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腾退与植入：北京城市更新中的积极信号

北京的旧城更新项目，由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一直被认为是难以让所有人满意的难题。再加上，这些项目都在北京设计周期间公开亮相，吸引了不少的舆论关注。虽然批评无可厚非，但鲜少指向问题的解决。在我们看来，北京胡同的更新改造，其实也已释放出很多积极信号。这些信号提醒我们，在现存的逻辑中，可以发现优化城市更新进程的方法。

本文主要说的是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旧城更新。它和其他城市更新项目类似，一方面，区内的历史古迹（元代妙应寺白塔、鲁迅故居等），以及包括胡同在内的建筑肌理，都需要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区内居民的居住条件亟待提高。这一名为“白塔寺再生计划”的城市更新项目，其主要工作包括空间腾退和内容重新植入。据了解，之所以腾退，一方面是响应政策要求，疏解北京核心区人口，改善居住环境；而一方面则是做试点示范院落，以创造“共生共赢的有品质的文化生活方式”，结合公众参与，建筑及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用温和的方式将设计思维和文创理念融入城市更新的长期规划之中。”

这一计划首次亮相于2015年北京设计周期间。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在设计周亮相，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是如何做更新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在过去不久的2016年北京设计周，我们参与并对“白塔寺再生计划”这一城市更新项目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研与评估。本文大部分观察亦来自此次调研。

不信任的“历史惯性”与不难打破的误解

“没有人怀疑‘人民’二字的神圣意义。在道德层面上，它是一尘不染的，人们相信它衬出了更多的丑陋。”王军在他《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中如此写道。几年后的今天，在北京设计周举办后，常见的批评仍然是：这些展览浪费钱，是“表面功夫”；涉及居民切身居住条件的问题，往往绕着走。在这些批评声中，“居民”似乎天然站在道德制高点。

不可否认的是，若干年前，许多居民的利益确实被忽视抑或牺牲，一些开发商的恶劣行径也被暴露。开发商与居民的对立愈演愈烈，相互的信任也被破坏殆尽。这样一种开发商与居民对立的逻辑，由于某种惯性，今天依然流行。单纯对开发商进行批判，不针对问题具体分析，这类做法仍然大有市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胡同居民天然不信任实施主体，也极易拒绝或阻挠其发起的改造项目。以大栅栏曾经计划的排污管道改造为例。这个计划的见证人——一位从2011年起就参与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工作人员透露，这条胡同有两大排水系统，一是雨水，一是厕所水，雨水的排水还使用明清时期的系统，但胡同里没有管道去排厕所污水，仍然是每天臭水车去公厕拉走厕所的污水。实施主体曾经计划改造这个系统，建设新的管道，解决胡同居民的如厕问题。这一管道修建，目的是使户厕（私人住户安装抽水厕所）成为可能。但方案却遭到一些居民强烈反对，只能作罢。“他们不能接受在那条路上建一个公共化粪池，他们猜测，那样一定会很臭，所以强烈阻止。可是，难道会比现在的公厕闻起来还臭？”这位见证人如此告诉我们。在大栅栏和白塔寺等片区进行过院落改造的知名建筑师张轲，也对《三联生活周刊》透露，他曾想给大栅栏的茶儿胡同8号建一个院内卫生间，因杂院居民认为这个院内厕所的打扫问题将引发邻里矛盾而终止。

在北京这些胡同的调研中，我们常常惊讶于实施主体与居民间信息渠道的不畅。很多误解由此而生。比如说，“白塔寺再生计划”实施主体的很多工作是公开的。该实施主体公司在公开采访中就已表示，到2020年，腾退院落将占所有院落的15%，也就是说，在白塔寺区域900多个院落中，大约腾退150个院落。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没有居民了解这个数字的存在。虽然大家表示出很关心“白塔寺再生计划”，但仍有约60%的受访居民表示不确定“再生”的目标是什么。

