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减税从中央开始

上一期专栏，我们探讨了重置税基的问题。假如减税成真，那么各级政府作为征税主体的财力状况必然受到影响，进而带出中央和地方财力分布格局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税从哪儿减的问题——是减中央的，还是减地方的？

论现状，我国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格局是“五五开”，各占50%。看趋势，则是中央占比逐年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每年提升约一个百分点。可以说新常态以来，中央的财力逐年加强。

国税走强，牵动地税发生变化。我们先看两张图，图中“各地税收占比”为该地税收占地税总量的比重（亦即不包括中央税收）。理论上，产值占多少，税收就占多少。如果实际与理论完全吻合，那么所有的点都应该落在坐标的对角线上。其实不然。

一、2012年，税收占比超过GDP占比的（对角线上方）有四省二市，2015年有三省二市——辽宁省掉到了对角线下方。

二，2015年，继续位居上方的五省市偏离对角线的幅度更大了，也就是说，五地税收占比的增幅超过了GDP占比的增幅。而原本位于对角线下方的各地，则比三年前更靠近对角线。

总的说来，2015年地方上应收尽收的力度加大了。这与中央收紧地方税收优惠权有关。2014年底国务院下发激进的第62号文（即《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虽然该通知仅执行了短短数月便由温和的2015年第25号文取代，但有关“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得以保留。

中央是否应该把税收优惠管起来，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多谈。但中央这一收紧，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招商引资的不便，和各地实际税率的提高，进而与宏观当局“合理加大减税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的初衷相违背。

既然地方不能擅自减免税收，减税便只能从中央减了。事实上，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便不断向中央倾斜，形成了如今“中央钱多，地方事多”的格局。这固然是出于强化中央调控的需要，但也意味着中央责任的放大——减税负、稳金融、调结构等等，这些大事都只有中央才能办。

有人担心减税会加大中央财政赤字，削弱中央权威。而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权威只能建立在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