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在地图上的博弈：以色列的“地图更名运动”

几月前“巴勒斯坦从谷歌地图上消失”的事件，让公众开始对地图心生警惕。而在那片土地上，有一段历史更鲜为人知，它就是自犹太复国运动以来的“地名运动”，即“以色列地名希伯来化”，它堪称为现代以色列空间史上的一场革命。犹太复国运动借助在巴勒斯坦版图上唤醒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完成其身份与空间的连结，为这场浩大的移民与土地占领赋予了知识和学理上的正当性。与此同时，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日常经验和记忆则被改写或取消。而这悄然的文化占领，让今日的以色列人完全内化了新地名，对大规模的更名历史已浑然不觉。 这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图的牺牲品”。如福柯所说，“知识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它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命名不是文字游戏，它背后是政治的博弈，最终指向行动。

一、地名疑云

自驾游遍弹丸小国以色列，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一路走下来，最引我注目的是路牌上的地名：“希伯伦”(Hebron)、“撒玛利亚”（Samaria）、“犹太地”（Judea） 、“别是巴”（Beer Sheba）、“拿撒勒”（Nazareth），个个如雷贯耳，《圣经》上出现频率极高，仿佛在圣经世界里穿行，似回顾古希伯来开疆拓土的悲壮史诗。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让我意识到事实没那么简单。进入耶路撒冷市区，我搜“大卫王路“（King David Road）入住饭店，反复在GPS上输入英文地名，仪器却不识别，只好下车问路。一位热心人告诉我，这条路并不叫大卫王路，原本是阿拉伯地名，与大卫毫无关系。当输入她写给我的阿拉伯地名后，GPS便顺利接受。这件小事让我难以释怀，接待方希伯来大学的莱德亨德勒教授提醒说，其实很多地名都是后改的，为以色列的占领增加合法性，修改居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个有意思的课题——地名、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千丝万缕，身边也不乏在地名上大做文章的事例。比如我家附近的中关村大街，民国时期叫西颐路，西郊通向颐和园的道路，当时古城墙尚在，地名暗示了城墙之外的偏僻道路。新中国这里通了公交车，改称京颐路，从北京开往颐和园的路。文革期间突出政治，遂改名“文革路”。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名称为白颐路，即白石桥至颐和园交通要路。九十年末北京市推广中关村科技一条街的龙头地位，又改称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南大街。一个世纪的政治运动风云变幻，中国城市地名发生过多次大的变迁。从地名、街名的变更，可以透视命名背后的政治权力博弈。说凭借更改地名，打造民族国家认同、重塑文化价值、改写历史、给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也非危言耸听。我对这个题目难以释怀，便收集了些资料，渐渐觉得以色列的地名政治很有意思，当代以色列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个点切入，追根溯源。

二、英托管期的地名博弈

把原本阿拉伯地名改成圣经上的名称，即所谓“以色列地名希伯来化”。这件事早发生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1923～1948年），此项计划已初露端倪。回溯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领导复国运动气候已成，渐势不可遏。他号召欧洲离散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两千年前失去的家园。离散的犹太人对远在中东的“以色列地”（这里采用《旧约》“和合本”译法，即Eretz 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毫无概念，全凭从犹太《圣经》或犹太教仪式中想象出来。现实中的巴勒斯坦、或奥斯曼统治下的巴省犹太居住区（the Jewish Settlement），与经书记述的田园牧歌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的冷酷差距，给怀揣一腔热血的复国移民，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面临一个迫切的难题：如何让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与巴勒斯坦的地理相呼应起来，如何把犹太复国的意识形态、复兴传统犹太文化的梦想，印刻在巴勒斯坦的地图上。 这是个雄心勃勃的未来蓝图，用巴勒斯坦版图上的圣经地名，唤醒犹太人的思乡情结，然后让他们视巴勒斯坦为“上帝应许之地”。通过命名打通身份与空间的链接，让记忆穿越漫长的时间阻隔，召唤世界各地犹太人去巴勒斯坦。但想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圣经》和犹太史料只提到过174个地名，现实中的巴勒斯坦，山川河流、村镇城市名目繁多，而大多是阿拉伯名称，一百多个古希伯来名字派不上大用场；因此，鼓吹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来文化纯粹主义者”辩称，尚有大量希伯来地名不为人知，仍需进一步考古发现。