这种基于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其实没那么难以打破。白塔寺片区某社区服务站的刘站长很受居民欢迎。因为帮一户居民解决了困扰其十几年的下水道倒灌的问题，他还收到过一面锦旗。刘站长起初也认为，“再生计划”和提高居民的居住质量关系不大，并因此对计划抱有怀疑。当我们拿出“再生计划”导览地图上的“院落更新方案”，并告诉他，片区已有几个杂院说服了整个杂院的居民接受院内环境改造之后，他很惊讶——此前不知实施主体有这样的计划。他很快转变了之前稍有不屑的态度，表示对那些杂院空间未来可能的提升非常拭目以待，“我们居民需要看到一些改得好的模板（居住空间和质量有提升），”他说，“如果能有，那再好不过了。”

在当地居民看来，基础设施的改造滞后于这些“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展览的速度，因而很难大力支持展览。一个居民如此表达：“外面再怎么如火如荼，我就是住在我自己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批判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自私”性，也能在某些胡同居民身上看到。比如，有位接受我们访谈的中年男士，一边抱怨家门口的电线没有入地“很乱”，一边却在院墙门口堆了很多建筑垃圾（废砖头等）。当然，基础设施建设成效缓慢，以及此片区公房长期居住质量低下，其原因很复杂，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居民不信任对工程建设进行阻挠等因素。

房屋质量低下及“半公益”的改造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一书分析了老北京的房屋维护质量低下的原因，“大多数居民租住在产权名义上归政府，由房管所管理维护的平房四合院里，可是低廉的租金根本就不足以维持平房四合院的基本维护，更谈不上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与历史风貌的保护。”王军也在《老北京的死与生》一文中指出，“考察北京房屋交易的历程，可知过去收入不足以维护房屋者，多可通过出售产权使其获得新的补养，但后来在城市大改造的背景之下，四合院的交易长期陷入困境，加上行政强制力介入拆迁，被拆迁人不能享有谈判地位，四合院终落得无人轻易敢修，无人轻易敢买的境地，不是被拆掉就是自己烂掉。”他进一步认为，“大量公房产权主体缺位以及公私产混杂的现状，使院落细胞失去生命之核，还排斥了市场交易的可能。”

在白塔寺片区，居住用地占到60%，而质量较差的房屋又占到70%之多。有些院落是私产，居民可以自行改建或盖起小二层，还有不少是由房管所管理的所谓“单位托管公房”，并且承租权可以承继。居民每个月交几十元租金，不用担心房屋被收回。公房也经常私搭乱建，甚至出现多手转租。且由于“公房”不在征税之列，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出现严重短缺。

“白塔寺再生计划”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更新和改造的。参与到院落更新的主要是两类院落，一类是腾退后的私产，这些院落产权归实施主体所有，并支付设计师委托费实施改造；一类仍是居民院（一般是公产），而居民院的改造不是免费的，而是由居民出资、实施主体也分担一部分的“半公益”性质。实施主体认为，“只有这样，居民才能有参与的路径，他们有资金在里面的话，才能有参与感和区域荣誉感，才能够更加珍惜改造完成的成果。”不过，让大杂院的居民——最多的甚至有20多户，意愿统一，这谈何容易？不过，实施主体告诉我们，片区已有几个杂院说服了整个杂院的居民接受院内环境改造。

谈到片区整体更新的资金问题，该实施主体表示，“政府给了一部分钱去启动，另外还要偿还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也就是，我们要以目前的启动资金去撬动市场，来运作完成这个项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主体也会优先选择和腾退可以形成小区块的院落，提高利用效率。以白塔寺的青塔片区为例，13个院落中已有5个协议腾退，其他8个依然是“居民院”。所以，实施主体在给已腾退的院落改造时，考虑了其他居民院可以参与的可能性，比如在化粪池中留有接口给“居民院”，如果居民要解决院厕问题，是有路径可以接入的。

负责“白塔寺再生计划”的实施主体表示，“到2020年，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区域环境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和改观。大幅提高居住舒适度。”他们早前也向《北京晚报》透露，已对白塔寺片区内28条胡同梳理了一个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计划，包括对水电气暖等区域进行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对胡同街巷景观及电箱、电表、空调、檐口、绿化等设施进行更新，对胡同的墙面进行粉刷，对路面进行铺装等。

