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对地方志事业的探索及启示

柳亚子对地方志事业的探索及启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徐佳佳

文章选自2021年第5期《河北地方志》

柳亚子

编者按：近年来，以民国上海市通志馆为中心的上海史、方志史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热点。叔世修志，决定了上海市通志馆，必然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从柳亚子馆长身上，从胡怀琛、胡道静等馆员身上，从修志指导思想、编修实践上，无不看到爱国敬业精神的闪光。由衷欢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相关研究队伍中，收获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作为当代上海通志馆馆员，我们应该传承先辈们爱国、勤勉、踏实、肯干的工作精神，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的地方志事业中；也更加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上海通志馆的建设事业。

一

出山修志与修志理念创新

在当局政府的鼓励下，民国修志工作得以延续，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文化风潮，柳亚子顶住上海市政府施加的人事压力和对内容的干预，在坚持修志基本传统的前提下，创新修志理念，扩展了入志内容，是对近代方志理论的发展。

民国上海市通志馆元老

从左至右：馆长柳亚子、副馆长朱少屏、编辑主任徐蔚南、总编纂胡寄尘（怀琛）

1.“约法三章”后出山修志

修志在我国历史悠久，民国时期也得到了延续。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就会同教育部要求各地建立修志机构，开展修志工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政府通令各省编修新志，并在1929年12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出台《修志事例概要》，对官修志书的纲目和体例进行了统一规定，要求各省“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该规定出台之后，各地掀起一股修志热。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这座东亚大都市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当时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编修专门记录近代上海发展历程的史志丛书并建立近代上海首个通志馆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致呼声。

1930年1月，上海市教育局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设置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上海市政府对此事颇为重视，很快组织成立了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草拟了《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等规章制度，对上海市通志馆的人事岗位设置、编纂人员的聘用要求、采访员资料征集的主要内容和工作地域范围、方志馆的预算等内容作了初步的规定。这些工作都为上海市通志馆正式运营提供了基础条件。

1930年《申报》刊登文章《市通志馆积极筹备》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后，随着战事扩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暂迁洛阳，并召开“洛阳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团结国民党内部人士，共赴国难。柳亚子是老同盟会会员，又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长期遭到国民党内部排挤，但由于在文化界的声望颇高，国民党政府依然想尽力拉拢。于是，1932年1月上任的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想力邀柳亚子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以达到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

柳亚子虽有心为文化事业出力，但考虑到上海当局办通志馆可能只是为了短期应付时局，并不真心要办一件文化大事，且聘请他来担任馆长是“他一直反对的蒋介石政府给他以难堪，一方面是想封住他反蒋的口，另一方面让他坐冷板凳，缚住他的手脚”；同时考虑到上海市通志馆是上海市政府的直属机构，人员设置和工作安排可能会受到干扰，使得上海市通志馆成为当局政府“安插戚友、坐领干薪”的机构，因此柳亚子起初拒绝了邀请。但上海当局并没有放弃，又请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文化界名人、柳亚子的好友邵力子亲自与柳亚子进行商谈。

邵力子

邵力子表明了上海市通志馆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和意义，并再三邀请柳亚子出山。柳亚子思索再三，怀抱着爱国之情，还是决定“用公正无偏的春秋笔法来记录历史与评述国是”，并提出“约法三章”，即“编辑方针和志馆人事，须全权处理，不受外界干涉；志稿必须突破惯例，用语体文撰写；志书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传统的年号纪年作注为辅”。

这3条约法，主要是解决柳亚子希望在人事方面不受政府干预，希望召集一群有识之士，做出一番成绩；在书写方面希望运用语体文，主要是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各类公文及其他出版物中仍主要使用文言文，且地方志作为官书，是否使用文言文被国民党内的保守派看作“攸关体统，有损尊严”的事情，因此柳亚子希望通过在修志过程中用语体，使得新修的志书成为承载、传播新文化的载体，起到推广新文化的作用。此外，柳亚子坚持使用公元纪年，则是考虑到与当时世界主要国家接轨，而使用公元纪年在当时被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认为是“破坏法统”，有左倾嫌疑，虽然有这些阻碍，但柳亚子考虑到新时代的方志应当起到传播新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些主张最后被上海市当局应允了。

