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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根，汉学家懂吗？

2021-12-06 18: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最近调整了作息，形成规律，每天5点来钟自然醒，醒来就压压腿，读读书，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昨日，读到一本既有趣又有点深刻的书——《中华文明访谈录》，是“一页”这个图书品牌出的。我卧在床上，翻开一页，看到“一页”，不由得感叹，一页这个品牌名字起得太好了，有大片既视感：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

《中华文明访谈录》集合了24位学者和思想者的故事和访谈，故事有温度，观点有态度，少了传统学术访谈的枯燥乏味，是一本适合广大青年读者居家旅行必备的好书。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书单君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读书人，不会盲从权威，更不会人云亦云，《中华文明访谈录》中的个别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书中24位接受采访的学者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呢？简单说，就是指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比较知名的如费正清、李约瑟、史景迁等。

接下来，书单君就从书中某位汉学家的观点切入，跟大家聊聊“中华文明”这个宏大又细致的话题。

汉学家还是鹦鹉

柯马丁，1962年出生于德国，当时，柏林墙将德国一分为二，柯大侠生活在西边。

读大学时，柯马丁被北岛和顾城的诗歌吸引，开始自学中文，曾钻研李白的《天马歌》，后聚焦中国早期文学，1996年，凭借对汉代郊祀歌的深入研究，获得科隆大学汉学博士学位。

柯马丁念念不忘的一个中国伟人是秦始皇，他提到，秦始皇被很多人视作“暴君”，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人们仍然愿意用秦始皇时代的古老意象来喻示中国的崛起。这种现象让柯马丁觉得“吊诡”。

另外，柯马丁还着重强调，从秦始皇开始，追求统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理想，而这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

从柯马丁先生对秦始皇形象的迷惑不解，书单君可以看出，他这位汉学博士虽然学历颇高，但很可能连中华文明的边儿都没摸着。

先说中国关于统一的理想。

如今中国的国土面积，与整个欧洲（不包括俄罗斯）差不多大。不得不承认，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火车头，接下来的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世界。但另一方面，由欧洲诸国为始作俑者的两次世界大战，也给人类造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灾难。

两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人痛定思痛，不断反思，认为彼此刀兵相见、酿成举世浩劫的一个根源，就是欧洲的文化太过“多样性”了，没法统一。

早在十六世纪，欧洲就流传着一张《女王欧洲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将欧洲的形状用女性形象展示出来，若人们将欧洲地图向左旋转至水平，就会看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半岛的地理轮廓，会依次出现在女王的头部和手臂处。

< 象征欧洲统一的女王欧洲地图 >

基于基督教、君主政体等概念，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一直是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的理想。也就是说，不光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有着统一的理想，欧洲人也有着统一的理想，原因很简单，统一了才能避免这样那样的纷争离乱，老百姓才能过安生日子。但是，中国做到了，欧洲没有做到，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欧盟最初的建立，就是基于避免产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欲开万世之太平，但我们今天看到，欧洲各国虽勉强抟出个欧盟，但因彼此差异太大，问题重重，分裂依然不可避免，英国这厢已然脱欧，不跟着玩了。

柯马丁只看到由秦始皇开始，统一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忽略了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却看不到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构建出华夏主体民族，使统一昌盛成为后世主流，免去多少杀伐兵祸。

讲真，统一和乱世，哪个更好？翻翻万卷青史，或是野叟村言，就可以得到答案。虽有“饥饿的盛世”那种炫人耳目的表达，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蒙不了人的。

因此，书单君斗胆，说柯马丁先生，虽是汉学博士，却可能连中华文明的边都没摸着，并非信口开河。

《中华文明访谈录》里，介绍柯马丁先生，精通英文、德文、法文、中文、日文等多国语言，与之类似的许多汉学家，都有这么一连串的“口技”傍身。

说句大不敬的话，鹦鹉也能学会很多种语言。

追寻的心

在《中华文明访谈录》这本书中，书单君虽对个别汉学家的观点有不同见解，但整体读来，还是非常有启发的。尤其是几个中国学者的经历和采访，让我感受到深深的震撼，比如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在世界寻找敦煌的故事。

荣新江的家在天津新港，挨着码头，天性好玩好动，又受时代影响，只在1976年到1978年读过两年书，其他时间除了玩，都在学工学农，参加劳动，去码头边，往船上抗东西。有时船坏了，他就跟着管工的师傅一起修船。

当时，荣新江所在的工业区，有一个练武的人家，家里有很多小人书，荣新江经常去他家看书。有一次，荣看到一本书，没头没尾，书脊上只留有一个“集”字。上大学时，荣新江才知道，那本书是吴晗的《灯下集》。

