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元礼：新加坡搅局南海问题的背后逻辑

主讲人：吕元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主题：新加坡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

时间：10月22日

主办：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

【编者按】

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为何频频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在10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对新加坡的国家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入解读。

他认为，新加坡的国情和行为原则决定了，未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这种平衡不是机械式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偏不倚，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偏向中国一些，有时偏向美国一些。

以下是演讲者的发言实录，主办方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表：

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立场和表态，让许多国人对新加坡的不满几近不加掩饰。一些国人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和逻辑是：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理应亲近中国；新加坡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却执意要在此问题上出头，甚至比一些声索国还更积极，屡次在国际场合让中国难堪，其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某军方人士的说法，中国应该“让新加坡付出代价”。

但在中国的看法和逻辑之外，新加坡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和逻辑。俗话说兼听则明，即便我们不接受新加坡的逻辑，也应该试着听一听，这样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冷静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新关系。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对新加坡多年来的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的国情

任何国家的外交行为，都离不开其国情的制约，新加坡的国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其领土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所以新加坡被认为是个小红点。作为一个小国，它生存的法则如何呢？

首先是毒虾策略。如果说这个世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么新加坡就是个虾米。已故总理李光耀（1923—2015）说，新加坡必须是个有毒的虾米，如果你攻击我，我会反击，你就需要承担代价，而且你的损失或许比我大。所以新加坡在国防方面投入一直很高，每个男的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参军，而且退伍之后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每年都还要回部队去军训。他强调，新加坡要有威慑力，像黄蜂似的，让你不敢惹我，一惹我的话，我会刺你一下，挺痛的。

其次是鱼群策略。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就说，新加坡是一条小鱼，只有存活在鱼群当中才能够保证安全。所以新加坡非常重视和周边地区进行联防自保。这个联防自保分为三个层次：五国联防，主要是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结合新加坡这五个英联邦国家；推动东盟之间的合作；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第三是傍大鱼策略。新加坡认为美国是一条友善的大鱼，能够阻止其他大鱼到本地去闹事，所以它希望把美国的力量引入东南亚。李光耀曾经对尼克松说，有的国家就像树，长得高大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就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树才能往上爬。他认为日本、中国、韩国，甚至越南都是树，但谁是匍匐植物呢？他没有明言，但可以想象，新加坡应该就是个匍匐植物，只能依靠大树。

要傍大鱼，傍谁呢？世界有很多大鱼，美国、中国都是大鱼，而在这其中，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所以新加坡傍美国是傍得比较深的。而要傍美国，也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策略。李光耀说，跟美国总统打交道的一个诀窍就是在他当总统之前就物色好，事先搞好关系。

而新加坡傍美国的方式，并不是一味谄媚或请求援助，而是推动对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现任总理李显龙此次到美国去，试图说服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的说辞不是我们需要这个TTP，而是讲如果美国不通过的话，对本身也不利，关系到美国的国际声誉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此外，新加坡也会帮美国出谋划策。举个例子，里根当总统的时候想访问中国，并想在此行中同时访问中国台湾。李光耀说：我非常吃惊，怎么能这样呢？不能够同时访问。他告诉里根，应该先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然后里根再回访中国，这样就很自然了。里根后来还写信对李光耀表示感谢。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多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官方不会提自己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它会强调我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且是个独立的国家。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老华人，是读华校出身的，他曾经讲过：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和新加坡是什么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兄弟关系，会打架，但也会和好的；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就像小孩小的时候被强盗抢走了，而这个强盗比较富，小孩长大之后还有一点不太愿意回到生母那去；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新加坡华人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嫁到新加坡之后，她的第一效忠对象是婆家新加坡，当然她富了也可以帮助娘家，受委屈的话呢，也可以向娘家诉苦。

我听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当时我就问他：如果中国和新加坡打起来，你支持谁？我认为很难回答，结果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谁有理我就支持谁。如果中国以强欺大，我就反中国；如果新加坡不讲理，我反新加坡。

这是老一代受华文教育出身的新加坡华人的态度。李光耀曾经讲过：如果有人问新加坡人，你是哪里人？他会回答新加坡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大概1990年左右，而在这之前，他们更多想的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印度人、我是马来西亚人等等之类，而现在，他们则强调自己属于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新加坡执政党的一个干部，里面提到，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结果他回信给我说：你这个说法在我们新加坡，有些人看到会感到不悦，因为我们强调多元种族，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核心价值观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的一部分。

另外，他们也会强调我们是个独立的国家。我想再讲个事儿：1976年，李光耀率领新加坡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他生怕中国会把它看成是炎黄子孙的代表团回到母亲怀抱，所以刻意带了马来人和印度人一块来，而且讲英语以示区别。据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印度族）回忆，当时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编注）拿了一本澳洲学者写的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给李光耀，说这是有关那件事的正确说法，李光耀接过书后看了一下封面和背面，然后把书交回给华国锋说，总理先生，这是你们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个版本，而无论如何我们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中国外长突然收起手中的一些文件，现场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谈话。纳丹说，李光耀把书交回去的那一刻，证实了他虽是华人，却绝不从属于中国。