于是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柳亚子也开始了与地方志事业长达7年的不解之缘。

2.创新方志编辑运营方式

上海古为华亭县的一个镇，1292年建制为县，1927年改为特别市。从建制到改市前的600多年中，上海共修过11次方志，但每次规模都不大。改市后的上海已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因此第一部《上海市通志》的编修备受瞩目，而柳亚子也将编修《上海市通志》作为他执掌上海市通志馆后的首要工作，并在组建编纂团队、搜集资料和等方面都大胆创新，希望能编辑出一本全面记录当时社会方志面貌的志书。

在组建志书编纂团队时，柳亚子坚持唯才是举，引进大量新人。当时上海市通志馆的首批编纂约有11人，老中青相结合，通过以老带新开展修志工作。年纪大的如徐蔚南、吴静山，中坚力量如李纯康、蒋慎吾等在文史研究及出版领域已有较深造诣，在修志时起领头和指导作用；郭孝先和胡道静等小辈，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校对和少量内容的撰写。这种人才配置使得《上海市通志》编纂既能够承继传统方志的思维，又能够吸收一些新人的意见，还能够保证修志梯队的建设，让上海市通志馆的修志工作薪火相传，是柳亚子对传承修志事业进行的精心安排。

1932年10月15日，《申报》上刊登上海市通志馆征集史料启事

在搜集资料方面，为解决上海市通志馆筹备期间征集资料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即“新时代种种表现出来的事实，可以说全没有顾到”，缺少展现近代以来上海历史的的资料的问题，柳亚子在使用已有的旧志的基础上，还广拓资料搜集的来源，采用了多种手段尽可能全面搜集市面上相关的资料。一方面，柳亚子利用上海市通志馆作为市政府的官方机构的便利，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给各机构发文要求各机构对资料搜集工作予以协助。另一方面，通过购买、借用、摘录等方式，上海市通志馆又自主收录了大量资料。

由于乱世中各机构对地方志的资料征集并不热心，收集到的资料并不多，因此上海市通志馆自主搜集资料成为主流。这些资料既有市面上可以购买到的中外古今图书资料，包括旧志，还有各类旧报纸，上海的衙门、商业会馆、同乡会馆成立或健在时的碑刻中有关地方历史的记载，以及一些私营企业的一些公开的商业资料，“编写通志的资料全靠自己搜集：一是到图书店去找，而是到旧书店去淘，三是到地摊上收购”。同时，由于当时上海的租界保存了许多关于租界及其他与上海有关的文史资料，为了尽可能收集齐这些资料，柳亚子还通过私人关系让大家前往租界去抄录资料，以保证志稿内容的完整性。由于资料搜集工作量庞大，正因为过程艰难，原本准备用2个月时间搜集资料延长到一年多。

3.“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修志理念

编纂方志的过程中，柳亚子秉持“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修志理念，希望新编的《上海市通志》能够尽可能全面反映上海市近代以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制定方志篇目时，柳亚子就坚持要在志书中真实反映近代上海的变迁和城市特质，对于租界、各类条约等情况不应该避讳，而应当客观、全面记录，“租界的设置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是历史的污点，但不能不承认它，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是不行的”，因而柳亚子在设置《上海市通志》篇目时持让“租界”入志。因此，《上海市通志》在设置经济、人口等23篇基本篇目外，还设置了《公共租界》篇和《法租界》篇。

在志书的编纂校对方面，柳亚子坚持字斟句酌，保证志稿的严谨性。编校《上海市通志》的时候，柳亚子时常卧病在床，但仍坚持“每一篇稿，他都认真、反复地审核，对于记述有无错误或矛盾，结构安排是否恰当，内容有误确实，文字是否确切等，都会一一考虑，向写稿者用商榷的口吻提出修改意见”。1936年6月15日，柳亚子致时任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主任吴静山的信中对方志的编辑格式提出修改意见，“‘1、2、3……’连写与不连写，我意拟改归一律。不论连写不连写，统低六格，用新四号老宋字，不知好看否？请斟酌为感！”除此之外，柳亚子还对《上海市通志》初稿的标点、用词等都提出了诸多看法，十分仔细。

除此之外，柳亚子对志书的体例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36年6月20日，柳亚子在致吴静山的信中认为方志不应随意突破时间断限，“这是关于民国二十二年限断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把这些都删去，留待将来再讲。或者，把这一段移入凡例中，再加说明：‘印在年份限断以后，故本书中未提及’云云”。这一做法避免了多次修志后内容的重复，为地方志的连续编修打下理论基础，并沿用至今。