从19世纪下半叶起，有许多欧洲机构和团体对奥斯曼的巴勒斯坦省进行地理考察，虽然目的不同，有做圣经考古研究的，有做西方文明起源研究的，也有为犹太复国做学理准备的，但大家却共享一个目标，即将《圣经》地名与巴勒斯坦地貌联系起来。 （20世纪初，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参与了类似地理勘察，但他是假借犹太复国运动为掩护，为英国陆军勘察作战地理，为英国进攻奥斯曼做准备。） 这一时期渐渐形成一种理论，认为虽然朝代更迭，沧海桑田，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地名，仍残留了古闪族名称的形式，即使拼写变化再大，也还可以回溯到《圣经》时代；由于公元7世纪后，阿拉伯人占领了巴勒斯坦，古代希伯来地名才被阿拉伯人扭曲；基于这一假说，巴勒斯坦地图的希伯来化，便有了理论基础。

到1925年，奥斯曼帝国崩解，英国托管了巴勒斯坦，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自发组织起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规划犹太人定居点的命名事务。命名原则有两个，一是“恢复”《圣经》或犹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复国主义历史上的人物或政治领袖命名，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 这个组织到1951年3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年。 26年中，特别委员会一共命名了415个新定居点，其中，“恢复”古希伯来地名108个，纪念历史人物的命名120个，还有187个命名属象征性的，即以犹太历史或文化象征命名土地。 与地名运动相呼应的，是1931年复兴希伯来语运动，语言与命名共同构筑起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希伯来语的复兴，绝不止于恢复希伯来语为日常语言，它还有个更重要使命，即从巴勒斯坦族群混杂的现实中，提升复国主义者（锡安主义者），把他们打造成一个鹤立鸡群的文化群体。 这与几千年前，古希伯来部落苦心打磨自己的信仰为一神教，最终从其他部落中脱颖而出，可谓异曲同工。

从1922年起，英国当局便承认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英语一道充当巴勒斯坦的官方语言，但对官方出版物上标识希伯来地名，仍心存芥蒂。 多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游说英国人接纳希伯来地名，使之与阿拉伯和英语地名并列印制在地图上，至少要出现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以造成官方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的事实。 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直至1940年代，英国托管当局出版的“圣地1：100，000地图”上，绝大部分仍是阿拉伯和基督教传统地名。具体数字为：阿拉伯地名达3，700个，而希伯来地名只有200多个（基本在犹太人定居区范围内），还有以英语形式拼写的《圣经》地名，比如耶路撒冷——Jerusalem (阿拉伯语：Al-Quds, 希伯来语：Yerushalaim)，希伯伦——Hebron（阿拉伯：Al-Halil，希伯来：Hevron）。 地名以不同形式标识，凸显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而是唤起不同族群的文化情感与历史记忆，更是操纵政治环境的工具。 英托管巴勒斯坦的地理，一直以阿拉伯地名为主体，英语圣经地名只标识少数历史圣地，而希伯来名称局限于犹太人聚居点内，这如实反映了当时的人口和政治格局。

三、以色列建国后内盖夫沙漠的希伯来化（1949～1950）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国家地图的希伯来化发展成一场政府推动的浩大运动，目的是以希伯来语命名整个以色列版图， 堪称现代以色列空间史上的一场革命。1949年对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勘察与命名，开启了一项持久浩繁的工程。从立国之初，以色列政府便致力整合犹太复国的两个基础层面：一是复国的地缘基础——即“以色列地”（Eretz Israel），二是复兴犹太文化的基础——恢复希伯来语与犹太民族传统，构建核心价值；要使两方面结合，以色列地理的希伯来化势在必行。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曾于1948～1949年间主张内盖夫沙漠从以色列版图上剥离出去，这刺激了以色列政府；内盖夫沙漠占以色列领土近一半，为宣示主权，以政府开始酝酿内盖夫沙漠的地理勘测与更名，由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主抓。 1949年6月，他第一次视察内盖夫并做指示：

内盖夫地区大量的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乱的、无意义的，有些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或属冒犯性质，体现的是外国文化精神。以色列的国旗已经在内盖夫沙漠上升起，更改地名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去掉外国地名，改为希伯来名称，才能更贴近内盖夫保卫者和定居者的忠心。

古里安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勘定内盖夫沙漠各地的山脉、河流和道路的希伯来名称。 地名勘定工作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指派委员会下属的“地理分会”（geographical sub-committees），以英托管当局过去出版的1：250，000地图为蓝本，收集内盖夫所有地名，把阿拉伯名翻译成希伯来文。第二步由“历史分会”(historical sub-committee)从圣经、犹太法典、埃及或亚述碑文、甚至希腊、罗马文学里，收集有希伯来特色的古地名，经过整理编撰，作为备选的地名库。 两项工作完成后，再由特别委员会制定命名规则，然后按规则落实命名工作。规则大致归纳如下几类：