但其中也确实面临一些改造的困难：“老城区基础设施改造难度很大，比如户厕和院厕问题，就遇到了技术难题。因为区域内的地势低，不论是阜内大街还是赵登禹路，路面都高于居民区，下水是靠自重力排水的，外面的城市主干道高，里面即使修了排水系统，水也排不出去，还有引入天然气问题，一部分胡同太窄，不具备施工条件，天然气和电力管线是有施工安全半径的，太近了就不能施工。

旧城更新的模式，已从以往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依赖，转向由实施主体联合市政部门去承担相应基础设施的服务；同时，实施主体公司有改造基础设施的意愿，居民更有需求，下一步就是相互对接。一些社会企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在此大有可为。白塔寺社区所属的新街口办事处就支持成立了一个服务站，召集了社区志愿者，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包括房屋翻建、室内装修、疏通下水道等，他们曾经“帮居民扑灭过初期火灾”，“帮居民翻盖了快要被大雨浇塌的房屋”。而其他一些更难的任务，是否也可以采取居民自治和市政辅助相结合的方式去完成呢？

我们的调研发现，实施主体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够通畅。一部分原因是本地老年人的数据读写能力低，而他们又是这个片区的重要人口组成部分（白塔寺片区共有户籍人口约1.6万人。常住人口约1.3万人，现状老龄人口约19%，外来流动人口约占50%）。在老中青三代居民中，有超过70%的人表示，不清楚“白塔寺再生计划”的目的，但仍各有60%的老中青的人表示愿意参与到相关活动中。这个数据说明，他们主观感受到，被这样的改造设计排除在外，却又有发挥作用的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一方面，实施主体有官方公众号，非常及时地发布更新改造信息，但另一方面，不少居民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公众号的存在。对5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提高数据技术使用能力或许很困难，但还有很多中年人，有能力学习这些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低科技的方法，让老年人也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比如发送手机短信等。当我们意识到中国老龄人口的数据读写能力不足时，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关乎其自身的重要事件之外。我们相信，这类人群如果由于信息获取能力低而被“弱者化”，是致力于旧城更新的专业人士不愿看到的。

只有解决信息不畅通、沟通缺失的问题，并进行社区营造，培育集体意识，才可能使城市更新——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得以更好推进。

设计周中“接地气”的展览

设计师群体也是旧城更新中很重要的一环。在前文提到的院落更新竞赛中，很多参加竞赛的设计师都花了不少时间去实地调研，和居民聊天了解情况。当然，也有很多设计师并未走进社区了解居民诉求——对很多设计师来说，参展更多意味着进行社会实验，也是打造个人品牌。与其说，他们的设计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社区，不如说，他们更多期望的是可以将设计规模化。

这次来参展的一对居住在北京的葡萄牙和比利时夫妇，将一些“功能模块”随意摆放在白塔寺社区，并观察居民怎样使用这些模块。这些模块没有固定功能，需要不同文化的使用者去使用，以赋予其意义。设计师希望将这同一个模块放置到全球不同场域。他们可能确实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体积不小的物件放在路边，会引起城管甚至一些居民不满。这可能是对社区的低敏感，也可能是设计师有意为之。

一项社会实验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它可能显得不那么符合“国情”，可能没有那么有“文化敏感性”。不少这个区域的居民，对生活欠缺信心——当人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当然会反对带有冒险成分的实验。我们在调研中，也常常听到一些人抱怨：“弄些花儿啊画儿的，过几天又拆了，多浪费纳税人的钱啊！”我们的调研员解释道，不少设计师是自掏腰包来参展。居民的批评就减弱了许多。

即使在推崇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的氛围下，一些设计师在这次设计周期间，还是有接地气的尝试。

