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煤毒：蒙蔽了“寿州巨案”整整四年的魔影

“京师自辽建都以来，千有余年，最为久远。凡城池宫殿、朝庙苑圃及水陆运道，经累代缔构，已无一不完善通顺。其居恒日用所资，亦自然辐辏，有若天成。即如柴薪一项，有西山产煤，足供炊爨。故老相传‘烧不尽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济人之具也。”

这段载于《檐曝杂记》中的文字，清楚地说明了清代京城的燃煤量之大。现如今，一到冬天，北方的城市里大多都通了暖气，很少再听说有人因为烧煤取暖而导致煤气中毒的事故发生了，而在过去的岁月里，被这种“冬季杀手”害死的人不计其数，甚至还发生了因被误认为煤气中毒而迁延四年才真相大白的惊天巨案。

一、犬吠救了两条命

众所周知，所谓的煤气中毒，其实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亲合力比氧与血红蛋白的亲合力高数百倍，这种结合一旦形成，就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的能力，造成组织窒息，轻则头晕头痛，重则一命呜呼。

我国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关于煤气中毒方面的记录，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阮葵生在笔记《茶余客话》中留下了相当清晰的文字记载：“京师火坑烧石炭，往往熏人中毒，多至死者。”有个名叫陈定先的人冬天跟他的小妾一起睡觉，夜里都被煤气熏倒。而其他的家人也都睡熟了，无人知晓。谁知陈定先命不该绝，“家畜一巨犬，忽咆哮万状”。家人被惊醒，以为是进了贼，纷纷起身，一看那条狗“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掷”，把窗户纸都扯碎了，知道里面出了情况，拍门拍窗地喊，却无人回应。于是大家破门而入，发现陈定先和小妾已经昏死过去，连忙急救，总算及时，把他们俩都救活了过来。

《茶余客话》

搞不清救活了陈定先的具体方法是什么，不过中国古代对付煤气中毒的招儿有很多。《养生杂记》上说：“中煤炭毒，心口作呕，或即晕倒，急捣生萝卜汁灌汁，或用清水亦可。”明代的《本草汇言》中说：“人有中石煤气者，昏瞀至死，惟灌冷水即解。”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煤气中毒情况之多，以至于人们已经形成了应对的经验。据阮葵生说，由于气候寒冷，很多人“秋后即喜卧坑”，所以有人居然“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当然，这里说的是农历，按照阳历，一般已经是十月中旬了。

为了预防煤气中毒，人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据学者袁树森在《老北京的煤业》一书中考据，在没有烟囱的时代，城里使用煤球炉子的人家，一般都在屋子外面生火，等火着旺后再搬进屋内做饭、烧水、取暖，等火乏了再搬出去续煤，这样一来可以防止生火时有柴草烟气熏人，二来是火在初燃和将燃尽时，最容易产生煤气。后来人们意识到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对预防煤气中毒至关重要，便在屋门上边安装“门头窗”，其中间有轴可以转动，打开后可以通风换气，天凉了再关上。后来，从清代开始，北京地区广泛地使用“风斗”——风斗的形状像一个没有后挡的簸箕，开口朝上，安在窗户的高处，里面糊着的窗户纸则必须撕去，这样，室内的煤气可以排出去，而室外的冷风又不能直接吹进来，可以保持室内温度。

《老北京的煤业》

尽管如此，煤气中毒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洞灵小志》上载，滇南观察使刘钧在做官时遇到一位朋友，此人精于算命，推测刘钧“某年补官，某年调首郡，某年以观察擢中丞，某年当死”。刘钧不信，尤其是观察使距离中丞甚远，怎么可能得此峻擢？“既而补官、调官皆验，入民国，以道尹摄巡按使（清代巡抚亦称中丞），超擢亦验。”刘钧后来辞官回家，在上海遇到那位朋友，对他的算命之术心悦诚服，然后请他算一算自己的死期能否推延。朋友推算再三，说无能为力，刘钧再三恳求，朋友说你到时候“避居密室，并绝家人，或可幸免”。刘钧听完，在自己的“死期”到来前“辞戚友，预营密室，门窗紧闭”。这时恰值隆冬，室内寒冷，刘钧就“备小泥炉及石炭蔬米之属自料理之”，然后跟家人说：“这是我生死的关键时期，千万别来打扰了。”家里人都听他的。一开始两天还没事，到第三天，密室里突然飘出烟来，家人“破扉入，则刘已中石炭毒昏厥，呼医治，谓施治已晚，竟不救”……

而这一天，恰恰就是他的朋友推算的“死期”，最终，他还是没有逃出他的“命定之数”。

二、西厢房里三尸陈

也许正是因为煤气中毒事故的不断增加，有些杀人案件因为尸体现象与煤气中毒高度相似，导致在法医科学不昌的古代，长期得不到侦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清朝嘉庆年间震动朝野的“寿州巨案”。笔者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林乾在《治官与治民》一书中对此案的记录和讲述，并综合《清史稿》、《清通鉴》和《嘉庆朝实录》等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为读者还原这一案件的始末。

《治官与治民》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十九日，安徽省凤阳府所属寿州的富户张体文家突然出了人命，在其家中打工的李赓堂及其儿子李小八孜，以及同样在张家做家务的族侄张伦暴亡于西厢房之中。张体文听说后十分吃惊，赶紧把张伦的哥哥张怀、李赓堂的弟弟李东阳叫来，由于李东阳坚持报官，于是张家遂以食物中毒为名报官勘验。

