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专访北大教授牛军：国人应如何看待特朗普胜选

2016年11月8日，那个一直不被看好的、发型凌乱而又经常口出狂言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被美国人选举为第45任美国总统，这瞬间成为全球的爆炸性新闻。即便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似乎也忘却了“双十一”来临即将剁手的喜悦和痛苦，转而投入到美国大选这一现实的政治戏剧中来。著名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将这一时刻称之为“特朗普时刻”，用以指代“处在失望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刻的人们的心态”。

微信朋友圈中刷爆屏幕的言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世界末日论”，即认为美国的民主居然选出了这么一位总统，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进而充满了悲观和失望情绪，并由此得出了“美国衰落论”；一是“民主胜利”，即认为无论如何特朗普还是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民意，这仍旧是“民主的胜利”。但无论何种言论，基本上都体现为人们面对此事或震惊或失望的情绪化处理。为此，澎湃新闻记者特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路聪就特朗普胜选一事采访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助理孙鸿博士和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并带着相关疑问采访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期用一个客观、冷静的视角重新审视“特朗普时刻”。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

孙鸿曾经从商三十年，后来在北京大学国关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正在从事国际政治营销学方面的研究。他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11月10日下午，他在北大国关学院做了一场有关特朗普胜选和国际政治营销学的讲座，其中，他特别提到了两点：

第一，美国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政治营销技巧”的博弈。特朗普与希拉里运用种种宣传与公关手段在各种议题上全面碰撞，以此来争夺民心。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特朗普用他激进的政策倾向和出格的语言赢得了这场选举，孙鸿肯定了特朗普本人“政治表演”的天赋和效果。而笔者的疑问是，在漫长的选举周期中，希拉里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包括政治资源、资金资源和知识资源），与此相匹配的，希拉里也牢牢把握住了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何拥有更少营销和宣传资源的特朗普成功了？

第二，用孙鸿的话说，特朗普本人是一个非常“柔软而灵活”的商人。他的言论往往并不是他真实思想的反映，而是他的表演外衣和攻击武器。所以，我们不能将他的言论和政策主张等同为一，而是应该密切关注他的政策动向从而做进一步的分析与判断，不应该陷入一种过喜过悲的极端情绪之中。

治美国思想文化和高等教育史的牛可则从四个方面观察此次特朗普的胜选事件。一是政治职业主义的泛滥和政治精英的衰朽，这大概是1960年代以后越来越严重的问题。20世纪中期那种秉持坚定理念、拥有高贵政治品质和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家越来越少，只在意博取权位而又精于政治操作的庸俗世故的政客损害了精英政治的质量和声誉。这种情况就是政治衰败。

第二个问题则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的长期后果。里根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政策不断加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削弱、缩小，加上传统产业的衰落造成的部分产业工人处境恶化，原来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的基本格局已然消失；反智主义在变化了的美国社会里获得新的动力。民主党自由主义没有蓄积新的活力，对此变局长期麻木迟疑、首鼠两端，没有坚决有力的变革议程。今日之败，有其咎由自取之处。

第三，经长期努力已在美国都市部分占据优势的文化多元主义，应该被看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和道德成就。特别是从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基础上看，这种文化宗旨和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克服人性中以排斥和贬低他者界定和强化对“我们”认同的本能，求取平等、包容多样性，在更深的层次上“合众为一”，扩张和丰富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有世界性的指标和参照意义。这种文化变革事业必定有其内在张力和实践困境，也要求付出代价。今日之事可能是它的一个重大挫折。我们作为外人和“他者”，应对文化多元主义抱有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期待，而不是只把它看成美国当前困局的根源。

第四，以目前所见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以他与美国文化、智识精英之间如此深刻的敌对，以美国政治目前已然存在的空前分裂状况，今后美国政治运行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梗阻。特朗普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审慎和认知、学习能力，能否接受权势集团对他的必要的、最低限度的驯化和改造，能否顺利完成总统职位初期必需的自我教育和转型，能否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达成起码的合作，最终能否达成总统权运行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合作和整合，都有待观察。而目前美国的局面，给美国的观察者提供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极端条件实验”，这倒是值得期待。