历经7个寒暑，几易其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千多万字的《上海市通志》的三校清样已出，部分稿件已经付排。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上海市通志馆很快解散，《上海市通志》的出版工作一停就是70多年。不过盛世修志，1997年重新开馆的上海市通志馆于2012年将该志书重新整理出版，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同仁留下的这一方志成果终于与世人正式见面。

二

柳亚子的年鉴编纂出版理念

柳亚子对年鉴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鉴方志编辑出版模式，使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常态化；二是对本土综合年鉴编纂框架结构、体例进行了创新。

1.让年鉴编辑出版成为通志馆主业之一

20世纪30年代，晚清被引入中国的西方工具书——年鉴被民国政府和文化界视为记录历史、了解时事的重要载体，在本土出版市场颇受欢迎。因此上海市通志馆筹备期间，瞿宣颖、汤沧济等人就建议上海市政府以年鉴的形式将上海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汇编成书，但因政局变化该建议并没有实施。

1935年2月7日和1936年1月27日，《申报》连续两年报导上海市通志馆编纂年鉴。

但由于年鉴与方志在内容上都是记录社会发展、收录文史资料，在编纂方式、体例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执掌上海市通志馆的柳亚子很快注意到了年鉴的特色，并逐渐萌生出一边修志，一边编年鉴，借用方志编纂资料和模式开展年鉴编纂工作的想法，“照我最理想的办法，三年计划在民国廿八年六月底完结，那时候通志应该全部都出版，而民国廿八年年鉴也应该编辑完成了。我们倘把民国廿三年一月起到廿七年十二月底为止的事情，搜集起来（可根据五年来的年鉴做蓝本），弄一部《上海市通志续编》之类的东西。以后每五年出一本，可以永久的出下去”。

这一想法在1934年《上海市通志》的编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后，被上海市通志馆的同仁重视起来。当时，一些上海市通志馆的工作人员考虑到该馆并非政府的常设机构，随着修志工作的结束可能会被撤销，这样大家不仅失业，多年修志过程中积累的文史资料也可能无用武之地。因此，上海市通志馆的同仁希望借助开展年鉴编修工作将该馆保留下来，“只要年鉴一年一年出下去，通志馆也就可以因此而长期存在”。

于是1934年11月，柳亚子等拟定《上海市年鉴编辑计划》，借鉴方志的资料搜集、编纂整理的撰写模式，对《上海市年鉴》的篇目、体例、体裁、资料搜集等具体问题进行规范后，利用编纂《上海市通志》时积累的部分材料，以及向上海市各级政府机构，即“征求各官厅各机关最近之统计”，上海各行业、个人征集的各类资料，如柳亚子在《上海律师工会报告书》上就刊登了《致上海市通志馆函（为填送市年鉴材料由），附录上海还是通志馆函》，向上海法律界发函征集了大量资料。

由于在编纂方志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上海市通志馆同仁很快就编辑出版了《上海市年鉴》1935卷。随后，编修年鉴就成为上海市通志馆的主业之一，《上海市年鉴》1936卷、1937卷随即出版，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恢复营业的上海市通志馆也出版了《上海市年鉴》1946年卷、1947卷，直到上海市通志馆解散。

柳亚子敏锐观察图书出版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将年鉴编辑出版业务发展为上海市通志馆的一项主要业务，不仅不断拓展了地方志的业务范围，也展示了随着时代发展柳亚子等人对地方志的内涵和发展理念的思考结果，更使得地方志工作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列为永久机关”。

2.创新本土综合年鉴的内容

上海通志馆部分年鉴相关馆藏

《上海市年鉴》是记录过去一年上海人口、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综合年鉴。在编修《上海市年鉴》的过程中，柳亚子等在吸收《申报年鉴》等当时市面上的各类优秀综合年鉴框架结构设计合理、广泛运用表格等统计资料、广泛取材等优点的基础上，还根据自身编纂方志过程中掌握的资料多、对上海城市发展历史有较为深入认识的优点，在年鉴篇目设计、体例运用等方面都做了创新，展现出本土年鉴编纂者对年鉴认识进一步深入。

首先，《上海市年鉴》每篇内容都增加了“沿革”，使得读者可以较为方面了解事物发展的历史背景。如《上海市年鉴》1935卷“行政”篇中就设置了“上海市行政机关沿革”一节，“外交”篇中就设置了“上海外交机关沿革”一节。

