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陈映真逝世，中国的女权革命

陈映真逝世：他的时代象征意义比文学成就更重要

几日前，台湾著名左翼作家、统派知识分子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陈映真因高举左翼统一旗帜、肯定大陆社会主义道路在1968年被捕入狱，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在1985年创办了在文坛影响深远的左翼杂志《人间》，开启了台湾报告文学的先河。陈映真的逝世，轰动了国内知识界，不只是因为陈映真的文学成就，更因为他的时代象征意义。

出版了多本陈映真研究专著的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在其文章《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中强调，陈映真的小说是一部台湾的当代史，是小说家作为一个思想者和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纠缠的展现。赵刚总结了陈映真的“台湾史观”：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但同时，或因此，也是一独特部分。

这一历史观包含两部分，首先是他的基本立场：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随着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民粹本土化运动的快速展开所带来的敌对于“中国”的“台湾认同”的形成，这一基本立场被高度污名化。与此同时，台湾主流知识界笼罩在一种“去历史化的”历史观中。这种主流历史观在赵刚看来很大程度上来自原先对国民党不诚实的“大中国历史观”的反动，但是却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用一种合乎时代氛围的情感、信念与价值取代历史、置换现实。然而在主流知识界之外的批判知识分子虽然在“情感、信念与价值”层次上经常是台湾民族主义的批判者，但此种批判在赵刚看来与其所批判的对象共享同一种历史视野与空间格局——其提问与回答总是在一个自觉足然“民族国家”的尺度内。这种历史视野的狭隘与断裂被赵刚称作“方法论台独”。而陈映真的基本立场“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继而“中国历史是区域以及人类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让陈映真不仅超越了台湾当下的蓝绿对立，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框架，而从一个更长、更宽的历史之河中，直面当下。

陈映真历史观的第二部分是其基本立场的补语：台湾的历史的独特部分。相对于大陆曾自我指认的“第三世界”，陈映真不断强调台湾属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对陈映真而言，“台湾”“乡土文学”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第三世界，一个是中国。台湾的新文学实在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其特性在第三世界内并无特殊性，而在不可切割的中国历史脉络中，则因其日常的殖民统治下的文学反抗实践构成“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的特殊光芒。事实上，台湾的主流历史意识从不包含“台湾属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历史视野。原因在赵刚看来，首先是，台湾在全球冷战架构下紧随美国，将自己作为反共的“自由世界”忠实成员，冷战时期美日的盟友关系又要求国民党政权压制台湾对日本殖民历史的批判传统。其二是，作为“少数的”、“外来的”统治者，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在台的殖民历史高度禁忌与回避。对殖民历史的相关讨论在今天扭曲地呈现出高度工具性与策略性，因反国民党、反中的要求，把钟摆摆到另一个极端：日本是一切台湾现代文明的源头，而中国则是一切落后的渊薮。在这种二元对照的历史叙述中，殖民地的苦闷与伤痕被遗忘了。右翼的台独民粹主义如此理解或使用历史，台湾社会里的左翼批判知识圈，也是长期处在这个被历史断流的主流历史意识之中。自1960年代始，陈映真不断地大声指出台湾社会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内伤与伤痕，但这些声音大都落到了聋子的耳朵。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在其《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中谈及台湾的“统派”式微与陈映真。台湾“统派”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汪晖把“统派”分为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二十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在汪晖看来，时代的变迁使得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

1997年，汪晖在访台期间见到陈映真，陈映真提及，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陈映真在台湾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更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王政新书：寻找国家中的妇女

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近日在美国出版其用英语写作的新书《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试图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女权主义者面貌一一还原。土逗公社共号经作者授权翻译并发布该书序言的一部分，发布后引起不小反响。根据王政教授的序言，书中的故事对社会主义国家父权制的完全主宰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王政提出，在弥散的国家化过程中，需看到女权主义者博弈和介入。

王政从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的参与情况谈起。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妇女早在上世纪20年代，大部分是五四一代在城市受过教育的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些是活跃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工厂女工。幸存者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担任各种国家级公职。第二批女党员主要由农村妇女组成。她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加入了革命，幸存下来的一些农村游击队的妇女领袖取得了国家级领导地位。第三批是在抗日战争中加入共产党，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后来都在省、市级担任公职，受教育较少的农村妇女则在县级或以下担任职务。第四批女党员是在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这批妇女包括城市里的年轻学生、工厂工人、专业人员，以及老根据地和新占领区的农村妇女。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城市区、街道，和村镇的妇女联合会中任职。王政从这些女党员的回忆和对她们的采访中看到，她们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和她们在童年和成年以后受到的社会性别压迫有关——有些人就是从包办婚姻或虐待她们的丈夫、公婆手中逃出来。投入共产党革命阵营，对她们来说是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唯一的庇护所。虽然不是每一位女党员都一定是有意识的女权主义者，但在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内，她们都被共产党的男女平等口号所吸引。不同于社会学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二分模式，王政提出，这些共产党女革命者们的存在需要历史学家们采取一种历史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会机械地割裂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的身份。

其次，王政介绍了这本书聚焦的国家女权主义者们努力的两个领域：妇联和电影工业——两者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在“前电视”时代，在一个庞大而文盲率高的人口中，通过广泛的体制性覆盖，巩固并拓展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妇联的雏形在1949年3月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已经孕育，而在新中国成立的两个月后，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共23国家197名代表参加。这次活动不仅表明，国家女权主义者有意识地把新中国妇女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结合起来；并且表明，妇联对社会主义新国家建立国际联系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妇联还主导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作为新中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这部《婚姻法》保障了离婚的自由，旨在保护那些被卖给男人，或在婚姻中受到虐待的贫穷的农村妇女。在整合了政府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包括电影和其他文化产业部门的支持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把《婚姻法》的颁布和执行转化成了一场促进妇女平等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群众运动。对王政而言，探究中国国家女权主义的历史也是一个对自己的偏见和误解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和其同辈的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们，并不了解妇联做出的努力。妇联组织的主要是城市中的家庭主妇和农村妇女，她们构成了共和国早期妇女中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强大效应却使“解放”了的受过教育的城市女青年看不起妇联，因为妇联和那些“落后”的圄于家务的家庭妇女联系在一起。

充满女权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电影生产，也是王政关注的领域。她的问题是：在这些以革命女英雄为中心、社会性别再现与传统好莱坞模式截然不同的影像生产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王政的历史研究质疑了将传统电影研究的方法论和概念直接挪用到社会主义电影上的妥当性。她认为把研究者在特定地域和政治时刻形成的价值观和美学标准投射到其他时空中的视觉文本上，却无历史研究方法——这是中国后社会主义电影批评和国外电影研究中常见的现象——实际是抹杀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文化改造的历史功劳。社会主义电影生产是一种公开承认的以艺术为形式的政治行为，它和当时的政治紧密连接在一起，其中各种复杂的势力也都展开紧张的角力。虽然最终的作品明显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银幕背后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为观众或学者所见。王政认为要理解作品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需理清这个模糊的历史过程并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复杂性。王政认为，只有一种语境化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将重要的历史主体和行动从盘根错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梳理出来。女权主义研究者在保持对男权的批判立场的同时，不抹杀女权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贡献；在谴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巨大错误和罪行时，才能够避免对革命理想进行妖魔化——包括女权主义革命者对社会性别、阶级平等的愿景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