9月中旬，我们团队应邀参加了一个计划由设计师和本地商户共同参与的工作坊。其初衷是让设计师直接和在地商户见面，面对面讲述自己的设计，以及如何与白塔寺商户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可惜的是，这种在设计师和在地社区发生“连接感”的尝试，在实践层面出了纰漏。因为工作人员缺乏经验，把工作坊时间定在了早上9点——这恰恰是商户们最忙的时间。“我们要给饭馆送肉啊！”一个卖肉的阿姨这样告诉我。一个出发点很好的工作坊，因为实践层面考虑不周，只吸引了三个商户前来，被迫取消。当我们悻悻离开时，一个设计师告诉我：“或许我们原本可以拿着电脑或ipad去和居民与商户展示我们的设计。”

“人力绿能点亮白塔寺”的项目，是由法国大使馆牵头举办的。早就在胡同中张贴了宣传海报。海报中强调，阿姨可以来跳广场舞，跳得越多，产生的能量越高，白塔上的炫目灯光就越亮。我们到了活动场地——宫门口菜市场楼顶平台时，不仅看到一些法国大使馆邀请来的嘉宾，还有二十多个居民。一个一直在跳舞的阿姨告诉我，她就是看到海报过来参加的。在白塔寺灯光映衬下，我们开心地聊了半天，看得出，阿姨的心情很不错。她的话里也透露出对白塔寺片区的自豪。“人力绿能点亮白塔”这个项目，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对白塔这一文化地标的点亮，提升了居民对自己家园的文化认同感，社区凝聚力也通过这一仪式而增强。

在一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设计师不得不“接地气”。白塔寺再生项目的一些临时改造之中，设计师必须和腾退院落附近的居民进行沟通，争取他们同意，好在院落中进行工作。Mathieu是一位法国设计师，这次白塔寺再生计划中，他参与设计一个“公共电影院”的项目。从拿到那个腾退的小院儿到开始实施，他告诉我，自己没少去和周围的邻居沟通。“因为你不沟通不行啊，他可能会来阻止呀”，为了和邻居处好关系，Mathieu还会约上他们一起喝酒。类似的，大栅栏的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也组织了居民参观大栅栏的领航员项目，由设计师面对面向居民介绍设计的初衷和功能。一些项目受到不少居民的欢迎。

“老北京的味道”？

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变迁和被再造，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某种“正宗”的文化。即使是被普遍认可要保留的四合院，也是文化演进下的产物。

一种典型的批评是，胡同被改得没有“四合院”的味道了。其实，在很多涉及胡同改造的区域，四合院本身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是三合院、二合院和大杂院。另外，如果说，传统的四合院是对一种大家庭生活方式的适应，那么在大家庭向原子家庭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建筑作为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也需要随之变迁。北京的旧城更新中，一直弥漫着某种怀旧情结，倾向于对正宗北京文化的浪漫化。

没有人可以准确描述“正宗的”北京文化究竟是什么。但一些在胡同生活长大的人，特别是“老北京”（被认为是三代以上都生活在北京的人），显然被认为更有发言权。

他们的怀旧是“有回忆的怀旧”（Nostalgia with memory）。他们描述道，胡同文化是“我在最南头喊的时候，最北头都能听见”，还等于“大杂院里很好的邻里关系”，是“早上听鸽子哨，晚上听白塔寺的风铃”，还可能是一起嬉戏打闹的发小，或者一种浓重的“透着亲熟与热络”的熟人社会气息。

但是，无论是否进行空间实体的改造，这种无形的文化及回忆都在加速消失。整个中国社会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单纯原样保留那些建筑，不意味着可以保存下对应的文化与回忆。这或许是旧城更新最难的地方。

老北京们强烈希望，在设计师的蓝图中，仍然能找到胡同回忆的元素；而对游客及其他外来者，也在通过一种“没有回忆的怀旧”，去找寻一种新鲜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人们的怀旧，往往是对现实中缺失的东西的一种想象，对“胡同文化”的追求，也许映射了人们对如今冷漠的邻里关系的厌弃。

