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专属于莫迪亚诺的“雾中风景”

“唯有虚构不说谎。”

                     ——弗朗索瓦·莫利亚克（《私写作》，1953）

人类对故事的需求大概与生俱来。小的时候听故事，大一点了看漫画、就着拼音读童书，长大以后终于可以读小说、看电影……只是，渐渐的，在故事结束以后，我们忘了问那个小时候最常问的问题：“这是真的吗？”或许是默认了故事的虚构性，或许是不那么在意真实性了，但总还是有一些时刻，当你发现这个人物真实存在过时，心里就会涌起那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仿佛历史，或是另一个平行空间开了个口子，邀你进去一探究竟。莫迪亚诺的小说或多或少带有这样的意味。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在被问到作品中自传与虚构的关系问题时，莫迪亚诺曾说：“总会有自传的部分，但是应该要置换、扩展，通过日常的表面来尝试重新发现事物存在的意义，将无序的生活重新构建。”多年来，莫迪亚诺在文学书写中构建的世界一直摇摆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尤其是他笔下的人物，有精确的细节（姓名、地址、经历等），但总在转瞬间失焦，在你以为看清了他的面目时突然产生怀疑，他到底是谁？而真相永远隐藏于迷雾之后。

莫迪亚诺写就的三十多部作品勾画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物网络。除了主人公亦虚亦实，他周边的人物，或者说核心圈层稍外围的人物们也带有同样虚实不定的色彩，基于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社会新闻等素材得来的人物成为你想要透过迷雾，拼命看清的一个个鲜明个体……他们为小说带来的不只是对“现实主义”的新诠释，更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阅读视角和阅读层次。

埃迪·帕农（Eddy Pagnon）

在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莫迪亚诺无法释怀的最大时代背景。因为犹太人身份和在战争中父亲的经历，作家本人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联系一直是他追问身份的线索。莫迪亚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使用了真实历史人物，诸如亨利·拉丰（Henri Lafont）、皮埃尔·博尼（Pierre Bonny）和埃迪·帕农等被占时期盘踞在巴黎第十六区洛里斯通街的盖世太保群体。

埃迪·帕农是法国抵抗运动时期通敌的法奸，与亨利·拉丰与皮埃尔·博尼一同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被枪决。埃迪·帕农很可能在战前就认识莫迪亚诺的父亲阿尔贝尔·莫迪亚诺。一九四三年冬，阿尔贝尔·莫迪亚诺在一次犹太人大逮捕中被捕，并被带到警察局临时关押，是埃迪·帕农将其释放。这一被捕又脱身的桥段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被反复提及了十余次，作家在《如此勇敢的男孩子们》《废墟的花朵》《缓刑》《家谱》《家庭手册》等作品中，都有叙述。

《家谱》

在其他作品中，埃迪·帕农则留下了模糊的面影，成为整个历史背景描述的参照点，无论与之关联的人物，还是地址、门牌号都因他有了虚构的方向，扩散成当时的整个世界。在《星形广场》的第二、第三章中，他模糊出场，又隐去。在《夜巡》中，他是盖世太保群体的司机。在《环形大道》中，他的身份开始幻化，西尔维娅讲起过在一个夜总会她曾陪伴过一个叫埃迪·帕农的人，这人挥舞着一把儿童玩具枪吓唬客人。到了《八月星期天》里面，帕农这个姓氏再度出现，这回，相关人物叫路易·帕农，他曾是南方十字钻石的拥有者，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从一个叫让·特拉叶的人手中购得，据档案记载，交易使用的是德国马克。而这个路易·帕农于一九四四年被枪决，不难看出，他的原型还是埃迪·帕农。被枪决前，他把钻石卖给了菲利普·贝吕纳。

莫迪亚诺对埃迪·帕农的念念不忘结束在《废墟的花朵》。此后这个名字从莫迪亚诺的小说中消失。在《家谱》中，作家再度写到一些细节，但并未点出埃迪·帕农这个名字，仿佛决定与过去告别，让历史翻篇。

《星形广场》

埃迪·帕农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莫迪亚诺因为父亲与他的那段若有似无、终究也无法证实的交集，不断在写作中自我重复。正是因为这份模糊不清，作家才能对这个神秘的、令人焦虑的人物展开经年累月的幻想，同时也不断搜寻盖世太保群体的信息，充实自己的创作。与之相关的一切，“姓名、地点、人物、情境，改变着，联系着，一点点被精确化。成为一段传奇。历史也同时被书写、被重写”（参见Denis Cosnard，Dans la peau de Patrick Modiano）。在文学中被记录和书写的历史天然脱离了历史对真实的苛求。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学高于历史，比历史更加富有哲学意味，因为诗学处理的是普遍情况，而历史处理的是特殊情况。体现在莫迪亚诺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基于真实人物、历史时期、历史事件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加工。他在访谈中曾说：“这是一整个世界，未经加工的材料却有着既定的目标，那就是真实记录。……这也是促使我写作的动机。”凭借这种精确与模糊、叙述与幻想，莫迪亚诺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树立了历史坐标，展现追求真实的意图。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同样面对着对过去的重构，这种重构只能依靠想象进行。而虚构也同样借鉴历史，因为叙事这个行为本就是假装在讲述已经发生了的事。莫迪亚诺将历史人物使用在虚构中，营造了他所着迷的时代背景，并以此开启了自己身份的探寻之旅。

