，要看是否合宜

同时供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最近就产业政策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张维迎直言，“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因为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更像是一场豪赌。他的理念是不给任何企业或产业特殊政策。而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失灵，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执行能力以及为了赶超而违背规律，支持了非比较优势的产业。

一些观点从政府和市场角度来评论这场争论。笔者的看法是，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更值得关注。

从知识论角度进行论证存在悖论

张维迎看到了人类理性知识的局限性。确实，人类的理性知识存在某种缺陷，比如无法完全预知未来，也无法完全洞悉全部信息。但以认知和激励的局限来说明产业政策完全不需要，实际上是非常偏颇的。

张维迎主要是从知识论角度论述了人类整体计划的缺陷，同时从“事实”角度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人类整体理性无法预见未来或不能完全把握具体信息，这一条路径实际上是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开始，经由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不断发挥而闻名于世。哈耶克认为，人类的知识分散于个体，人类的整体理性能力存在严重缺陷，市场机制整合了分散的知识和信息，并形成了自发且扩展的秩序，而计划经济的计划者或管理者，无法洞悉无限的具体个人的需求信息，所以也就无法制订有效的计划。

上述理论在经济学界还引发了一次著名的世纪大辩论。上个世纪，以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向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行性挑战，而以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生于俄罗斯的英国经济学阿巴·勒纳（Abba P. Lerner，1903-1982）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行了辩护。上世纪70年代，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失败了，但是随着俄罗斯、中国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似乎又“获胜”了。

客观来说，从知识论角度论证人类没有理性能力，实际存在类似“阿基里斯追乌龟”的悖论，即希望让一个有限理性的存在者（计划者）理解和掌控无限的存在者（诸如具体的需求、激励机制等），说白了就是哈耶克把计划者设定为一个具体的和有限的人，而把要把握的信息设定为无限。但康德早就证明，这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不能对理性提出过分的要求。同时，按照哈耶克的逻辑，企业家也是一个有限存在者，他同计划者一样，也无法洞悉企业的全部信息。从实践角度来说，如果计划没有必要，那么，企业不需要任何管理者，也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市场销售员比企业老板更能把握多变的异质性的信息。所以，如果从知识论角度论证产业政策的无效性，最终会颠覆哈耶克的理论。（“阿基里斯追乌龟”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著名逻辑命题。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长跑健将，但是芝诺说他永远也追不上一只乌龟。——编注）

从实践来看，很多国家都实施过产业政策

再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一个病人快要死了，仍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来战胜病魔，而决不能靠医生，医生一旦介入，就是干预了身体自动调节的根本大法。总之，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应当实行“无为而治”。但从事实上来说，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都实施过产业振兴政策，例如日本、韩国、德国、美国，都曾对高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过扶持。不容易被人发现的是，金融业被大多数国家隐形扶持，举例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了所谓“黄金降落伞”的撒钱政策，就是在支持投资银行。（“黄金降落伞”是指在雇用合同中对失去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规定。进行这样的规定是为减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因股权变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管理层为抵制这种变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编注）

认为制定产业政策就能促进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问题。原因是，产业政策制定得是否合宜，制定政策者是否充分考虑到现实以及能否从复杂的无方向的“实践”中寻找到重点产业，都是约束产业政策的因素。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事实上也主张，要重视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其基本思路是微观层面由企业决定选择进入哪一个领域，但出现了外部性问题时或产业升级时，则需要有效的政府来弥补和推动。

在笔者看来，尽管人类具有整体理性能力，但人类的整体理性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认为人类理性能力可以洞察一切信息，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性能力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人类的知识体系既有在不断试错中的拓展，也有在不断构建和重构中螺旋向前的推进。事实上，随着大数据科学的进步，人类把控整体信息能力在不断增加，计划和现实的匹配度也更为精确。

重要的是把握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对中国当下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重要的是产业政策是否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关键的环节有没有把握住。

以高科技产业为例，政府的思路是给企业补贴，让它们采用更有效的技术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专利法存在某些缺陷，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高科技产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专利的市场化，如果专利的市场化出现问题，那么，政府无论如何用功，都无法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而如果专利得到有效保护，既考虑到创新者的利益，也考虑到社会学习或模仿的利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一定能够实现突破性进展。理由是，假如专利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市场的认可，创新者的合理收益获得保证，就会进一步做好研发，而不用天天想着弄课题、报经费；同时，获得专利使用权的企业能够获得自己的合理利润，进而整个社会也会因此而受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相反，假如专利保护不受重视，今天有创新，明天就出来遍地的模仿者，侵权行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因之而受到的惩罚，那么就没有人有更大的动力来进行真正的创新，企业的产品也就无法更新，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这最终将造成低端产能过剩。

