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新闻摄影人相聚澎友圈，共同探讨摄影中的道德和责任

摄影记者如何看待照片和新闻中的道德和责任？2021年12月2日下午，澎湃新闻举办的第二届上海摄影记者联谊会上，围绕“新闻中的道德”这个议题，邀请了两位资深摄影记者——上海摄影家协会主席、《新民晚报》退休摄影记者雍和，与《朝日新闻》退休记者郭允做客澎湃新闻大楼，进行了这场专题讲座。两位职业新闻人分别从他们各自的职业经历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出发，结合自己的作品，与上海新闻摄影人分享交流了看法。

雍和在放映他的摄影作品  本组图片：澎湃新闻 朱伟辉   视频：澎湃新闻 曹俊杰

澎湃新闻总编辑刘永钢首先向到场的摄影前辈致敬。“澎湃在从纸媒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曾想要从摄影转向视频，但之后发现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摄影依然具有很强的力量。”刘永钢说，“澎湃希望能够给各界摄影人提供一个平台，将影像的价值发扬光大。”澎湃新闻总编辑助理高剑平在之后一一介绍了每一位参与此次讲座活动的嘉宾。

澎湃新闻总编辑刘永钢讲话并向现场嘉宾致敬

澎湃新闻总编辑助理高剑平在介绍嘉宾

首先发言的雍和着重指出了对摄影“连接性”的思考。作为一种直观的视觉媒介，摄影有着自己的叙事语言。“我们判断认识事物，是从连接当中去认识。”雍和如此阐述道，“拍摄有时可以明确，有时是朦胧的隐喻和象征，引导读者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去理解。”

在疫情发生后，已经退休的雍和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拍摄节奏。在呈现的第一部分《上海呼吸》专题中，其中有一张照片，雍和拍下了主人带着宠物狗一同隔离的场景。“这张图片从小细节上体现城市的温度，而不是直接灭杀它们。”这是雍和所认同并坚持的摄影。照片里，不只是人与动物的连接，对拍摄者、观众和被摄者来说，也是一次连接，它连接的是共同的人性。“不管是新闻或是艺术摄影，连接让你的体会更深刻，让人家去理解你不光是拍了一个场景。”雍和说。

之后，雍和分享了他另一个拍摄多年的专题《“马克思”的故事》。“马克思”是上海一位动迁户，因长有一把酷似伟人马克思般的络腮胡子，而被大家称之为“马克思”。雍和运用声音、文字、旁白、编辑节奏等方法，讲述了这个老人、手风琴、狗和家的故事。多种媒介的交互增强了故事感染力，连接了普通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变化。用摄影给小人物以尊严，让被忽视的故事得以书写。雍和用这种方法，传达了他的理念。

雍和分享了一个拍摄他多年的专题《“马克思”的故事》

“《‘马克思’的故事》有着很强的张力和轻度的悲情、伤感和无奈。” 澎湃新闻视觉中心摄影总监、讲座主持人许海峰之后谈了他的感想，“作为新闻记者，记录下来，是对个体的尊重，是人存在的意义。”雍和对于新闻纪实的执着，以及在工作中个人与时代力量的碰撞，被裹挟，和解。这一系列的内心悸动最终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责任和担当。

澎湃新闻视觉中心摄影总监、讲座主持人许海峰

“雍和的照片有种动人的力量。”来自《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郭允在开始自己的讲述前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并从照片中的人物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上入眼。“日本有一些比较左派的评论家和自由职业者，拍了一些废弃煤矿的照片，对一些事物发表赞扬的评论，我看了一点也不感动。一方面是国情的不同，另一方面是照片表现力不够。”

郭允先生是郭沫若的孙子，其父郭博响应国家号召，于1955年从日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郭博年轻时在日本京都大学专攻建筑学，回国后积极参与上海市的市政规划与设计。在上世纪1975年至1989年，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街串巷，以建筑设计师的眼光为上海留下了一批重要的照片。曾经看过这批照片的许海峰说，“上海自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市政建设，这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最深刻的一次城市发展阶段，在这巨变的前夜，郭博老先生有计划地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两箱底片”，这些对于上海显得尤为珍贵。”