第一，尽量使用《圣经》上的名称，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

第二，用犹太历史人物命名，例如，马萨达（Masada）附近不少的地名,就以反抗古罗马起义的犹太英雄命名；

第三，如果是如实反映出地标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则直接翻译成希伯来语；

第四，实在不能溯源的阿拉伯地名，也要音译成希伯来名。

之所以首选圣经或犹太法典上的地名，主要为表达“以色列地”与古文献之间有“连续性”（continuity）、或“一贯性”（coherence），从而见证从古犹太地到以色列王国、直至现代以色列之间，有万世一系的传承，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复国诉求。 但人愿难遂，历史材料缺乏，让实际操作很不容易。在内盖夫地域范围内，《圣经》只提供了大约40个地名，委员会苦心孤诣搜罗非犹太史料做旁证，坚信现在的地名背后隐含着古希伯来原名；结果东拼西凑，勉强增加了些希伯来经卷地名；更令人头疼的，古代文献里记载了很多地名，但无法确定其方位，只好摘录下来，命名一些无关紧要的干河；这样算下来，内盖夫沙漠一共才恢复了70个古希伯来经卷地名，其中还包括了河流、水井、犹太定居点和废弃的阿拉伯村。

内盖夫地名工程用8个月终告完成，一共命名了560个地方，但大部分是翻译阿拉伯地名或以历史人物命名，经卷地名不算多。地域覆盖从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该地（Ein Gedi）一线，幅员近以色列国土的一半，但大部分是荒芜的沙漠。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标志官方组织的地名运动正式启动，已具备向全国推广的条件。 内盖夫地名勘定工作结束时，本·古里安给地名委员会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盛赞其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你们勘定了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让以色列一半领土洗刷了外国语言带来的耻辱。这项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国防军开启，他们把内盖夫从外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我希望你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从外国语言的统治下救赎出来。

四、地名运动向全境推广（1950～1960）

本来，特别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此时委员会主席已不再满足这一范围。1950年11月他向政府提议，全国地图希伯来化。 1951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组建“政府地名委员会”（Government Names Commission），成员由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组成，从此，希伯来化便向全境推广（尚不包含地方政府管辖的街道名称）。 1952年，以色列政府又成立“希伯来语言学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将希伯来化运动扩展到动植物学名；后来，语言学院与地名委员会合并一家，同心协力清除以色列境内的所有外国名称。 当年改名运动很偏激，国父本·古里安利用自己的声望和特权，号召政府高官改从希伯来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国民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依所居国的习俗本地化了，古里安命令先从军队高官和外交官改起，给多少家庭带来不便和尴尬，这一政策实行到1995年9月才废止。 当然，也有许多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主动改名姓，比如，波兰移民本名叫大卫·格鲁恩（David Gruen），来以色列后改为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原来叫戈尔达·迈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随以色列总理——铁娘子戈尔达·梅厄（Gold Meir）的名氏。 以色列人想彻底弃绝老欧洲犹太人的一切，塑造“萨布拉”（sabra）——新犹太人的形象。欧洲犹太人没有土地、面色苍白而怯懦，萨布拉有自己的家园、全副武装、肤色古铜，像年轻的大卫一样保卫犹太人国家。重新命名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象征一种文化裂变，一种民族精神的升华：《圣经》上的古希伯来人涅槃重生。

从1950至1960年这十年间，地名希伯来化政策已全面铺开，国家地名委员会吸取了内盖夫的经验，给第二阶段地名勘定制定了更严格、明确的实施细则：

1.总原则：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改为希伯来地名，无名地也要命名。

2.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诨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彻底更换名称。

3.凡属描述地貌或自然现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译成希伯来语。

4.阿拉伯地名的发音与希伯来语相近者，则音译改名。

5.阿拉伯聚居村不宜希伯来化的，假如恰好有对应的古希伯来名称，建议也要更改。

从1950到1958年，地名委员会一共勘定了地名3，000个，取得阶段性成果，官方正式出版了1:100,000希伯来化的国家地图。 到1960年代初，委员会勘定的地名达5,000个。 在这些数字和成果的背后，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日常经验和记忆被改写或取消。对本地阿拉伯人来说，阿拉伯地名乃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最自然的事，即使对犹太老住户也是如此。而以色列政府却认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实的，以阿拉伯地名辨识地形和地貌，在文化政治上是错误的。 如此荒谬的偏见！政府推行希伯来化，漠视了本地日常的语言称谓，意味着以地名为载体而积淀下来的民间经验，丧失殆尽。 所以，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母语；这就是为什么阿拉伯世界谴责以色列：不仅在空间上隔离巴勒斯坦人，也在语言上囚禁他们。

