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学生是教育最重要主体，却时常不被重视

主讲人：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主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孙冶方悦读会”第5期：大学改革之路——大学为学生

时间：2016年12月6日

主办：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编者按】

12月6日晚，在北京金融街举办的第5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孙冶方悦读会”上，钱颖一向读者介绍了他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他坦言，这套书并不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是一份实录。《大学的改革》一书分为两卷，记录了过去十年钱颖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时推行改革的工作实践，传递了他作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者的所思所想。选择“大学为学生”这一主题，是因为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本质是要“教书育人”，学生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却时常不被重视。

钱颖一指出中国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教育是关键。因为“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就是教育的竞争”。作为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他觉得自己并非是教育专家，但在教育领域推动改革，敏锐的经济学视角和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他很有帮助。他认为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来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找办法，虽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的解决方案，却可以做出改进，达到次优的效果。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钱颖一发言的摘录：

我是经济学者，并不是教育学家，但是因为身为院长，所以我在本职工作的位置上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改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何在教育领域推动改革。实际上这受益于经济学的训练，以及我们熟知的经济改革、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当中的许多案例。教育改革和大学改革尽管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情况不完全一样，但你会发现还是有不少类似的地方。

在介绍这本书的整体框架之前，我先要说一下教育和大学的重要性。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一直觉得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就是教育的竞争。这个链条是这样连接上的，因为我们很关心经济的问题，那么最终一定会对教育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中国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教育是关键。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过去17年飞速发展。现在我们的大学包括本科和专科，一年招收70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2000多万，在学人数达到3000多万，毋庸置疑规模属全球第一。但是我们的教育质量离世界一流还相差甚远。

第二个层次是从非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谈。教育关乎人的发展，不管是否成才，教育对于每一个人自身都具有意义。大学教育对人类文明、人类命运，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关心教育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据我所知，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企业家都在思考办大学的事。这个领域有需求，也有供给。当然新办大学不是那么容易办起来，因为这个领域是高度管制的，比金融行业的管制还要多。

我为什么将这本书的主题定为“大学为学生”呢？这五个字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我很吃惊，之前没有人提出来。现代大学的使命非常复杂，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创造知识，要培养人才，还要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这里包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教师非常在乎研究，学生是在学习，社会、商界、政府、媒体等等都希望通过大学对他们有所贡献。

我之所以把学生提到这么突出的地位，是因为我发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都比较强势。所谓强势是有原因的，里面包含着强有力的激励。比如说，教师做研究、发论文有很强的激励。发论文能够提高学术声誉，同时也带来很多其他的好处。教师申请到国家项目也会拥有很多的经费，社会也会给他好的名声。而学生似乎在各种评价中都是很难有突出的声音。大学不同于研究所、政府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最重要的就是“教书育人”。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没有被特别重视的方面，因此我将“大学为学生”定为这本书的主题。

这两本书的封面从美学上来看不那么美，图片里人多且非常杂，有的学生还拎着包子，有的学生还在扣鼻子。但这很真实。封面我没有选大师的照片，图书馆的照片，大楼的照片，是因为它们都不能确切地反映我想传递的信息。我想传递就是“大学为学生”这个主题，所以选择的就是这两张都是学生的照片。我不是说大学不要服务于研究、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这些也很重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学生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书中所有的内容遵循两条线，概括了我这十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所做的工作。一条线是实践现代教育理念，包括我们在教学项目上的努力，为学生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实践现代教育理念。另一条线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比如教师人事制度，学院治理制度等等。这是制度建设的问题。第一条线是有关我们的“产品”，第二条线是需要配套的制度。

就整本书的结构而言，第一卷学校篇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思想与思路，第二部分叫做“行动与实践”。这反映了我想通过这本书传递的另一个信息，就是“思行合一”。办教育应该首先具有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有了想法后还要实践和落实。我花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落实上。比如，我发现连落实找一位老师来教一门课，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学、学院和企业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在商学院所教的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而用的激励工具，在大学和学院对教师来讲基本上都不能用。你能做的只是说服。

第二卷学院篇包含四部分：学院、教学、研究、治理。我们一所学院提供的学位项目，从本科、本科第二学位、到博士、硕士、MBA、EMBA，所有学位项目学生加起来有6000多，规模非常大。这两本书的覆盖面牵涉到所有学位项目。而且，我们是经济管理学院，北大的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是分开的，而我们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按照学科来讲，我们既有经济学科，又有管理学科。这两卷是这样的格局，也就是我讲的覆盖面。