制定产业政策，主要依靠资金支持的话，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据媒体报道，2013至2015年，中央财政共拨付补贴、奖励资金284.44亿元，其中，2013至2014年实际发放购置补助资金101.9亿元，2015年预拨购置补助资金175亿元，与此同时，这三年地方财政拨付补助资金合计200多亿元。这么多补助却被大量套取，套取补贴扶助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车辆未达到推广标准甚至未生产，违规取得牌照骗取补贴；二是车辆符合规定，但卖给关联企业而非终端用户，未达到补贴条件而提前谋取补贴；三是车辆卖给终端用户，但在获取补贴后大量闲置，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浪费。

由此看来，扭曲性的产业政策会带来很大恶果。如果只是依靠财政补贴来资助车企，很多企业就会依靠各种关系钻空子捞取补贴资金，而不是真正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而那些真正想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利，反而因为不公正的补贴而失去市场优势，于是整个行业处于低水平重复生产状态，过剩产能问题又出来了。而真正要想做好新能源汽车产业，就应当保护好新能源车相关的专利技术，让研发者获利，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多有舆论从道德角度对这些企业进行激烈的批判，也确实很有道理，但如果制定的政策能够抓住专利的市场化这一关键问题，相信中国企业会更加关注研发，并最终推动新能源车的升级。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把握住产业的关键环节，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产业政策，而不是争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无效，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发展。有效的产业政策，要分析有效的原因，无效的产业政策也要分析无效的原因，只有如此，才能改进中国的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有效无效问题上争执不休，比较耽搁宝贵的改革时间。

好的产业政策能推动产业发展

几个争议比较大的产业政策集中在房地产、教育、医疗领域。1998年为拉动内需，政府终结了福利分房制度，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市场化阶段，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政策变化较多，一会儿鼓励，一会儿限制。住房的市场化实际上就是房地产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这里面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平衡。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房价在短短的几年内翻了一番，出现了泡沫。这与去产能过猛有关，大量信贷资金变成了杠杆资金，大批大批进入楼市，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最疯狂的阶段。管理层发现房地产已开始危及经济和社会安定，又出台了限制楼市需求的限购政策。

实际上，中国房地产政策主要应着力解决招拍挂的机制问题，由于招拍挂机制没有封顶限制，令开发商拿地成本非常高，地王的出现又造成楼市恐慌，很多人甚至不惜离婚都要买房，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不愿意遵守，这部分投资很大成分就是投机，更出现了大批投机者。更可怕的是，房地产也出现了像去年股市那样的杠杆资金，首付贷等所谓的金融创新形式让中国距离金融危机更近一步。这说明，好的产业政策会推动产业的发展，不匹配的产业政策会给整个产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教育产业化实际上也是把教育资源市场化的过程。教育产业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很多大学大规模圈地，负债累累，学校为了创收使尽各种招数，这样，教育的性质发生了严重偏离。学校教育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很快就会传递给学生、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例如很多高考状元报的大多数都是经管类热门专业，教学也出现功利化倾向。

医疗产业化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不是产业化不产业化的问题，同样是以何种方式推动这些资源产业化的问题。有些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不能完全产业化，但都进行了市场化，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状况。比如说医药定价，就不能搞完全的市场定价，如果总是以价高者得之的市场竞争逻辑行事，最终会导致医药越来越贵，国家给民众出的医疗资金实际上转移到相关利益者手中。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不必再争

推动产业政策的主要力量是地方政府。政府推动重点产业，确实促进了某些重点产业的升级，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必须要考虑到地方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时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让大量资金和优势资源进入到生产率高的企业，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一些产业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需要，往往还会帮倒忙。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基于政绩考核原则，选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产业作为重点。一个典型的行业就是房地产，几乎在各地都成为地方政府还债的最后救世主。在这种产业政策支持下，民众大都预期政府不会让房价降下来，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造成其他产业无法生存。还有，高污染产业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喜欢引进的项目，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短期政绩。

因此，地方政府选择哪种产业作为支持的对象，要把握好方向和力度，要选择具有资源、知识技术等有比较优势且前后关联强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植对象。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初，中国也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旨在振兴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这些产业振兴政策，起到一定短期效用，但长期来看并没真正振兴起来。最近又在重点领域提出了十大产业发展方向，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这些产业确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政策支持力度也很大。

但要取得很好的效果，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做好更基础更关键的工作，如理顺技术、专利及产业的关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当下不必再争，而应当多提如何出台合宜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