以色列地图改成希伯来地名后，新地名能否能深入人心、畅行无阻呢？百姓的习惯是顽固的，地名委员会宣传和推行新地名，任重而道远。总理本·古里安带头贯彻落实，他利用军队纪律严明，强行灌输新地名，命令国防军系统一律启用新地名，军方最高指挥部逐级下发新地名到各单位，并立即投入使用。 地名委员会发现路标是最有效的手段，让百姓不知不觉地接受新地名。 于是，动员交通部门修改路标和交通牌。同时，下文指示教育部，要求各学校老师和学生把宣传新地名作为一项光荣任务，从己做起，剔除外国地名，牢记希伯来名称。 地方政府行动起来，号召出版社、邮局、劳工部门、教育机构、公司、电台一起宣传和使用新地名。 据以色列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截止到1992年，共勘定希伯来地名7，000个。 不断更新的国家地图，让犹太文化与以色列土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效强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新地名循序渐进地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语言里。我有位以色列朋友，1960年代出生，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现在做一美国大学的教授，学识渊博，对以色列政府持批评态度。与他一起在以色列旅行，我不时指出某个地名更改过，他不同意，说自古就是如此。还碰到一位阿拉伯人，他激烈反对以色列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独立，但也对希伯来化运动懵然无知。如今以色列人完全内化了新地名，对大规模的更名历史已浑然不觉。

五、“六日战争”与命名“被占领土”（1967～1992）

1967年“六日战争”一结束，“被占领土地”（Occupied Territories）就被纳入国家地名工程。所谓“被占领土”，从法理上得追溯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即以色列称的独立战争。在联合国的斡旋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划定一条“绿线”（Green Line），作为停火分界线。以色列的版图便划定在绿线范围之内，即“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城被一分为二。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大获全胜，吞并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即“被占领土”。约旦辖下的耶路撒冷东区也被囊入以色列版图，从此形成今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绿线”在以色列官方地图上消失了，以色列儿童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联合国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也不同意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都。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设在特拉维夫，姿态性地赞成联合国立场。但2016年特朗普当选，便对媒体表示：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美国使馆理应迁到耶城。已近半个世纪，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敢撕掉貌似持平的面具，赤裸裸站到以色列一边来。无知者无畏，也许特朗普有魄力，做出前人力所不逮之事。

以色列地名委员会的职权随战争的脚步，不断扩大范围。政府要求新占领的土地上的名称，要与国内地名相谐调，显示地理上的连续性。因此，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也实行地名希伯来化。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约旦河西岸即更名为“犹太地”（Judea）和“撒玛利亚”（Samaria）——《圣经》上的古地名。因为“约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被占领土地”，均无法表达与《圣经》的历史关系，更无从体现《圣经》的救赎意义。 启用“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等《圣经》意象，有利于吸引犹太人到约旦河西岸移民和定居。犹太人从小饱读《圣经》读物，尽人皆知撒玛利亚为古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又是现代以色列的心脏；也知道古犹大（南国）国王约西亚如何复兴犹太教。圣经故事吸引着世界各地犹太人回到上帝应许之地，遵从上帝神圣的戒律。

我常看美国电视上“犹太生活”频道（JLTV），节目间播公益广告，号召美国犹太人到以色列移民。广告片渲染圣地的风采：圣殿山、锡安山、撒玛利亚或犹太地，风光秀丽、人杰地灵，召唤欧美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设犹太家园，不再受异乡飘零之苦，极尽煽情之能事。其实，圣殿山也是恢复的名称，早在1300年前，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顶，就是耶路撒冷的天际线。它坐落摩利亚山顶（Mt Moriah），亚伯拉罕曾在此祭子，而默罕默德夜行登霄，乘仙马从麦加飞至耶路撒冷，便踩着这里的圣石直上七重天。千百年来，这里一直称“崇高圣所”（Haram al-Sherif）。“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才将其改名为“圣殿山”（the Temple Mount），以凸显第二圣殿遗址、以及残留的“哭墙”（Wailing Wall）地位。如今，英语媒体或英语导游图只提“圣殿山”，而无“崇高圣所”。基督徒也喜欢这个名字，特别是美国原教旨基督徒，相信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园、重修圣殿之时，便是耶稣再次降临之际。

