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韩日军情协定与萨德联动，但东亚版“小北约”言之尚早

据韩联社11月23日报道，韩日两国在首尔正式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此后，双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完成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协定即告生效。

这份协议的关键内容，是规定韩日两国可不经美国直接共享军事机密，并涉及提供情报、防止泄露方法及情报等级等内容。据韩联社称，韩国国防部期待日方向韩国提供有关朝鲜的卫星图片、以及朝鲜潜艇及潜射弹道导弹等相关信息。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退役少将徐光裕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不应孤立地看待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因为这份协定与“萨德”有一种联动关系。两者都将大幅提升韩国获取朝鲜、乃至东北亚情报信息的能力，而《协定》则标志着韩日两国的防务合作迈近了一大步。

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张琏瑰则表示，“《协定》的内容虽然不会完全公开，但内容很可能会涉及到中国。不过，从中国的角度考虑，并不宜过分夸大这份协定的影响与作用。”

转移国内注意力并非签署《协定》主因

在韩国总统朴槿惠因“闺蜜干政门”陷于国内政治风波的同时，韩国除了加速推进部署“萨德”系统，也突然将耽搁多年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提速。

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试图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却因历史问题及暗箱操作争议引发韩国民众的反对，在签署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告吹。2014年12月，美日韩三方签署《美日韩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并从当年年底正式生效。根据协议，三方将加强有关朝鲜核武器与导弹的情报的交流，但是韩国与日本只能通过美国进行情报的分享，不能直接共享军事情报。

此后，尽管日本多次提出与韩国重启有关《协定》的谈判，但是并未得到韩方的积极响应。

今年9月9日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后，韩国对于与日本签订《协定》的立场迅速松动。据日本共同社9月19日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韩国外长尹炳世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谈，双方认为朝鲜制造的威胁已进入新阶段，确认了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的重要性。

10月27日，韩国国防部官员便对外透露称，已决定重启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而且还强调“谈判时间不会很长”。到本月14日，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韩日两国国防部门当天在东京召开旨在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第三轮工作会议，并草签该协定。

从9月19日立场松动，到本月14日草签协议，韩国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扭转了多年来的平衡立场，完成了过去4年间没有完成的工作。

“从时间节点来看，韩国扭转姿态，同意签署《协定》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朝鲜的核活动，而非国内因素的影响。” 张琏瑰认为，“9月朝鲜第五次核试验，表明了朝鲜在推动核武器小型化上的进展以及决不放弃核武器的决心，这对韩国来说，朝鲜的核威胁从理论到实际迈进了一大步。”

相比于韩国，日本在情报搜集的技术手段与能力上大幅领先韩国。根据日本《防卫白皮书》，日本拥有5颗情报收集卫星、6艘宙斯盾舰、4部探测距离超过1千公里的陆基雷达、17架预警机等侦察力量。而韩国方面，尚无独立自主的侦察卫星，也没有远距侦测雷达，在宙斯盾舰和预警机的数量上也大幅少于日本。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郭锐表示，“单纯从对朝情报的搜集的角度看，韩国无疑能从《协定》中获益。”

安全利益决定《协定》的前景变数不大

正如4年前一样，当韩国政府与日本草签《协定》的消息发布后，便引发国内强烈的反对。

据共同社11月14日报道，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禹相虎表示，如果韩国政府草签协议，“将要求罢免或弹劾国防部长韩民求”。包括该党在内的三大在野党均对签署协定表示强烈反对。

此外，《韩民族日报》10月28日直言，韩国国民因“闺蜜干政门”已对政府政策总体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进容易引发国民敏感情绪的安保政策，将引发争议。

张琏瑰认为，由于“闺蜜干政门”的影响，韩国政局面临剧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为争夺政治权力，顺应国民意愿表示反对，是十分常见的“为反对而反对”。但是，韩国之所以签署《协定》，根本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非党派之争。即便新的政府上台，也会从执政党的角度审视这份协议。

