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新片像是给去过战场的人施下PTSD魔法

看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故事》的过程里，我哭了好几回，也笑了好几回。我很清楚，其中许多笑点与哭点都是十分个人的，很难保证他人在观影中与我有同样的体验，但我还是愿意说出来与各位分享。

在我少年时就曾做过战地记者梦。然而，在利比亚经受了枪林弹雨，在埃及、巴林、缅甸等地吸够了催泪瓦斯，我觉得我的梦是时候醒了。

因此，我不是电影里的比利·林恩，他在“中场”休息之后还要重返伊拉克战场，而我则选择了“终场”。

然而，这部电影就像是对所有去过战场的人，施下的PTSD魔法，这种“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应激反应，令我喘不过气来。当影片中林恩被突然释放的冷焰火搅得情绪失控之际，我也在电影院里泪流满面。

2011年，我从利比亚回国的几个月时间里，始终处于失眠之中，只要合上眼睛，就仿佛又一次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当时的上海外环内尚未禁放烟花爆竹，一个周末的早晨，我被“乒乓”的鞭炮声惊醒，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我是一瞬间就从床上滚了下来，在房间里匍匐着寻找掩体。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祖国。

刚到班加西时，我住在绿洲酒店，卡扎菲时代建造得最好的一家当地酒店，酒店每一间客房均放置了敞亮的落地窗，开头几天我拉上窗帘便躺在床上睡去，直到JC与我合住，他说“老兄，你太勇敢了。”这位常年在中东混迹的自由摄影师，把床板竖起挡在落地窗前，他把被子铺在远离窗子的地板上，安慰我说，“现在你死于冷枪的几率从100%下降到了99.99%。”

“嗒嗒嗒嗒”，即使是在没有战事的班加西市区，利比亚人还是喜欢对着天空放上几梭子。我在到来的第一天便习惯了，但JC说，“战地记者离死亡最近的时候，就是习惯了枪声的时候。”犹如腐肉的气味之于苍蝇，枪声就像是战场中人的一记吗啡。

所以，当影片开头，林恩等人出席施鲁姆的葬礼，鸣枪声响起，林恩脸上的一丝抽搐，我有一种寻获知音的喜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谈论自己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然而编辑催着写稿，又被领导拉去参加这样那样的研讨会，总会有人问：“你怕吗？”“在战场上有什么感觉？”如同电影里，林恩等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看着战友和伙伴死在自己面前，是什么感觉？”

哦，什么感觉，就想活下来的感觉。实际上，我与片中的林恩一样，对于战场回忆中，有一种荒诞感。“事情已经结束。OVER。”

影片中，林恩因勇救施鲁姆而成为英雄，他的故事要被改编成电影，一开始说整个班每人都能分上10万美元，可商人最终杀价到了5000美元，而后者还在侃侃而谈，所谓的爱国，林恩对这位逃过越战兵役的商人说，“在别人看来这是个故事，对我而言却是生活。”

这是一部反战的电影，李安试图撕去的，是对于战争英雄不切实际地歌颂。但电影的切入口是如此之小，而它又在上映前淹没于关于“120帧/4K/3D”的格式讨论里。

我能够理解为何该片在纽约电影节上放映后遭遇的“差评泥石流”，如果你看惯了大场面的战争电影，如果你认为爆米花电影才是电影，那么这绝对是某些人眼中的“不及格”电影。或者说，有些人觉得李安用“120帧/4K/3D”的技术手段去拍这样一部没有什么大场面的电影，“太浪费了”，的确，在11月6日的北京见面会上，就有一位号称即将去美国学电影的化工系学生表示，“《阿凡达》才适合拍成这样。”

我有些疑惑，“像真的一样”，难道不正是当年卢米埃尔发明电影技术的初衷吗？以我在11月8日上海影城巨幕厅的体验来看，观影感受与我在洛杉矶TCL中国戏院观看IMAX激光放映系统的感受相似，画面清晰到任何“面瘫型”演员都应该遁地的效果。

回到中美影评人对于李安新片泾渭分明的观影评价。让我联想到上个月来华的奥地利文学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汉德克在上海时曾讲到过“国际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区别，所谓“国际文学”里没有自我。汉德克说，“这意味着你在哪里写作是一样的，写出是一样的东西，无论是纽约、曼谷还是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

谈到汉德克提倡的“世界文学”，他解释，“世界的文学一定是自己的，真正的这种从自我的民族的一些东西出发，才真正具有一种世界性文学的，我们说也是能够给更多的人一种震撼。”

如以汉德克的话做参照，李安的电影，一如既往地属于“世界电影”，尽管多年来他在美国拍片，但他的视角始终在东方。对于大部分美国影评人而言，抛去可做谈资的“120帧/4K/3D”格式讨论，以好莱坞的立场而言，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国际电影”，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格鲁吉亚的导演，还是塞尔维亚的导演，你应该去拍摄“好莱坞电影”。

但这不是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