其次，《上海市年鉴》借鉴方志客观全面收录与上海历史有关的各项事物，全面设置篇目，坚持“史公笔法，把活动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能留下一点什么的人都写进去”。因此，在亲自撰写该年鉴的《上海名人录》部分时，他收录了大量上海文化界的左翼人士，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国民党上海党部要求柳亚子删掉《上海名人录》，并将年鉴封面的红色改为蓝色，否则就要“接管”该馆。艰难的情况下，柳亚子只得暂时策略性同意，但他坚持著信史的编鉴理念却在当今的年鉴编纂中得到传承。

3.探索年鉴的市场化经营

虽然《上海市年鉴》在出版销售年鉴的时候，借助官方订购渠道，将一些年鉴销售给了一些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但考虑到当时上海市通志馆经营收入有限，且当时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商业年鉴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因此《上海市年鉴》积极采用市场化的路径促进年鉴的出版和销售。

柳亚子等人一方面大量拓展《上海市年鉴》的广告版面，使得广告收入即可保证《上海市年鉴》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推广，提高《上海市年鉴》的销量，增加收入。

1935年4月30日《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市年鉴》广告

在开展《上海市年鉴》的推广工作时，考虑到目标读者是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上海市通志馆的同仁主要通过在主要在学术期刊和《申报》《晨报》等销量较大的报纸上刊登图书简介和出版消息。如1936年第2卷第2期的《图书展望》杂志上就刊登了《新书提要：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第1卷第1期的《学术世界》杂志上刊登了《世界学术消息：上海市年鉴出版讯：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通志之努力》。同时，上海市通志馆还通过《大晚报》广告部及维新广告公司开展年鉴的市场推广工作。

集中的市场化推广不仅给3卷《上海市年鉴》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普及了上海本土文化和时局知识，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益，为当前官修年鉴市场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三

对通志馆的经营

虽然是近代上海市首个通志馆，但“由于当政者兴趣并不在创建文化事业上”，因而上海市通志馆的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在拨款时经常要克扣拖欠，员工的工资拖欠尤甚”。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通志馆的正常运转，柳亚子尝试了多元化、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使得上海市通志馆在乱世中得以保全。

1.成立民营上海通社

上海市通志馆在成立之初就常面临政府克扣经费、编辑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情况，为此柳亚子经常自掏腰包，为通志馆垫付支出。但随着全面抗日战争迫近，经济日渐萧条，政府扣发各项经费的情况愈发频繁，加上当时柳亚子在江苏吴江老家的租米收入也逐渐减少，因此靠柳亚子个人对通志馆进行接济解决不了上海市通志馆的经营困境。

尤其1934年，上海市政府决定以经费困难为由，计划解散通志馆的消息传到上海市通志馆后，柳亚子等人决心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扩宽通志馆的经营范围，解决通志馆在经费方面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的局面。于是，以上海市通志馆工作人员原班人马为班底，依托上海市通志馆资源而成立的民营学术机构“上海通社”应运而生。

1937年2月24日《申报》刊载上海通社校刊《上海掌故丛书》广告

上海通社成立后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掌故丛书》、《上海研究资料》等文史书刊，并在市场上取得良好反响，盈利所得不仅能够维持通志馆的运转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还为通志馆的同仁们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促进上海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上海市通志馆经历了这场建馆以来最大风波后，在柳亚子竭力争取下，经济有了一定的保障，又继续办下去了”。同时，在上海通社营业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积累了大量办报、办刊经验，为抗战期间创办《通报》打下基础。

民国时期上海市通志馆发行的部分文史书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通社停办，为了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本土的中文媒体平台，柳亚子支持上海市通志馆的工作人员创办《通报》。这份在上海租界创办的、用英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在全面抗战初期成为上海孤岛群众了解抗日消息的重要媒介，“《通报》创刊的日子，正逢徐州会战前夕，敌军被狙击在临城至台儿庄之鲜，李宗仁将军指挥的部队打得很漂亮，敌军遭到了坚强的抵抗。胜利捷报大大振奋了孤岛同胞”。之后虽然因抗战物资经费短缺《通报》休刊了，但却发挥了宣传抗战、鼓舞民众势力的作用，展示了柳亚子等人文化抗日的努力。