2016年10月，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新书《大学的改革》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大学的改革》由《第一卷·学校篇》与《第二卷·学院篇》组成，共收录钱颖一教授的文章和讲话211篇，近90万字。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几个特点。

在思想和思路方面，经济学的视角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我在学院里推动教育改革特别有帮助。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看问题的出发点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这是经济学基本的出发点。在分析框架中，我们习惯于在约束条件下做优化，约束条件包含技术条件约束、财务约束、资源约束、制度约束等。这是与别的学科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非常现实。在约束条件下，我们知道不一定能达到最优，但是努力可以达到次优。经济学讲求效率，所谓效率就是把产出做得更大。再者，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人对激励做出反应。激励问题很重要，也许别人推动一项改革时不会考虑其他人怎么想，但我们会考虑。将这些思路放在一块，使得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考虑改革问题时，我们会比较现实。

从现实经验出发，中国经济改革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各个方面，到如今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系列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双轨制”。实际上，我在学院推行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实行过“三轨制”。再比如公司治理问题。8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在这方面做研究，到企业做过很多调查，明白中国企业里公司治理是复杂的。我们从那里知道了有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之别。当然这不能把所有的方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大学来，因为企业和大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大学里有一个群体叫教师，有一个问题叫学术问题。

在学术问题上，要教师说了算，要由教师决定。这就是“教师治学”的含义。在这里，教师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在企业里，不存在像学术自由、学术争论、学术判断这样的问题，这是大学里的特殊问题。但是在大学的行政管理方面，跟企业实际上是很相似的，也需要上下等级制度才能把事情落实。大学同样也有外部治理的问题。企业的外部治理中有股东，但是大学没有股东，却有校友。大学也有外面的监管机构。

因此，经济改革中的不少思路对我非常有帮助。这本书在写到很多方面时，经常提到我们在经济、金融、企业改革中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这是我的一个优势。

书中还提到老清华的传统。我虽然是清华本科毕业，从1978年到1981年在清华念书，但那时候我对老清华一无所知。我是回国以后才去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对我非常有启发。我所在的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是朱镕基，他是老清华一辈，1947年入校，1951年毕业。我们这个学院的前身是老清华的经济学系，很重要的人是陈岱孙，他从1928年开始做系主任，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老清华的传统是我们的财富。所以在第二卷学院篇里，我一开始就讲到“传承”。这两位长者对我们学院来说都极其重要，我们不仅是尊重他们，关键在于老的传统能传承下来。每一所大学都有它可以传承的地方。

清华有段特殊的历史，因为它的前身是留美预备班，所以与美国的学校有特殊的关系。我在美国学习执教25年后回到清华担任院长。这25年都在大学里，一共六所大学，位于美国东部和西部，包含私立和公立大学。这段从学生到教授的经历对我日后很有帮助。

身为院长有很多操作性的事情要做，不能光是理念。例如实行教师长聘制，我们经管学院是最早的试点，现在清华全校都完成了，其他学校也开始做了。我们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从哪个教师职称开始授予“长聘”呢？我经历过六所大学，遇见过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哈佛，只授予正教授长聘，除此之外还有耶鲁、芝加哥等少数大学。第二种是所有副教授及以上全部都授予长聘。伯克利加州大学就是如此，但这种情况很少。第三种是在副教授中有长聘，也有非长聘。斯坦福大学和大多数大学是这种情况。

倘若你要问我经验上的事实，三种模式在国外都有，都能找到例子。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情下，哪一个模式最适合？在这本书中，我提到在中国的国情下，第三种是最合适的。

如果只授予正教授长聘，由于在中国评上正教授需要很长的时间，万一拿不到长聘，岁数太大就不太好找工作了。而选择给所有副教授长聘，在中国会带来很大问题，因为我们的副教授人数很多，如果副教授都给长聘，不能再解雇，大学的成本就会很高。综合考虑，第三种是最符合国情的，一部分新升的副教授不是长聘，但过一段时间后，在评为正教授之前，可授予长聘。即使在副教授时没有拿到长聘，老师还比较年轻，还有机会可以到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参考国际经验，一要了解多种情况，二要考虑中国国情。

对教育进行批评是很容易的。教育这个领域，似乎可以随便批评，也确实受到较多批评。而非常难的是做一些建设性的改革。要把事情做成，并不容易，必须考虑现实约束条件。虽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的解决方案，却可以做出改进，达到次优的效果。

概括而言，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重思想、重理念。重思想、重理念就是要把事情想清楚，这方面要吸取世界上所有先进的想法。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在中国做事就要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一样，必须考虑在约束条件下优化。虽然改革未必马上就能达到最优解，但是只要努力，是可以达到次优解的。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和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