寿州知州郑泰接报后，带领仵作前往现场勘验，发现尸体有中毒的表现，但具体中的是什么毒，则众说纷纭，一说是误食毒蘑菇，一说是中了“煤毒”，仵作一时间也难以确认。

张体文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情况不详，二子张大有负责料理家中事务，三子张大勋在外承揽漕粮运输维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张大有找人商量，认为一旦打起官司，官府吃了原告吃被告，家中就算是有金山银山也得统统搭进去。张怀毕竟是族内之人，万事好商量，唯独李东阳需要反复沟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决定以两千四百两白银换取李东阳撤诉。这样，到了七月，郑泰再次传当事双方到案时，李东阳称其兄其侄乃误食毒蘑菇而死，且出具甘结，郑泰照准，将此案结案。

谁知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有个名叫李复春的，原本在郑泰手下当衙役，后来因犯了过错，被郑泰开除，此时他便上省里，向两江总督陈大文告发郑泰徇私枉法。陈大文马上派员调查，经过提卷查核和开棺验尸，以及对相关涉案人重新审理，得出了新的结论：由于张大勋长年不在家中，其妻胡氏与张伦勾搭成奸，被李赓堂父子撞见，告诉了张大勋，张大勋一向怕老婆，又担心家丑外扬，便把李赓堂父子和张伦一起毒死灭口……陈大文便据此写明奏折，上报朝廷。

一向对刑律之事格外关注的嘉庆帝，在看到陈大文的奏折后谕内阁曰：“张大勋之妻胡氏与张伦通奸，被李赓堂父子撞遇，告知张大勋，缘张大勋素本惧内，恐张扬露丑，已属无耻，乃复将李庚堂父子并张伦一并毒毙灭口，贿买地保尸亲，以偶中时毒报州勘验……应彻底研究得实，以成信谳。”

然而就在陈大文草拟奏折的同时，张大勋供称，案发之时他并不在家，并拿出证据，那时他正押运粮船北上，如何才能下毒杀人？于是，本来露出一点眉目的案子又重新陷入混沌之中。

三、真凶竟是那个人

嘉庆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陈大文内调左都御史，两江总督由铁保接任。此时，寿州案件的“真凶”有了改变：毒死三人的不是张大勋，而是张大勋的父亲张体文，“剧情”也进一步具体：李赓堂父子撞破奸情后，告诉了张体文，张体文为了遮盖家丑，便买了鼠药，将药拌着糖，和在面里做成糖饼，等三个人干完农活儿回来之后给他们吃下……

但在铁保接任两江总督，并对这一案件再次展开审理之后，案情出现了又一次惊人的“逆转”：事情要回溯到嘉庆七年，这一年的冬天，张体文在院子的空地上加盖房屋时，将一棵年深日久的大槐树砍倒，树根的洞窟里钻出几条毒蛇，当即便死在众人的锹镐之下。张体文命人将大树锯为板材，放置在李赓堂等雇工居住的西厢房里，李赓堂等三人殒命那天，有个木匠在西厢房里用那几块板材做桌子，用煤屑和木屑烘板时，把板材中积蕴的蛇毒烘发了出来，加之燃煤释放出的煤毒，两下合一，将那三个人毒死。

消息传开，民间轰动，将铁保等人视为包拯一样平反冤狱、断案如神的“青天”，甚至有戏班子根据剧情编出大戏来上演。

但是，明察秋毫的嘉庆帝对此仍然心存疑虑，他任命内阁学士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再审寿州一案。

初彭龄画像

初彭龄，字颐园，山东莱阳人，他为人正直，人送外号“初老虎”。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他认为仅仅因为几条蛇在树根下打洞，就认定蛇毒进入树身，并烘发出能致人死地的毒气，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以捉获小蛇数条为两年前毒命之证，尤为附会”，何况“该处土俗向不烧煤”，所以煤毒杀人之说，亦属谬论。

在初彭龄的不懈努力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而这一回，李赓堂等三人虽然确属被人下毒杀害无疑，而真凶又与前几次截然不同，既不是张体文，也不是张大勋——他顶不住初彭龄勘案的巨大压力，自己跳了出来。

就在嘉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被拘押在监的张大勋之妻胡氏畏罪自缢，正在检验时，突然传来消息：张体文的次子张大有跑了。

这个此前并没有被过多纳入官府视线之中的人，在霍山县被捉住，随即供出了实情：“缘系张大有先与弟妇胡氏通奸，后因胡氏复与张伦通奸，经李赓堂、李小八孜撞破宣扬，张大有起意谋毒灭口，致死三命。”而嘉庆帝旋即于正月三十日降旨，“将该犯正法”。

至此，牵动朝野的这一大案方才告终，而一班在办案中犯下严重错误的官员一一得到惩处。铁保也被降为二品顶戴，革职留任，在他缮折奏谢之后，嘉庆帝下旨，既是批评也是教诲曰：“人情诈伪百出，岂可以浮光掠影处之，必为所误矣！”

从某种意义上，“寿州巨案”大概算得上是史上最长时间的一次“通风换气”，用了整整四年，才使一间迷雾笼罩的房屋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