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案例｜西雅图煤气厂公园：从滨水工业遗址到都市景观公园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自1975年正式对外开放起，便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滨水工业遗址转化为城市公园的先驱，它开创性地保留并适应性地改造工业历史建筑，通过生态修复的手段，最大可能地保存场地的历史特征。而设计师以“阐述”的态度，结合公众参与而形成的自我修复模式，直至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具有学习借鉴意义。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全景（作者拍摄于2014年6月）

滨水工业区的兴起、衰亡与重生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占地8.3公顷，位于联合湖（Lake Union）北面的一处岬角。联合湖之名源于19世纪中期西雅图的城市创立者对其日后连接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和华盛顿湖（ Lake Washington）的期待。1860-1870年代的联合湖，因湖岸边绵延的繁茂原始森林，成为西雅图居民夏季泛舟游玩和野餐的热门去处。

联合湖岸的工业开发兴起始于1850年，数个锯木厂因茂密的森林资源沿着湖岸设立。1872年起，西雅图煤炭和运输公司开始穿过联合湖，将煤炭运往普吉特海湾。1887年，西雅图湖岸与东铁公司（SLS&E）的到来，确保联合湖成为工业发展的重地。1900年，西雅图照明公司(Seattle Lighting Company)购买下湖北面的岬角，其煤制气厂于1906年正式运营。这便是西雅图煤气公园的前身。1911年，工程师维吉尔·鲍格(VirgilBogue)制定的大西雅图规划里，将联合湖作为西雅图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用地，而1917年完工的华盛顿湖运河(Lake Washington Shipping Canal)和巴拉得水闸（BallardLocks）极大推动了联合湖周边造船业的巨大成功。

1911年联合湖北岸岬角的历史地图（图片来源：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

1930年西雅图照明公司更名为西雅图煤气公司(Seattle Gas Company)，其主要产品是从煤加工而来的照明气体，之后开始广泛用于烹饪、制冷和房屋暖气。1956年，因天然气的全面推广，煤气厂停止生产，主要建筑物和工厂设施原封不动保留，直至1962年西雅图政府开始启动收购程序。

早在1900年到1909年期间，尽管当时的北岸岬角已处在被照明公司购买的过程中，景观设计师奥姆斯特德兄弟在1903年仍然建议，此处“因其将湖面和码头尽收眼底的独到视野，应被保留为公园、游船和市民的游憩场所”。1957至1972年政府收购期间，关于煤气厂是否应改造为公园的话题，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1970年，西雅图公园管理局委托理查德·哈格事务所(Richard Haag Associates)对工厂废弃地进行场地研究和公园规划。理查德·哈格随即意识到工业时代的生产遗迹独有的历史、美学、和实用价值，并在1971年提交了一份部分保留煤气生产设备的设计方案。经过一轮激烈的公开讨论，理查德·哈格终于说服了公众对工业遗迹价值的认可，工业保护公园的规划得到一致通过。

1950年煤气厂鸟瞰（图片来源：Aerial photo by FloydNaramore, CBE Visual Resources Collection）

废墟美学：高炉锈蚀的震撼力

在煤气厂公园开放40年后的今天，工业构筑物的保留并与公园景观相结合已然成为后工业景观公园的通用设计手法。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废弃物被视为废墟、怪物、丑陋、甚至是可怕的代言词。即便在煤气厂公园建成25年后，景观设计师伊丽莎白·迈耶(Elizabeth K. Meyer)仍将她在煤气厂公园的经历描述为“并不惬意，却充满愉快的痛苦(Not Agreeable, but pleasurably painful)。”

在理查德·哈格接受设计委托之前，他曾将煤气厂的废弃场地作为一个设计挑战面向全美景观专业大学生召集方案，而上交的130份提交方案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看出场地曾经的工业历史。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设计界，对工业遗迹改造的主流倾向仍然是传统的、奥姆斯特德式的自然风景园林设计手法。

然而，理查德·哈格敏锐捕捉到精炼炉等工厂构筑物构成的场地独有特征。当他在深秋夜晚第一次乘船探访场地时，便深深地被夜色下三面湖水环绕中煤气厂高塔的巨大剪影所震撼。他写道：“当我第一次来到场地，我一直试图去思考，场地内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除去工厂建筑以外，这个地方丝毫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些建筑的有无，并不影响湖岸的存在。所以我认定这些在我身后的庞然大物，是整个场地最为神圣、最有标志性的特征，而我需要将其保留。”

保留的气化塔（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2014年6月）

1975年开放的公园，由七部分组成：风筝山（Kite Hill）、北草地、高塔、船首、野餐棚、谷仓和南草坪。其中13米高的风筝山和草地等开放空间，用于市民休闲、散步、集会。开敞的湖面和对岸西雅图市中心的天际线，使其成为观看日出日落、露天音乐节、节日焰火的最佳场地。而高塔、谷仓和野餐棚则都由工业构筑物改造而来。

