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识途|央行行长的私人俱乐部

持续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一想起在战争中牺牲的140万军民，法国就恨不得马上把德国掐死。法国的愤怒充分反映到了《凡尔赛和约》的内容里。经过冗长的谈判，战争赔款委员会在1921年宣布了赔偿金额：德国要赔偿英法等国1320亿金马克，约合315亿美元，每年20亿美元。

赔着赔着，德国表示根本赔不起。1929年2月，时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也就是德国央行行长亚马尔·沙赫特向战胜国集团提出要修改赔偿金额。一开始，德国与法国在赔偿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谈判一度陷入胶着状态。直到1929年6月7日，战胜国与德国之间终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德国要在今后的58年内共支付290亿美元。与此同时，沙赫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成立一家专门的银行来负责赔偿款的资金划拨。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支持，特别是时任英格兰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支持。

有了诺曼这个强力同盟，沙赫特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1930年2月27日，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以下简称为BIS）正式成立。最初交给BIS的任务是负责划转德国的赔款，其实就是为几个央行提供清算服务。BIS是一个超主权机构，凭借海牙公约成为了世界上最具特权且受法律保护的银行。正如BIS的成立章程中所写的那样：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本行的财产、资产、全部存款以及受托管理的基金享有豁免权，不受任何行为之侵犯，例如：没收、征用、扣押、充公、黄金禁运或货币进出口管制以及其他类似措施。”

然而，诺曼的真实想法并不是成立一个清算机构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为了帮德国划转拨款，那么随便一个像样的信托机构都可以完成，何必这么麻烦专门成立一个银行呢？诺曼真正想做的是成立一个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管辖、却为私人服务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服务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各国的央行行长。

换句话说，诺曼真正想做的是为各国央行行长们建一个私人俱乐部。按照诺曼的设想，这个俱乐部董事会成员全部由央行行长担任，却不对任何人或机构负责。央行行长们会定期聚在一起来讨论技术性问题，或者互相发一下对财政部的牢骚。这个组织保持了绝对的私密性，大部分会议根本没有记录，即使有记录也不会对外公开发布，央行行长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相互交流。这种交流需要很高的默契，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刚说完上句，大家就基本都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有的央行行长甚至会直接给你答案。如此，央行行长形成了一个国际圈子，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有时甚至能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

但这种超越主权、只忠于BIS的理念也为BIS带来了不小的麻烦。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央行感到不妙，就开始偷偷将黄金储备转移到国外并存放到了BIS。1939年3月15日，纳粹德国全面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国家亡了，但是黄金还在。纳粹德国派人到捷克斯洛伐克央行，逼迫捷克斯洛伐克的行长对BIS下达命令，将捷克斯洛伐克在BIS账户上的黄金划转到德国的账户上。这分明是再明显不过的抢劫，可诺曼等BIS的高层却不这么想。在诺曼看来，BIS是个超越主权、超越政治的存在，任何政治考量都不能影响BIS的运营。BIS就是要为央行提供清算服务，既然手续齐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央行的要求就必须要得到执行。就这样，纳粹德国不费一枪一炮，从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劫掠了23.8公吨的黄金储备。

二战结束之后，BIS因为划转黄金事件而承受了巨大的道德谴责。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好比在银行柜台前，有个强盗拿刀架挟储户把钱转到自己的账上，银行竟然照做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就力主取消BIS。但他低估了这家俱乐部会员的影响力。BIS的成员本身就是各国央行，华尔街和伦敦的很多金融机构也受益于BIS提供的跨境金融结算服务。就连美国的情报投资杜勒斯都是BIS的忠实粉丝，因为战争期间他从这个俱乐部得到了太多关于纳粹德国的经济信息。

真正给BIS的生存带来威胁的是IMF和世界银行。随着这两个机构的出现，BIS必须要重新明确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否则很难抵御那些质疑的声音。好在BIS最不缺的就是灵活性。很快，它就明确了自己在新时代里需要扮演的角色。BIS既不掺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性贷款的业务，也不跟IMF争抢对债务国的短期融资业务，虽然这些BIS之前都做过。BIS选择了它最擅长的领域：专注为各国央行提供周到的服务，同时促进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BIS十分乐于同IMF和世界银行合作，借此将三者的关系捋顺。当世界银行发行第一笔用外币计价的债券时，BIS还非常热情地向瑞士的银行进行推销，并利用自有资金购买了很大一部分。