我们调研时遇到一位90后男生租客，专门冲着邻里关系热络在胡同租房子。他喜欢开着房门，边洗头边和杂院儿其他邻居聊天儿。“抬头就能看见白塔，不觉得这儿也挺美吗？”他对租在胡同的杂院里，感到很满意。他的房东看到十平米被整理一新，也表示愿意长期把房子租给他。这位男生也许正是开发商希望引入的“外来人口”。和其他文创、设计、艺术类业态相似，这样的租客对胡同文化有认同感，融合性强，这样，“才能与传统文化互相滋养，在现有生态基础上，生根、发芽”是给它注入一部分外力，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把它自身的力量挖掘和培育出来。”

北京的胡同改造，同时也是文化的再表达，以及“地方”到“非地方”的转化的绝佳注脚。非地方（Non-places） 这一概念由法国人类学家Marc Aug提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非地方的大量涌现，地方（place），指的是一种关系性、历史性的，并与身份认同有关的空间。在居民看来，这些改造的空间，他们慢慢不认识，也不再承载他们的个人记忆了。这种变化在切实发生，换句话说，胡同已从属于他们的“地方”变成了他们陌生的“非地方”；从只属于本地的，变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行的空间。南锣鼓巷、大栅栏，都通过吸引新的业态，将胡同里部分空间功能进行转化。这个过程中，无形的文化得到跨越国界的传播，互相了解的欲望得到满足；熟悉的文化和异域文化，以及本地文化和全球文化被置换。也许，虽然这并不如我们所愿，但这就是北京胡同的未来，也可能是世界上许多文化遗产的未来。

现阶段，很多胡同的原住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外来者进入。调查中，不少居民抱怨，不愿游客进入他们的院子拍照。居民之所以反感，与其说是觉得隐私被侵犯，倒不如说是觉得丢面子。有些人认为，居住条件差“影响不好”。居民们用他者的目光反观自己的生活。设计师大部分是外国人，也在某些居民中引发了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老北京”对外国人也饱含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情绪，“他们不懂中国文化”，“能来投资倒是挺好，”“提升胡同的国际形象”……

“我们对城市没有做过文化上的认定，只谈物质性上的建筑，可对它里面的灵魂和人与地域的关系，也就是非物质的关系，没有进行研究就开始动手了。”某位政协委员2002年对旧城改造的提醒，今天依旧很有意义。

以白塔寺为例，当我们关心建筑里的人和地域的关系时，我们要关心的是哪类人？在白塔寺，北京户籍人士与外地人各占50%。那么，作为主要被腾退对象的外地人，其声音是不是要被忽略？如一位北京大爷说：“要采访，你们采访我们，不要去问外地人的意见，他们不懂北京。”外地人也敏锐感知到自身处境。他们说：“他们要用新的文化替代我们的文化”、“把我迁走了这里才能‘再生’”。虽然大部分北京人认为外地人是脏乱差的根源，小部分的北京人却也意识到，北京人和外地人已形成了一种有机联系。“没有他们在这里卖菜做生意，打扫卫生，我们哪儿能这么方便啊？”

北京居民与外地人就这么爱恨纠缠。无法获取北京身份的外地人对胡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很低，于他们而言，住在胡同里是为节省生活成本，更好地攒钱，回家买房。北京很难容纳他们，他们也没有发展出对北京的认同感：“这里太脏乱差啦，比我自己家还差还不干净。” 倒是外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相安无事——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外来者。

如果说旧城更新和旅游开发的大趋势难以避免，我们是否可以更全面地把握这个区域的特质，进行保护传承？老北京们代表着这个区域的历史血脉，移民到白塔寺二十多年的外地人，也留下了他们的奋斗精神。难道前者应该保留，后者就应该抹杀？

我们团队的调研和对旧城更新的关注还在持续，希望探讨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

我们认为，在旧城更新中，一种有效的信息互通机制尤为重要；本地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应被看作平等的参与者，而不是“配合者”；社区营造不仅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还能保证自上而下的方案被实际执行。提升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首要的。这些是区域业态升级和旅游开发不可缺少的前提。

（作者为影响力云计算公司研究员，其他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