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战争”后，不仅把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名为“犹太地”和“撒玛利亚”，而且官方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人”的称谓，生活在西岸和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统称阿拉伯人。铁娘子梅厄宣称：根本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 从古希腊开始，“巴勒斯坦”已存在数千年，当年竟被以色列政府矢口否认。更不用说以色列建国前，英托管下的犹太人也一样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直至1978年戴维营协定，巴勒斯坦人自治才重返以色列公众的视野。

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早在1946年，托管尚未结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不断抗议英当局：犹太人企图用希伯来名替换阿拉伯地名，这与犹太人无签证来巴定居同样不合法。自纳粹大屠杀开始，英政府曾试图遏制犹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的趋势，但犹太人不惜以暴力和走私等手段，从欧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闯入。还以种种诱惑，从阿拉伯人手上骗得土地，势力渗透到巴勒斯坦社会的各层面。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坏当地原生态文化。 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60万～70万阿拉伯人逃往周围国家， 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图上消失。  以色列政府有计划地将阿拉伯文化与记忆连根拔除，代之以复国意识形态，以牺牲阿拉伯语言来实现希伯来文化的复兴，如今后果已渗透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来不承认犹太人是“重返家园”，而指其为殖民者。 他们用犹太人的办法对抗以色列政府，例如自己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书》，号称经过大量考古调查，认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闭口不谈古代以色列史。 像19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制作自己的地图，地图上标明：1948年前巴境内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犹太定居区；更有甚者，故意不注明他们使用的地图蓝本，其实是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 受害者总会内化加害者的逻辑，纳粹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反过来变本加厉地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不择手段地报复和袭击犹太人，恐怖主义不断升级。人类的悲剧是，恶会无休止地循环，总以曾被加害为借口为恶行正名。

有意思的是，被驱赶的阿拉伯人，流落到加沙或约旦河西岸，也会给自己的难民营命名。他们一般沿用原来住址的名称，而原来一个村子的难民也还会住在一起；甚至在第三代难民儿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写1948年战争前祖辈的住址。要知道，以前的阿拉伯村早已不复存在，犹太移民铲平村庄又建起新区，但巴人不肯接受犹太人的新命名。 难民仍保留阿拉伯人乡村居住的模式，保持祖籍的名称，如此世代相传，让悲惨的生活穿越时间与空间，维系那通向昔日美好的记忆。 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图的牺牲品”（victim of the map），对失去家园的人来说，地图不再指涉地理、地貌，而转化成一种信念，呼唤报复与仇恨。

七、地名负载着生活价值

命名不是文字游戏，它最终指向行动，乃话语权力的核心元素。它激活行动的同时，又为行动提供合法的外衣，让行动看似客观，以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 南希·邓肯（Nancy Duncan）认为：“地标是有形的、熟悉的、不容置疑的，在一具体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框架下，即使每天不经意地阅读地理标识，也会潜移默化地把地图上的社会关系印刻在集体无意识中，从而将其自然化（客观化）。任何地标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潜文本，即使无心掠读，也会将其编入的意识形态内化。” 以色列政府深谙地名、地标对思维和习俗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气变更地名、重修国家地理。如果追根溯源，犹太人修改地名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旧约时代，古希伯来人就有许多更改地名、宣示征服的史料。《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Zepphath）的迦南人，将城尽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玛（Hormah）”（《旧约》和合本《士师记》1：17）。还有公元前2世纪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把统治疆域内的希腊地名，悉数改为希伯来名。 征服土地后易名的事例，在犹太民族史上比比皆是，属文化的再征服。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既蕴含了民族血脉的悠远，也表现出对地名象征的执着。最突出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它从地名而来，直译该是“锡安山主义”（Zionism），可追溯到大卫王时代，锡安山（Mt.Zion）与圣城或圣地同义。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借地名表达出三个核心概念：上帝、选民和土地。只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才能遵从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与《圣经》的“法律书”（Torah）密不可分。 如此，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虽然一个世俗、一个神圣，却能在地名上融为一体。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徒与强硬的复国主义者一样，都鼓吹三要素的结合才是犹太精神的永恒品质。

地名作为象征，各类人群往往通过命名赋予生活环境以不同的意义。地名符号也是一种信息源，规定着人际和族群间交往的内容与意义。所以，地名从不是客观或自然的，而会承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