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略所｜超大城市需要怎样的乡村产业振兴

一、超大城市乡村产业振兴对全国具有风向标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为中国发展“领头雁”同时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7个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在其城市化区域之外，一般都会存在着面积不算小的郊区乡村地区（深圳尽管存在很少量农业用地，但已全域城市化，算是个例外）。新时代超大城市的乡村区域该如何高质量发展？超大城市如何在乡村振兴上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借鉴的乡村振兴思路与方法？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表1  当前中国超大城市土地人口情况

注：在市域面积中刨除镇区和乡村面积后是城区面积，大多城市将城乡结合部也算入城区范围。在城区面积中刨除城乡结合部的乡镇面积后是建成区面积。根据惯例，建成区可以包含开发园区的工业厂房，但是没有大型连片建筑的区域需要刨除在外。人口数据来自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建成区面积是2019年数据

通常来讲，乡村振兴具体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内容。其中，产业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它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农民富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超大城市的乡村产业振兴肯定是太容易了：超大城市的乡村区域虽然属于乡村性质，但它毕竟是超大城市的乡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乡村，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乡村。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高能级、巨大能量的强大核心城市，超大城市的乡村距离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人才、资本、项目、技术、信息等如此之近，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能有什么难的呢？

然而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超大城市的乡村产业发展并不太容易，并不像好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片光明的坦途，它其实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制约和挑战，需要我们在更大的格局框架下加以有效破解和应对。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很能说明问题：除深圳外（深圳已无身份意义上的农民），2020年6个超大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中均位于前10名之外，全部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4.38万元/人），除上海之外的5个超大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低于全国所有居民的平均水平（3.22万元/人）。

表2 2020年超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万元）          

表3  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前20强城市

超大城市农民收入的这种现实状况，显示出超大城市的乡村区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富裕，超大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显著，超大城市乡村区域的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提升。所有这些都说明，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虽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但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有自己的难处和困境。努力破解好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难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产业开拓创新之路，对于全国乡村振兴将具有重大示范与借鉴意义。 

二、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有自己的难处与困境

1、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乡村区域为超大城市的“超级城市化”做出巨大奉献。一方面，超大城市之所以被称为超大城市，主要是因为人口、资源、要素等在城市中超大规模、高密度地集聚，比如从人口标准来看，超大城市的城区人口都超过1000万人。这要求超大城市要拿出超大规模的空间来容纳这些要素，如果原有城市空间不够，就需要向郊区乡村要土地空间。另一方面，当城市达到超大规模以后，由于“规模效应”非常显著，超大城市仍存在继续长大的态势（国内外的大都市圈就是明证）：中心城区向外蔓延拓展的趋势会不断加强，新城发展和郊区本地城市化的动力也在不断增强，而且不管是近郊区还是远郊区，还会布局很多产业园区。所有这些客观上要求超大城市的乡村区域，在土地空间以及相关资源上要做出更多奉献。 

表4 中国超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情况（单位：平方公里）

这种“超级城市化”的巨大浪潮，对超大城市乡村区域自身发展来说是重大的影响变量。它使得不少乡村区域随时处于巨大城市化变迁的结构性力量影响之下，这对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的长期和短期预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面临的变数很大，所以各种资本对超大城市乡村的投入都相对谨慎，导致到目前为止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资本投入和积累仍较为不足。可以说，这也算是“大树底下难长草”的另一种演绎。

2、从劳动生产率比较来看，超大城市乡村区域产业发展和中心城区的“势能差”显著。一般来说，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往往低于第二三产业部门，从创造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劣势。但即使这样，超大城市作为多元、综合功能的超级大都市，在其精彩纷呈的城市化区域之外，拥有一片别样特色与韵味的乡村区域，将会为自己的城市魅力与功能增色不少，将会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留下较大空间。当前，超大城市乡村区域的功能定位主要是食品生产、生态景观和社会文化等功能，承担着耕地保护、粮食保障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打造生态景观、传承文脉等重要责任。 

表5 2020年中国超大城市农产品产出情况（单位：万吨）

注：北京水果产量为瓜果13.9万吨+园林水果39.9万吨；上海水果产量是2019年园林水果产量；广州水果产量是园林水果产量；成都蔬菜产量、水果产量、禽蛋产量、牛奶产量和水产品产量是2019年数据；天津水果产量、生猪产量是2019年数据

恰恰是由于这种定位和责任，使得超大城市乡村区域必须要守好“农业阵地”。在此背景下，超大城市核心支柱产业体系的经济密度和产业能级越高，其乡村区域和城市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就越大，甚至比其他的非超大城市要显著得多。这种客观的结构性差距导致超大城市对乡村区域的“虹吸效应”非常明显，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本来就不算丰富，却很容易被其他产业部门吸引走，这对乡村产业发展较为不利。 

表6  2020年中国超大城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情况

3、从要素规模来看，超大城市乡村区域的土地规模总体有限，农业发展很难形成强大规模效应。当前中国7个超大城市中，除了重庆市在市域面积上更像是一个省级行政区之外，其他6个超大城市即使再大，毕竟还是一个城市架构，土地空间资源总体上是很有限的，其乡村区域的土地规模同样很有限。扣除农村建设用地等之外，超大城市能够用于发展农业的土地资源其实并不富足（重庆算是个例外）。 