除了提供出色的清算服务，BIS作为央行行长私人俱乐部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个私人俱乐部里，央行行长们可以形成良好的沟通氛围，互通信息。央行行长是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竞争对手。行长们在一起总是在不停地提问、思考、回答，每个人都有需要向其他人请教的时候。交流的过程既是学习的过程，更是加深信任、增进友谊的过程。与承担其他职务的政客不同，行长之间的友谊在关键时候能够发挥巨大作用。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时候，纽约联储之所以能迅速拯救美元，靠的就是对那些位于大西洋彼岸、同属一家俱乐部的欧洲同行的信任。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为了避免出现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可以说立即达成了协议，即英格兰银行会利用欧洲美元市场帮助美联储提供美元流动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匈牙利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BIS融资支持的事情。

早在1931年，匈牙利就曾获得过BIS的贷款。1978年，匈牙利的银行家首次访问BIS，并于1980年申请加入IMF。虽然匈牙利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中东欧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但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外债。到了1982年，匈牙利的外债规模达到了100亿美元，且短期债务占比较高。当时，匈牙利周边地区的局势非常不稳定，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出了问题，从而诱发资本恐慌性逃出国内，匈牙利的经济因此面临重大挑战。但是，申请加入IMF的要求还没有答复，因此无法从IMF那里获得融资支持。于是，匈牙利当局委派一名匈牙利国际银行的高管去向BIS申请援助。为什么要选这位高管过去呢？因为这位高管此前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BIS组织的各项讨论会，很熟悉BIS的情况，属于圈内人之一，而且还与当时的BIS行长有不错的私人关系。

凭借着这层关系，BIS行长答应帮匈牙利一个忙。他先是打电话跟IMF的总裁确认了一下匈牙利是否会被吸收成为IMF。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BIS给匈牙利提供了一笔足以帮助匈牙利渡过难关的过桥贷款。很快，匈牙利就被正式确认为IMF的成员国，并从IMF那里获得了融资，还上了从BIS那里得到的救命钱。不夸张的说，BIS一个电话就拯救了匈牙利的经济，而这个电话其实是为老朋友打的，并非出于什么道义。

当然，这还只是BIS做过的许多不为众人熟知事情之一。在BIS这个平台上，各个成员国在幕后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合作。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联盟，再到欧元的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每一个重要节点都能看到BIS留下的脚印。德国的一家并不大的银行倒闭，却引发了央行行长们的关注，最终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各国同时遵守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协议。这并不是一个法律规定，但各国央行践行起来却比实施货币政策还要认真。

时至今日，这家属于央行行长的私人俱乐部依然发挥着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它组织了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对话机制，它提供的工作论文得到全球学者的认可，它的统计数据总能在第一时间被报道并引用。但是，这家私人俱乐部开始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虽然倡导交流的经营风格始终没变，但交流的问题却总是在发达国家里打转，而忽略了最近十几年加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新成员带着新问题进去，却只能得到老答案。这就像年轻的西部牛仔遇到了伦敦的老牌绅士，除了礼貌性的问候，两者恐怕不会有太多交流。

人们终将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行长更需要一个俱乐部。如果BIS不能提供的话，那总有人会补上这个空白。在这个新的俱乐部里，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市场化的经验和阻碍，讨论如何平衡发展、转型和稳定的问题。印度废除纸币的措施对美国来说或许难以想象，但同样被偷税、贪污和地下经济所困扰的泰国和巴西或许会感到如获至宝。当某国想调整自己的汇率制度时，无论是去问德拉吉还是耶伦，答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放开就好，不要为汇率操太多的心。是啊，他们确实不大需要为汇率制度操心。真正能跟他聊到一块去的人，既不在美国华盛顿也不在英国的伦敦，而是在中国北京市成方街32号那座大楼里。

[本文取材于《巴塞尔之塔：揭秘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世界》，作者亚当•拉伯（美），綦相、刘丽娜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