第三，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新加坡是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所以李光耀认为他更多属于东南亚国家，而不是一个华人国家。1976年李光耀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进行了大幅报道，李光耀对华国锋说：“《人民日报》在封面大肆报道我同毛泽东的会面，必定叫东南亚各国不悦。这次宣传引起了邻国疑虑，在疑虑消除之前，中国最好不要派贸易考察团到新加坡来。中国越要以‘亲戚国’的身份同我们亲近，反而越叫我们的邻国起疑。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相当显著的华族少数人口。他们虽属少数，他们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却非同小可。这些华人的经济成就已经引起各国原住民的妒忌和不满。……这也是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样的忌惮，所以新加坡要在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和中国建交之后才跟中国建交。

第四，新加坡是一个具有亲西方传统的国家。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李光耀当了多年党的秘书长，早年这个党内有两派：一派是亲共派，一派是非共派，李光耀是非共派，两派是有斗争的，所以李光耀是有很长时间“反共”的历史的。在冷战期间，他明确说我们不亲中国也不亲苏联，我们亲西方，这是李光耀的原话。不过话又说回来，李光耀一方面“防共反共”，另一方面也在模仿共产党的亲民作风和群众路线，而且至今在一些方面还保持得挺好。

新加坡国家行为奉行的原则

第一个是务实原则。新加坡有一个部长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坚信，人们应该看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看他们想看到的世界。也就是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所以李光耀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很佩服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本巨著之一。马基雅维利抛弃了古希腊以来传统的政治道德化观念，抛弃了经院哲学那种烦琐、教条的研究方法，从现实而不是从想象、从“实际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从历史和个人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都暗暗地偷学过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但要在公开场跟他划清界限。只有李光耀明确说，他喜欢他。

正是秉承务实的原则，李光耀认为，香港人不应该老跟中央作对。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一个爱中国又爱香港的香港人管理这个特别行政区。这么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事。

第二是利益原则。有人说李光耀这个人是只与利益交朋友，不与感情拉关系，因为国与国之间都是利益第一。所以李显龙在国庆讲话里面也说：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怎么说怎么做，要计算我们自身的利益，选择自己的定位。

第三是均衡原则。李光耀明言：大象打架，小草会遭殃；大象调情，小草同样会遭殃。大象就是大国，小草是小国，美国、中国是大国，新加坡是小国，所以李光耀希望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别太好也别太坏，保持一个距离，新加坡可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平衡。所以，新加坡希望成为美国朋友圈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朋友圈的一员。

新加坡虽然喜欢一个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也不愿意美国一方绝对独大，从而让自己变成美国的附庸。举个例子来说，1960年代，英国军队打算撤出新加坡，而当时新加坡的国防很弱，英国一撤走它很慌。这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跟李光耀打招呼，说苏联军舰想过来停靠，李光耀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英国首相希思，希思又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赶紧问李光耀有没有这个事儿，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正因为有苏联要加入，李光耀说自己在英美面前“手里多了一张牌”。

我再讲一件事：1994年，美国少年迈克菲（Michael Fay）因破坏公物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给新加坡总统，替麦克菲求情，请求赦免他。为此，李光耀向总统建议，新加坡虽然不能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请求赦免迈克菲，但也不能无视这项请求。最后，新加坡方面把迈克菲的鞭刑从六鞭改为四鞭，同时对其他判打鞭的人也相应减了两鞭左右，以示公平。

第四是要“保持核心立场”以占领“道德制高点”。李光耀说新加坡必须对重大国际事件表态，不表态不是我们的作风。2007年9月，缅甸仰光发生军人政府武力镇压僧侣示威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当时，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出席会议，新加坡正好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他突然接到李光耀的电话，告诉他要表明立场，否则就会丧失在国际间的地位。杨荣文说：“对李先生而言，保持一个核心立场至关重要，他形容这是‘道德的制高点’。这是我向他学到的原则。”这也许可以解释，新加坡为什么喜欢频频发声了。

第五是多元外交。这个多元分两个方面。一是说，要成为每个人的朋友，结交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国家。二是，国家间不应由一个单一议题主导，外交关系应该多元，由贸易、民间关系、教育合作、旅游等方面构成。因此，尽管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和中国有不同的声音，但它希望不要因此影响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未来的中新关系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说了那么多，它真正在意的其实是李显龙在2016年8月国庆大会上说的这三点：国际法、航行自由、团结的东盟。新加坡认为国际法是一个小国在世界上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大国可以为所欲为，小国却只能依靠国际法的保障；强调航行自由，是因为新加坡濒临国际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一旦航行自由得不到保障，就可能危及新加坡的生存；强调团结的东盟，则是因为东盟是新加坡的立身之本，新加坡不希望东盟分裂。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考虑，新加坡才在南海问题上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多次发声。事实上，新加坡也不仅仅是说了让中国不高兴的话，在美国访问时，李显龙也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相当一部分国人不知道，或选择了视而不见。

新加坡的国情和行为原则决定了，未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这种平衡不是机械式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偏不倚，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偏向中国一些，有时偏向美国一些。在中美中间也不是站在与两端等距离的中间点，不是老在一个点，而是根据时代、时间实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过去几十年，新加坡靠美国的多一些，未来中国更加强大之后靠中国的也可能更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中国和新加坡都在发生变化，新加坡的逻辑能不能被中国接受，这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