乔治·布莱诺斯（Georges Brainos）

二〇一九年，《隐形墨水》出版。书中有一个五十多岁、身份可疑的人物——乔治·布莱诺斯，与他相关的地址是巴黎第十六区维克多·雨果路一九四号。他人虽然在巴黎，却在布鲁塞尔有几家电影院。年轻侦探因为寻找诺埃尔·列斐伏尔而遇到了这个布莱诺斯。他是二〇一九年莫迪亚诺笔下十分重要的人物。回溯过往，不难发现这一直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名字。布莱诺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还是二〇一〇年的《地平线》。

乔治·布莱诺斯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住在维克多·雨果路一九四号，他是一位俄罗斯商人，犹太人。关于他较为确切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八年，时年二十二岁的布莱诺斯为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工作。之后成为里尔的一家电影院——卡梅欧（Caméo）的经理，并使之迅速成为里尔最主要的电影院之一。一九三三年，布莱诺斯签约Motion Picture Herald电影公司，管理布鲁塞尔的水晶宫电影院（Crystal Palace）和雷克斯（Rex）两家影院。一九三四年他负责电影《金刚》的宣传工作，大获成功。后来他又经营了包括巴黎的奥林匹亚影院在内的多家影院，均获成功。和蔼、殷勤、无可指摘的布莱诺斯在二战中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貌。根据法比安·贾迈（当时一家著名的声色场所的女老板）在她的回忆录中的记载，这位名叫布莱诺斯的大客户在法国被占时期之初，迅速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买下了一处私人公馆，对她的追求也是极尽奢华，曾经赠她大批钻石首饰。他们最终没成为恋人却一直维持朋友关系。在女老板的描述中，布莱诺斯绅士派头，正派，但有些古怪。战时曾去巴黎近郊的勒瓦卢瓦，从废钢铁商人那里收购废旧的卡车、轿车和旧轮胎，再把这些东西高价卖给德国人，赚取了大笔财富。之后，当他感到战争的走势发生转变时，一刻也没有等，迅速逃往南美。战时不为人知的阴暗一面给“正派”的布莱诺斯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九四八年四月，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均被充公。在巴黎的财产主要就是位于维克多·雨果大街一九四号的私人公馆。

莫迪亚诺在《隐形墨水》的开头写道：“此生之中，总有空白。”布莱诺斯的人生弥漫着大片的空白。他是怎么从比利时来到巴黎？他有没有成家？逃往南美后过着怎样的生活？最终有没有回欧洲？死在哪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但我们却能清晰地感知他的古怪、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充满异域色彩的姓氏发音，以及他人生的大片空白……这些都是吸引莫迪亚诺的元素，这个“谜一样的男人”让作家浮想联翩。除此之外，在这些天然吸引莫迪亚诺的点之外，是否还有一点点关于父母的联想？

布莱诺斯前半生的电影人生涯，影院、电影制作、宣传……这是莫迪亚诺母亲的领域。当年她还叫路易莎·科皮尔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在安特卫普拍电影。那些年里，她应该能在一些电影首映或宣传的场合遇见布莱诺斯吧？至于父亲阿尔贝尔，那个同样是犹太人，同样在被占的巴黎做些黑市交易，同样与合作派甚至盖世太保有些牵扯的神秘父亲，虽说并没有如布莱诺斯般发战争横财、成为百万富翁，但大约和他有着类似的经历。甚至布莱诺斯的外貌，也被作家写成了父亲的样子：“深色头发，向后梳”，“黑色的眼睛”，看上去像“希腊人或南美人”。

阿尔贝尔·莫迪亚诺

二〇一九年，莫迪亚诺再度凭借这个人物回归到他熟悉的过往。《隐形墨水》的结尾，女主人公诺埃尔·列斐伏尔感觉布莱诺斯这个名字有如闪烁的微光，渐渐隐没在她的人生里，就像离岸时我们回身去看的灯塔。

路易莎·科皮尔金

莫迪亚诺笔下乔治·布莱诺斯类型的人物不止一位，他们究竟是谁？对于莫迪亚诺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是重要的，又不重要。他们与莫迪亚诺的父母有着真实或虚构的交集，那些真实是作家创作的起点，而虚构的部分才是作家沉迷其中的原因。就像另一位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谈到自我虚构时所说的：“‘自我虚构’虽然以‘我’为视角……它聚焦的并不只是构成我们生活表层故事的那些事实，也不只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些或小或大、或悲或喜的事件，而是更深层的、更难表达的、更难捕捉的东西，唯一合适的词语就是法语的‘expérience’（经验），它始终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唯一目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消失了，人物消失了，文学导向另一种真实，经历、记忆、感悟、怀想的真实。