受家庭影响，郭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日本求学，后在日本从事了近四十年新闻摄影，长期的职业训练让他高度重视每次拍摄的成败。对于“新闻中的道德”这个议题，他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开始谈起。“在日本，公众对记者的评判十分严厉。我一路的成长都是很被动的，就像被一整套军事化训练严格培养出来的。”郭允谈及自己初入新闻摄影时的环境，他形容自己整天“战战兢兢”。但对这段经历，他也心怀感恩。激烈的竞争环境让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在纸媒时代，一张照片的刊登即意味着《朝日新闻》日发行量八百万的印刷。郭允深知一张照片的传播力量。

《朝日新闻》摄影记者郭允先生

在这个背景下，摄影中的道德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日本，摄影记者的职务作品所有权归于新闻机构，所以，在谈及道德时，郭允所述的是企业道德。而企业道德的表现则是“个人的道德观”与“社会道德观”的融合。“不管做什么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而你所处的社会也有一种道德观。你的道德观是孤立还是引起共识的。这是个问题。”郭允谈及日本的新闻摄影观的现状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的道德观正在下降。《朝日新闻》目前也有危机感，在十年前，《朝日新闻》就设立了新的部门，叫记者学校。这是正式工作前的培训，应对企业道德观的下降。”

“如果拍不好，日本摄影记者回到报社被上司骂“八格”（混蛋），自己也羞愧难当，深深自责。”郭允不了解国内新闻摄影的现状，他表示无从比较。

之后，他分享了许多自己作品的拍摄故事，其中以人像为主。他在一篇报道里拍下了日本国防部长石破茂性格里的不同立面，可怕凶狠的一面，平易近人的一面。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友善与森山大道的配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读者会来信说，你拍出了我们没有看到过的面。这种感觉很棒。”郭允说。

朝日新闻记者 郭允 摄影

朝日新闻记者 郭允 摄影

与雍和一样，郭允也提到了摄影里的温度。“如果你面对一些残忍的场面，拍的十分冷酷，也就是说，摄影记者一定是个非常冷酷的人，那已经不是冷静。我绝对不会和你成为朋友。”郭允说。这与雍和的观点不谋而合。

之后，雍和讲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日本摄影师福岛菊次郎的故事。1946年，身兼钟表匠、志愿者、摄影师数职的菊次郎，在广岛拍摄核灾难留下的废墟时，遇到了43岁的渔民中村杉松。广岛原子弹爆炸给中村留下了一身伤病。疾病发作时，中村痛苦挣扎，用刀在身上划出伤痕。只有疼痛才能帮他忘记生命中的苦难。 菊次郎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太胆小，不敢为中村拍照。一天，中村跪下，声泪俱下地乞求。”于是他用10多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中村和家人的生活，并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申冤。后来他一度“金盆洗手”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直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后，这位年逾90岁的摄影师再度拿起相机拍摄福岛的核污染。“他一再下定决心，把这些拍下，就是出于一种道德感，也可以说，更是一种责任感。”雍和说。

作为一个经历了日本经济大飞跃的摄影师，郭允认为当下中国最激荡人心的是什么？现场有人将此问题抛给郭老。“最酷的事情是，我对年轻人充满希望。”郭允回答说，“我在日本呆了40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事物的热情正在下降，包括公共道德也在下降，但在国内，我现在到外面去用餐，会发现人们都非常注重公共道德。我们的年轻人正在稳步上升，我对年轻人抱有很大的希望。”

讲座最后，《上海日报》退休记者张锁庆分享了他用航拍记录的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项目，曾任《文汇报》资深记者的郭一江为现场观众介绍了自己的新书《走得越远，天下越近》，并签名赠书。当天，上海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以及部分受邀的高校师生，中国摄影报驻上海站记者李晶晶、文联代表蔡晴和相机厂商近百人参加了本次联谊会。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