表7 当前中国超大城市农用土地情况（单位：平方公里）

需要指出的是，受超大城市“级差地租”机制的影响，即使乡村地区的土地非常金贵。特别是有相邻城市化区域的土地和房产价值作对比，超大城市乡村区域的土地“相对成本”已然很高了。

乡村土地资源有限，同时“相对成本”又很高，这就使得超大城市乡村农业发展很难形成有力的规模效应。多年来，上海等各超大城市也都在探索推进适度规模农业，但是这种规模也很难达到非常大。规模效应出不来，产业发展的整体能级和竞争力当然就会受到限制。

4、从发展现状来看，超大城市的乡村总体属于殷实小康型，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但还需注入强劲动能。上述三个难题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不容易，由于其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差”、“势能差”体系中，有些时候不是三农主管部门、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不够努力的问题，而是这种先天的结构性短板与不足导致影响巨大的问题。因此，要促进超大城市乡村产业更好更优地发展，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投入更多的资源，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破解难题。

由于超大城市经济能量强大，其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和较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使得超大城市乡村生活是较为殷实的，但却难说得上很富庶。笔者以为，当前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超大城市乡村的资源资本投入和积累还较为不足，坐落于乡村的市场主体还不够多、体量还不够大，企业家精神还较为缺乏，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生态还不够坚实与深厚。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建立发展了数十年，但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仍面临着“第二次进入市场经济”的形势，这一次比前一次市场经济转型要求更深刻、内涵更丰富、影响更深入。

三、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既有一般农村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有自己的较大难处与困境。这就需要根据超大城市的现状特征，结合新的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特点，努力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为全国乡村产业整体发展提供思路启示与借鉴。

一是注重对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地系统谋划。对于市场化基础还不牢固、具有相对后发特征的超大城市乡村（比较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来说，根据超大城市不同乡村区域的特点，系统谋划好乡村产业启动起来的发生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非常重要，即“如何把乡村产业振兴的这把火给点起来，而且让它越烧越旺”。这需要思路、机制、人才、组织、资源等多种要素的支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系统谋划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带头人（乡村领导班子尤其是村书记）的主动求变、科学变革与积极作为。前文提到的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难处与困境，很多不是仅靠市场机制能解决的，需要乡村带头人加强系统设计，既能整合各种资源，又能够大胆创新，努力把各种发展鸿沟予以有效熨平，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注重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本投入积累与企业家精神培养。针对当前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资本投入积累仍较不足的现状，要有针对性地大力加强产业资本的吸引和积累。没有资本要素的支撑和撬动，产业发展难以成气候，这是经济、产业启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并不是所有资本都来者不拒，选择能够和区域发展功能定位相契合、能够长久合作与成长的合适资本非常重要。同时，通过合理政策设计，鼓励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区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另外，鉴于当前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缺能人、缺企业的现状，要按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打造“生态土壤”，积极引入、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努力激发企业家精神，使市场主体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好主力军作用，推动更多乡村市场经济“弄潮儿”的涌现。借鉴浙江、江苏等地区发展的先进经验，促进乡村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培养，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源。

三是注重紧扣“农”这一底色，拉长超大城市乡村产业链。与国外的国际大都市相比，拥有一片较大规模的乡村区域，是中国超大城市的一大特色，也是城市多元综合功能与城市魅力的重要体现。超大城市的乡村产业再怎么发展，也不能把“农”这个底色搞没，否则，超大城市的功能构成与城市色彩是有明显缺憾的。

超大城市应该顺应时代、社会与科技发展的浪潮，积极借鉴荷兰、以色列等“小国大农业”的先进发展经验，坚定不移地走都市农业、科技农业、数字农业、精品农业、品牌农业的道路。同时，紧扣超大城市乡村“多元复合功能”的发展趋势，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与跨界，精心构筑“农业+”产业生态体系，拉长、丰富超大城市乡村产业链条。

四是注重在超大城市乡村产业发展中积极拥抱新经济。新经济代表着新思维、新趋势、新动能，代表着适应、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当今时代谁不重视新经济，谁就会掉队。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新经济虽然往往和高科技相伴相随，但严格来讲，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不仅是指高科技经济活动本身，而更大程度上是指发展高科技创新经济活动的“新的组织实践方式和组织生态”，甚至包括新的思维方式和态度。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潮中，坐落于中国超大城市的乡村区域，既拥有大都市诸多高端创新要素之便利条件，又具备一定体量的土地空间和生态空间支撑，不应该错过拥抱新经济、发展新经济的大好机会。在这一方面，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向阳村正在进行创新性尝试，其与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敏实集团合作，谋划建设集“科技创新、现代农业、休闲农旅”于一体的敏实创新研发基地，努力打造“稻田里的研发中心”。笔者相信，当类似案例越来越多的时候，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亮色与光芒将会更加璀璨、更加夺目。

（作者李显波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