1976年，荣新江看到一本关于敦煌的书，讲的是藏经洞的故事，从此，荣新江一发不可收拾，对敦煌文化痴狂着迷。

1980年代，北大想要夺回敦煌学中心，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季羡林、周一良等老先生从北大图书库调了500多种书，还有所有的缩微胶卷，存放在一个小屋子里。

< 季羡林 >

荣新江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学习委员，拿着那个小屋的钥匙，老先生们要看哪个缩微胶卷或图书资料，荣新江就为他们找寻。

读大二时，唐长孺老师给荣新江等人上课，讲到中国1950年代出版的《敦煌资料》，被国外的专家挑了300多处错误。日本的池田温专门为此，在《东方学报》上写了篇言辞犀利的书评，中国的学者们一边哭一边读。

荣新江说，其实编撰《敦煌资料》的，都是中国这边的顶尖学者，不能怪这些老先生，因为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去看关于敦煌的资料。中国学者看不到原件，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而日本学者到了欧洲的博物馆，拿灯一照，哪年哪月哪个县，一目了然，这才能指出书中的诸多错误。

从那时起，荣新江暗暗发誓，以后若有机会出国，一定要去外国博物馆，把关于敦煌的资料了解透彻，将中国的敦煌学搞上去。

< 荣新江 >

1985年，机会来了，24岁的荣新江去荷兰莱顿大学交流，他买了张欧洲铁路联营票，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南到卡萨布兰卡，北到赫尔辛基，所有的火车，不论班次，不论时间，一个月內随便坐。联营票卖三百多荷兰盾，当时一荷兰盾折合人民币七毛三，也就是说，二百多块钱，就能在欧洲到处跑。

荣新江展开一幅欧洲地图，那些收藏着敦煌、吐鲁番、楼兰、龟兹典籍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都是他的目的地。靠着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荣新江穿梭于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

由于没有相机和扫描仪，荣新江只能全部靠手抄，殖民时代业已过去，欧洲学者对敦煌文化不重视，也不太关心，许多无人问津的古老典籍，在荣新江的笔下重获新生。

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只有8个座位，荣新江从上午9点坐到下午3点，一直抄录，不敢外出吃饭，生怕回来就没了座位。

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荣新江只带一块巧克力，从开馆待到闭馆。

在荣新江这种十几年如一日的追寻查访中，无数尘封已久的资料，得以重见天日，甚至还有意外惊喜。

1991年，荣新江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编目，突然看到一则简讯，写的是该馆去年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一套《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原来，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里，顺手牵羊，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这些老兵去世后，他们的家属虽看不懂这些古籍，但知道它们很值钱，便拿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待价而沽，英国国家图书馆如获至宝，花高价买了下来。

荣新江抓住机会，找到了大英图书馆《永乐大典》的登记记录，立即请朋友代为影印，后来这套珍贵的《永乐大典》影印资料，辗转回到国内，最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如今，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已经回归中国，敦煌学本身，也成为一门跨国、跨领域的学科。敦煌学的兴衰浮沉，正是中国百年国运跌宕复兴的明证。荣新江等学者为了家国和学术，孜孜不倦的追寻和付出，值得我们每个人敬重和铭记。

关于荣新江的故事，书单君不敢独享，特此怀着一颗虔敬之心，讲给书单的亲友们听，也希望书单的亲友们听完后，能传播给更多的国人。

中华文明

翻开这本《中华文明访谈录》，还有许多精彩故事，比如有一位日本汉学家大木康，为了研究他感兴趣的中国青楼文化，特意跑到南京，沿着烟笼寒水月笼沙的青楼文化故地——秦淮河一路考察。

由于篇幅所限，书单君没法为大家一一展示，感兴趣的亲友们，还请自己拿到书细品，开卷有益一番。

最后，书单君想就“中华文明”这个命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当东方文明日渐僵化，西方文明的大洪峰涌入，起到了鲶鱼效应，让古老的中华文明重焕青春，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

但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从根子上，就有不断融合新事物来强大自己的基因，才能在保持本色的同时，消化吸收外来文明，为我所用，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放眼寰球，曾经引领风骚的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大中华，除了中华文明外，其余三个要么烟消云散，要么面目全非，唯有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并且不断发展创新。

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个关于文明的“挑战—应对理论”，一个文明经过严酷考验和挫折，若挺了过去，没有崩溃，在应对危机后，必将反弹至更高境界。——这说的就是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访谈录》中，有一段钱理群关于鲁迅的话，书单君认为讲得很好：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同样，对于西方文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要予以平视，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绝不能固步自封，但也绝不卑躬屈膝。

在1950年代的西方，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答案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

如今，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汉学家的数量也跟着水涨船高，再也不是那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甚至研究中华文明，会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內的“时髦”领域，但这中间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