多拉·布吕代（Dora Bruder）

多拉·布吕代无疑是莫氏小说中唯一拿来做书名的普通人名，大家最熟悉的莫迪亚诺人物之一。参照过往研究和阅读体验，小说中除主人公外的其他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名人，包括历史人物和某段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知名人物；另一类就是普通人，依据与主人公的关系分为家人、与主人公有感情联系的人、他只是简单认识的人以及听说但不认识的人。

早在一九八八年，莫迪亚诺第一次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巴黎晚报》上读到寻找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寻失踪少女多拉·布吕代，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身着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有任何消息请联系布吕代先生和夫人，奥尔纳诺大街四十一号。”从此，这则寻人启事在作家脑中挥之不去，他很难再找到关于这个女孩的线索，但却有强烈的把她写进小说的冲动。第一部出现多拉·布吕代化身的小说其实是《蜜月旅行》（1990）。莫迪亚诺没有使用女孩的真实姓名，而只是把她安在女主人公英格丽特·泰森（Ingrid Teyrsen）身上。小说的结尾处，莫迪亚诺照样儿写上了一段寻人启事，名字、外貌、年龄、服饰、地址……统统变了，但段落的结构与原寻人启事如出一辙。

此后的几年，莫迪亚诺并未停止对多拉·布吕代的调查和寻找。一九九四年，他在《解放报》上发表题为《与克拉斯菲尔德一起抵御遗忘》的文章，并第一次提到多拉·布吕代的真名，以及对这个在一九四二年前夕消失在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途中的一家人的念念不忘。莫迪亚诺与克拉斯菲尔德通信交流，后者为作家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失踪女孩的信息。一九九七年小说《多拉·布吕代》出版，莫迪亚诺抛开了那个虚构的英格丽特·泰森，以他的方式直面真实。多拉·布吕代的资料加上自己的少年时光，混合成一部独特的小说。随着阅读的深入和推进，对多拉·布吕代的身份调查与作者自己人生回顾交替行进。对真实人物的想象化塑造成为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一方面，想要制造“人物效应”，让人产生某种距离感，另一方面追求“自我效应”，让人产生情绪上的带入感，创作成为小说世界中的人物与作者进行共同构建或协同精神投射的过程。

《蜜月旅行》

多拉·布吕代是那个年代微小到不通过意外事件便不会有人知道的普通人，投入历史的长河，就更是如此。学者皮埃尔·桑索（Pierre Sansot）将其称为“微不足道的人”（Les Gens de peu，Paris，PUF，2009）。学者们也将这种倾向描述为文学创作中“非英雄化和人物淡化的思潮”。作家们摈弃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转而关注一些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类似莫迪亚诺的“海滩人”。他们真实，但并未发声。他们是历史中的无名者，但却因为文学的书写而使得微不足道、脆弱、平凡的人生带上了独特的价值。当社会新闻被书写成为普通人的历史时，作家在将真实形成叙事的过程中，为它增添了价值和意义。普通人的历史引起共情，展现了文学体现真实的能力。

《多拉·布吕代》

无论何种艺术领域、无论古今中外，艺术家们其实都行走在真实与虚构的夹缝中。安德烈·巴赞很早就意识到真实元素的吸引力，认为想象本就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梦境的真实”。巴赞认为，电影拥有大量可供我们挖掘的素材，拿来继续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种种真实，不断更新我们的感受和理解。莫言也曾在访谈中提及自己的感悟：“……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一块故土，应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福克纳也好，马尔克斯也好，都是在自己故乡的基础上虚构一个文学的故乡……我们可以一辈子只写这个小地方，但是这个小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可以通过这个小地方走向世界。”（张同道《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载于《读库2104》，新星出版社2021年）

莫迪亚诺的小说从来就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自传式写作。莫迪亚诺不断地基于现实创造人物、地点、情境……他不断对源自生活的素材进行挑选、过滤、梳理，他说：“这就是虚构的奇迹，我用它来‘蒸馏’出我年轻时的某些时刻，某些地点，是的，就是‘蒸馏’这个词。”真实的历史人物让他得以在书写中定位时代背景；投射着父母形象的人物帮助他寻找和认识自己的人生；芸芸众生中的某个小人物是每一个个体在时光中留下的印记，记忆与遗忘只在一念之间。莫迪亚诺通过书写所做的就是降下一场大雾，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线，我们看见的是“雾中风景”，与安哲罗普洛斯一样的前路迷茫，寻觅无着，只是以文学写下时代的记忆。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1年12月号），澎湃新闻经《书城》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