“韩国军方在推动签署《协定》上有着巨大作用。” 徐光裕表示，“受各种因素影响，韩国军方长期亲美，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性。美韩两国军方都希望加强美日韩三方的防务合作，而出于对特朗普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的担忧更是加速推进了韩日两国防务上的合作。”

但是，在朴槿惠放弃权力前，由反对派把控的国会是否会阻扰《协定》的通过呢？韩国国会共有300个席位，根据今年4月份的选举结果，执政党“新国家党”仅占据129席，而由共同民主党、国民之党、正义党三大党组成的反对派握有165席的多数席位。因此，如果韩国政府强行要求国会就《协定》进行表决，并无多数通过的把握。

“在这一议题上，韩国政府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通过压低合作文件的级别完全可以绕开国会，因为其目的就是要尽快坐实这份协定。” 郭锐表示。

此次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协定》的是日本驻韩国大使长岭安政。韩联社21日报道，针对韩国国内有对日方签署人级别过低的质疑，国防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因为大使代表本国政府，有权签署协定。尽管韩国签署《协定》的代表是国防部长官韩民求，但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22日进一步补充说，由于“协定生效后情报交流将在两国军方之间进行，因此防长签署协定是合适的。”

东亚版的“小北约”？

长期以来，美国政界与军方一直希望在亚太构筑紧密的联盟体系。但是，不同于欧洲“北约”式的多边一体化政治军事联盟，美国与其在亚太地区的诸多盟国，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主要是通过双边条约的形式在亚太地区打造了联盟体系。

“美国之所以欲打造亚洲版‘北约’、特别是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而不能，主要障碍在于韩国。”著名军事与政治评论员、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马尧表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意味着韩国在对日军事合作上迈出了一大步，这对美国而言是战略性的胜利。”

徐光裕强调，韩日《协定》与“萨德”入韩存在一种联动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次希望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但历届韩国政府出于整体对外关系的考量均未答应。然而，今年7月8日，韩美双方做出的在韩部署“萨德”的决定显然有悖于韩国政府奉行的传统政策。

“韩日《协定》与‘萨德’系统一样，尽管纸面或口头上不针对中国，但是由于其不透明性，实际上探测或交换的情报很可能涉及到与中国。” 张琏瑰表示，“不过，中国也不必为此过分紧张，因为情报交换的实践则是十分复杂的。”

“《协定》不可能具体规定情报交换的义务，而什么样的情报可以交换、值得交换也都取决于具体的操作方……有些时候，相比于情报本身，对方更想了解的是情报的来源与途径，但这是情报所有方很难分享的。” 张琏瑰说。

实际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并非新鲜事物。据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10月28日表示，韩国已与32个国家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或类似的协议（包括俄罗斯），并正与11个国家协商签订协定。韩国也曾经提出与中国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

“韩日《协定》对周边国家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距离美国希望的‘小北约’还为时尚早。”郭锐表示，“从本质上说，这是由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不同于欧洲靠聚合而成的北约，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是靠分而治之的手段来维持的。”

所谓分而治之，郭锐表示，就是在缺乏统一的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引领下，通过制造敌人或竞争对手，使其盟国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例如，尽管日韩两国的许多重要装备均由美国提供，但是美国很少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向日韩提供相同或相似的装备，如韩国的F-15K就比日本的F-15J引进的要晚，而对日本提供的宙斯盾系统则明显早于韩国。“通过这种方式，以及假想敌的制造，美国能够使日韩两国感受到安全的威胁，以及对自己在美国盟国体系中地位下降的担忧，从而使它们愿意更紧密的跟随美国。”

“但是，也正是这种方式，决定了亚洲版‘北约’难以成形。”郭锐表示，“且不说日韩之间在领土、历史问题上的矛盾，一旦日韩两国心中没有了共同的外患，那么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就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