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11月22日上午，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过去10年，因健康原因，陈映真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疗。陈映真同时也是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1937年10月6日出生，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文理学院（即今淡江大学）外文系。1959年，还是大学学生的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文坛。

陈映真的作品受到鲁迅影响，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而身为台湾文学重要旗手，陈映真也常因个人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而成为当代最被议论的小说家之一。陈映真的代表作包括《将军族》《第一件差事》等。

1968年7月，陈映真被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等罪名逮捕，他和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林华洲等36人一起被捕，被称为民主台湾联盟案；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台东县泰源监狱与绿岛山庄。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学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骢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百日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等文章，与余光中等作家辩论。1980年代，陈映真继续与台湾本土派人士交锋。这次论争中与陈映真进行论辨的，包括后来的著名学者陈芳明。

上世纪60-80年代，陈映真可以说是一个纯文学作家。1987年台湾解严后，陈映真办了《人间》杂志，他开始去写台湾社会问题，把许多问题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包括白色恐怖、农民、劳工问题，他自己也开始大量阅读社会学著作，试图对台湾社会问题提出见解。

今年9月，台湾新北市图书馆还举办了“阅读乡土人间与台湾”特展，展览透过图文影像纪录与分享会，回顾台湾第一本关怀社会、环境、劳工、族群等议题的《人间》杂志，同时展出陈映真先生作品全集。作家陈映真是《人间》杂志的创办人。陈映真曾说过，他希望透过《人间》杂志，“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人，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

作家陈映真始终坚持中国统一的主张，1988年，并与胡秋原等人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陈映真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吶喊》。他曾经说：“鲁迅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祖国。

在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看来，陈映真文学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又是不分前后期的，只因打从一开始，他就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位置而写作。这是他一生的战斗，而他为这个战斗付出的代价包括了蒋介石政权下的七年牢狱，以及台独霸权下的不定期围剿与刻意遗忘。

“映真啊……我们不仅是写作上的朋友，同时是家庭、是生活上的朋友。这种感情……知道他（去世）这个消息，要我怎么表达 ……”面对澎湃新闻的采访，台湾作家尉天骢感慨地说，“也许我们意见不同，但大家都是好朋友。”就在今年10月，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 在大陆出版，其中一篇《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正是尉天骢写陈映真的文章。“每次想到映真，我经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特别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虽然有了自己固定的思想系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例如评论龙应台等)，连续鼓动左翼文学的复归，但由于政治意念过于强烈，反而处处流露着生硬的意味。”尉天骢写道，曾经他和陈映真在年轻的时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但“现实变了，人对于未来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长使得心灵的认知有了差异。这就使得朋友间经常会产生难以沟通的难堪； ‘同学少年多不贱’，就成了这些年的普遍现象。”

台湾文学研究者陈芳明也感慨，《回首我们的时代》中最令人感伤的文章莫过于《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这篇：“在他（尉天骢）笔下，陈映真可能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浪漫主义者。他们之间如今已是音信全无，但是长年建立起来的感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切断。”“他真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尉天骢告诉澎湃新闻，“他对于台湾现实，对 ‘二·二八事件’是最早提出写作的人，他也对台湾的工业化和污染提过很大的批评。他是一个很尖锐的作家。”对于陈映真的文学成就，尉天骢评价：“在1950到70年代，映真对台湾现实、对台湾年轻人的理想有很大影响。影响不仅在于写作技巧，甚至包括他的思维方法和气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好，比如《我的弟弟康雄》、《面摊》、《故乡》 。”

“知道这个消息，我的心情蛮复杂的。”台湾作家朱天心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陈映真的为人对她而言意义巨大，“台湾政权更迭，但陈映真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个，是极少数的那一个。他在台湾的主张，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身体力行，甚至为此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安稳。在作家中，他几乎是我能立即想到的唯一一个 ‘永远的异议者’，永远站在边缘的位置。”“这点坚持，对我们或许就是一句话。但在台湾这么政治化的地方，陈映真的坚定不移很不容易。”朱天心说，在台湾，“左派”是大陆人难以想象的少数，不如说是“左卒”。“而陈映真是永远的左卒，永远的身体力行。今天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感伤，我和天文还喟叹了一阵。我们觉得就好像是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子的人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陈映真可以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要理解这种说法，首先我们要从陈映真的形象变化说起。最初他的作品进入到大陆的文学阅读和视野中，主要是作为台湾文学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中也选了他的一些作品。虽然陈映真很重要，但当时还是把他放在台湾文学的格局上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这个形象，他对中国大学文学界、思想界的影响不可能那么大。”

在罗岗看来，对陈映真的理解转变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即台湾本土派兴起以及政党轮换民进党上台，台湾文学逐渐把陈映真边缘化或者说是遗忘了，而被边缘化与陈映真的立场有关。“他在台湾社会中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一个是左翼角色。从广义角度来说左翼会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等。但是陈映真的左翼与西方学院左翼不同，他把自己的认同放在了社会主义传统上，这个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与陈映真在上世纪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入狱的经历有关，他在狱中认识了一大批老同志（共产党），彼此找到了共同点。”

罗岗认为，陈映真还是“统一派”，这是上世纪90年代台湾特别不能理解他的一点。以台湾社会学家赵刚为代表的一大批人，从上世界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他们都开始重新发现陈映真，特别是赵刚，写了两本研究陈映真的书，来发现陈映真文学和思想中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东西，这个时候陈映真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后，作家陈映真来到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陈映真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说话很多时候是“不合时宜”的。他看到了大陆改革开放后市场上也有很多令人不满的现象出现，大陆知识分子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是面向资本主义的。但陈映真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他带着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批判立场、带着理想主义。所以当时张贤亮、阿城为代表的一批大陆作家与陈映真产生了思想错位。这是最初陈映真到大陆时出现的状况。

上世纪60-80年代，陈映真可以说是一个纯文学作家。1987年台湾解严后，陈映真办了《人间》杂志，他开始去写台湾社会问题，把许多问题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包括白色恐怖、农民、劳工问题，他自己也开始大量阅读社会学著作，试图对台湾社会问题提出见解。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一批年轻人也开始去接触陈映真的这一面。罗岗说：“加上赵刚等学者的介绍，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重读陈映真？对主导世界的市场化、资本化、全球化的力量产生和批评，这个批评不是简单地从西方理论出发，而是贴近历史的、具有自我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所以陈映真就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黎湘萍从作协与陈映真交往密切的朋友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晚上7点接到澎湃新闻记者的电话时，他正赶往陈映真去世的医院。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非常震惊和难过，“陈映真不仅仅是台湾的左翼作家这么简单，他既是思想家也是诗人。有一个新儒家的代表评价他是‘海峡两岸第一人’，我觉得是十分中肯的。在他活跃的时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的思想是走在我们大部分人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