那么，该怎么理解这种变化所导致的民粹主义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带给国际体系的影响？另外，本次大选和英国脱欧还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是精英主义的衰败：就此次选情来看，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明显出现了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严重脱离的情况（特别是在媒体界和知识界体现得非常明显），该怎么看待这种脱离趋向带给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化退潮的问题，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被认为是全球化倒退的标志性现象。为何进入21世纪后会出现全球化的“逆潮”，该怎么看待这种全球化退潮的现象？

牛军认为，这次选举又一次在中国激发起人们去思考如何认识、评价美国的问题，特别是二战后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利弊得失，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美国这种现代化模式的生命力、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带来的种种进步和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与此相关的是如何认识美国推动、主导并深刻卷入其中的全球化浪潮的未来和影响。

牛军首先提醒不论身处何处的读者都应该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处于第一位的强国。在这次选举中将特朗普推上总统位置的美国人，一些人是不满美国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由于技术的全球化，产业的全球化以及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引发的各种问题，如失业、贫富不均等；也有一些人不满民主党政府的移民政策，他们相信他们的不幸和未来可能遭遇的诸多困难，是民主党政府的移民政策过度宽松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读者应该记住，美国人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好过得多，进入到微观层次，这些对贫富不均感觉到愤怒的美国人还是比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生活水准高得多，美国人目前享受的生活水准，包括相对平稳的物价和优质的产品，是他们从全球化获益的证明。美国的贫富不均是其内部问题，最终解决也是美国人按照美国的方式和遵循美国人的利益，很难预期动机和结果都会是利他的。通过选举换一个人去尝试改变现状，是其中的途径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衰落了。毕竟，民主党执政已经8年了，换个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从历史上看也算是美国两党激烈的政治竞争的常态。所以，读者对此结局不必过度解读，尽管其过程是很有戏剧性的。

如何评估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如一些人认为的，美国的宪政体制、民主政治传统以及官僚机制导致美国不太可能有革命性的变革？还是说，特朗普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大变革？牛军坦言，美国大选时他曾判断，特朗普可能会对美国政治，甚至世界政治有剧烈冲击，“特别是他在葛底斯堡的‘百日新政’演说，其中有些具体信息，比如声称将对中国商品增收高额关税（高达45%）”。但在特朗普发表胜选讲话后，情况有所改变。从讲话内容看，特朗普明显收敛了，这背后反映了制度和政治传统对他的约束。“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宪政、民主传统和官僚体制对特朗普的制约会令其无所作为，还是要看他会如何做，然后再做评估，这才是严肃的态度。”牛军说。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后涉及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了美国人长期养成的大国国民的意识，即美国人理所当然地应该过优越的生活，以及享受更高的人权标准，这在美国也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有统计显示，这次选举中有58%的白人投票给特朗普，这反映了美国历史文化中蕴含的一种非正式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至上。这种观念经过美国的民权运动长期和持续的冲击，已经在逐步淡化，但在这次选举中又因为移民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和失业等问题而重新浮现。牛军说，这是美国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某种反弹，其影响值得关注。

“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获得的好处不如华尔街的金融人士。还有，美国和欧洲在中东面临的敌视。对政府而言，这是困境，对每个人而言，就是身处其中遭遇的敌视。这是美国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族裔冲突以及宗教矛盾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特朗普看来不喜欢欧洲人，这和欧洲当前的系统性问题有关，那个体系是个独特的系统。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有着历史性的交往和冲突，欧洲能够放开边境、接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是有历史原因的。而美国立国时就是由白人男性精英主导，重视白人至上。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得到美国白人多数的支持，他们目前还是美国最强大的族群。”牛军说。

谈到美国大选结果与全球化“逆流”的关系，牛军认为这是美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人再怎么不满，它仍然是全球过得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如果要逆转这个潮流，靠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就能维持现在的水平？或者如他所说的使美国‘再次伟大’？这也是这些年来研究全球化问题面临的重大挑战。”

今年10月末，著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安徒生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影子的意义》的获奖演说，他回顾了安徒生的童话名篇《影子》，村上称“我们和安徒生一样，都需要直面自己的影子”……“不管我们为防止入侵者而建造的墙有多高，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排除异族，不管我们如何为符合自身利益而改写历史，我们最终换来的只会是损坏和伤害自己。”

村上的话仿若谶语般令人振聋发聩。在“特朗普时刻”的当下，我们更应躬身自省并充满勇气，“你必须耐心地学会和你的影子共存共处，并警惕地仔细观察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