2.拓展理论研究和公益服务

上海市通志馆在开展多元化经营过程中，还通过主动提供理论信息咨询，开展文化普及等活动，增强通志馆的公益性，扩大通志馆的社会影响力。首先，上海市通志馆同仁根据自身在编纂《上海市通志》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知识，为各类报刊上撰写了各类大量文章，对上海历史地理知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如吴静山等发表的《上海的春天》《上海的夏天》《吴淞江的历史》等文章。其次，上海市通志馆的同仁还通过电台播音、讲座等方式，介绍上海的人文历史，扩大通志馆的影响力。如1935年12月上海市通志馆编纂部主任徐蔚南就前往上海光夏中学之请，为该校师生做乐“洋泾访古”的讲座。1936年，上海市通志馆同仁开展的各种讲座演讲达38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些公众服务工作的开展，扩展了上海市通志馆的影响力。

在柳亚子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市通志馆建立起一个以修志为主业，编鉴、兴社、办报、讲学等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由此从地方志事业逐渐成为一项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业。

四

四点启示

乱世之中，柳亚子以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传统方志编修工作理念进行了拓新，对新兴年鉴编辑出版进行了实践，对通志馆的经营管理进行了多元化、市场化的尝试，留下了一部一千多万字的志稿，两本资料汇编，三卷年鉴，四本集刊，这些都给当前的地方志事业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

1.重视地方志编纂理念的创新

柳亚子在开展方志和年鉴编纂时，对传统方志、新型年鉴的编纂理念都进行了发展，让两者能够适应时代和本土市场的发展需要，并通过内容和出版方式的调整，努力展现出地方志的时代价值，让身处乱世之中的地方志仍能发挥存史、资政、教化、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之中，地方志工作者在开展编纂工作的时候，可以积极借鉴柳亚子对地方志编纂理念的创新精神，尝试在继承优秀编纂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对当前读者对地方志的需求、社会对地方志的期待、政府对地方志的定位等内容的深入思考，对地方志的发展理念进行拓新，使得地方志在新时代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2.厘清方志与年鉴的关系

从柳亚子开展年鉴业务的出发点、年鉴编辑出版模式等方面可以看出，在柳亚子及许多上海市通志馆同仁眼中，年鉴与方志在内容、编辑出版工作机制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多卷本年鉴合编起来就是一本方志。这不仅为改革开放之后，年鉴与方志工作机制、机构的并轨提供了历史依据，还对民国学者黎锦熙《方志今议》中就提出的“每年出一本地方年鉴，过10年或15年就可以增订续修地方志”的观点，即方志年鉴趋同论中的“长编说”进行了实践和延伸。

深入了解柳亚子等人对方志和年鉴关系的理解和实践，对于当前地方志工作者厘清方志与年鉴在内涵方面的异同及两者工作机制和机构演变的过程，把握依据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而发挥方志、年鉴各自的价值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3.重视地方志的市场化

柳亚子在开展地方志工作的过程中，对年鉴的出版销售、通志馆的经营都进行了市场化的实践。无论是柳亚子在主持上海市通志馆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经营通志馆，而是通过创办上海通社、出版大量报刊产品，为上海市通志馆获取利润，让上海市通志馆在战火中得以长期经营下去；还是在年鉴的出版销售过程中，刊登各类广告，获得盈利，还是通过报纸、期刊等媒介广泛传播年鉴，以提高年鉴的销售额。

柳亚子对地方志市场化的努力，表明民国时期地方志工作虽然具有官方背景，编修地方志等虽属于政府法定职能，但仍然可以进行市场化的运营。当前年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对地方志工作是否可以市场化，市场化是否对地方志事业发展有益抱有疑问，柳亚子对上海市通志馆的经营就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因此，借鉴柳亚子等对地方志事业市场化进行探索的经验，对当前地方志工作进行市场化的探索，对激发地方志事业发展活力，增强地方志事业的竞争力都有重要作用。

4.拓展地方志的业务范畴

柳亚子在着手开展上海市通志馆工作时，上海市通志馆仍属于上海市政府下设的一个临时机构，但由于柳亚子等人不断拓展上海市通志馆的业务范围，使得上海市通志馆成为一个兼具修志、编鉴、整理地方史、图书报刊出版以及文化普及等多功能、多业务为一体的常设机构。这表明，随着时代发展和地方志人的辛勤耕耘，地方志事业的内容是可以不断调整和增加的，是可以成为一项内容丰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事业的。

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正处于调整、改革过程之中，地方志工作者可以尝试吸取柳亚子等民国地方志工作者对地方志事业主动作为、擅于作为，不断扩展地方志工作的业务范围，增强地方志工作的影响力的历史经验，促进当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原标题：《柳亚子对地方志事业的探索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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