园区保留的高塔总共分为两类:六座合成气体发生塔和附带的处理塔；石油吸收器和冷却塔。当理查德·哈格走进厂区的时候，他写道：“我想，这真是愚蠢，为什么不去拯救你身后的高塔呢？看，这两个，像是丈夫和妻子？然后你再想想，哦，等一会儿，还有另外四个，那些就是孩子们……于是，我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想要保存更多的构筑物的想法。”

今日，煤气厂公园拥有580米的湖岸线，最深处伸入联合湖120米，保存气化塔为裂塔（Cracking Tower），锅炉房转换为野餐棚并配有桌子及烧烤架，一座排气压缩机建筑改造成露天的谷仓，并刷以鲜艳的色彩，使之成为儿童游戏的迷宫。

1971年公园规划平面（图片来源：RechardHaag Associates Records）

充满戏剧性的场地和历史建筑的结合，加上公园开创性的设计，使煤气厂公园在1975年开放之初，便受到了举世瞩目的认同。尽管不是所有工业建筑都保留下来，然而气化塔、管道特有的复杂阵列，成为工业时代独有的特征语言，参与重构了整个公园，成为公园的视觉焦点和城市工业历史的纪念碑。工业建筑以一种“丑陋”的姿态入侵景观，这种精心设置的对比与冲击，出乎意料地激发了后工业时代特有的都市生活体验。

漫长的修复：生态净化之路的起起落落

在工业建筑是否应该保留的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1960年代，公众更关心的议题是工业废弃地是否应转化为开放都市公园。一方面，市民对工业废弃地的抗拒，来源于对工业制造构筑物巨型尺度的惧意，另一方面，工业遗迹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令市民十分不安。

煤气厂公园被认为是工业遗迹污染修复中，最早使用生态学原理支撑的软技术处理手段的先驱，并以其最先采用植物修复技术（Bio-phytoremediation）扬名于外。然而，事实上，煤气厂公园的生态安全危机远超出预期。

当1956年煤气厂关闭时，土壤污染十分严重。理查德·哈格没有把污染的土壤全部铲去，而是在清理表层土壤后，在土壤中掺进一些腐殖质和草籽，来增加土壤肥力，以此培植一些微生物和植物“吃掉”这些污染物质，从而净化污染的土壤。一方面，采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引进能消化石油的酵素和其他有机物，逐渐清除土壤深层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选取便于维护的普通草种，以降低公园的维护成本。经过一段时间修复，场地被认为已“治愈”并做好准备面向公众开放，以至于在1974年的环境影响声明中，政府更多侧重于对城郊公园的交通可达性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噪音影响分析。

然而这篇声明日后被视为极其短视的判断：1984年，因在湖水和“风筝山”发现致癌物质，公园暂时关闭；1985年，公园被覆盖上一层一英尺的干净土壤；1989年的环境影响声明指出，公园深处的土壤中含有少量苯、二甲苯、萘、氰化物和镉的混合物质，并会周期性地通过路面裂缝渗出地表，而移动土壤则会导致致癌物直接暴露，声明最后结论则是目前未发现煤气厂公园有严重的健康威胁；1996年，一项土壤清洗法案摆上议程；截至2001年，400万美金被用于土壤清洁。致癌物依旧残存于土壤深处，虽然数量不多；化学残留物质依然向湖水中渗透，虽然速度极其缓慢；微生物孜孜不倦地转化污染物，然而速度还不够快。湖畔矗立的污染警示牌提醒着人们危机仍在。

公园内的安全警告（图片来源：Seattle.gov）

历史的阐述：滨水工业遗址的空间重塑

在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废弃工业建筑时，理查德·哈格并没有将遗弃的工业建筑理解为静止的符号，而是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并使之作为重新理解人与人、生活与生产、工业与自然、历史与发展等多重冲突和谐消解的场所。

事实上，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次技术上的进展，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找到。而城市自身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但需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消化和选择。从城市文化认同建构来看，人、场所与产品是三个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具体而言，对城市的文化认同，首先是物质环境的认知，其次是行为的参与认同，最后是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

在煤气厂公园的建设中，理查德·哈格首先对人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义。设计师，与其说将自己的设计意图强加于场地之上，不如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挖掘者，和独具视角的美学阐释者，通过最小干预的设计手法，促进场地自我进化；公众，也不再仅是最后产品的接收者，而是作为参与者，从项目筹划便介入讨论，与设计师、城市规划管理者一同畅想工业遗迹更新改造的未来。设计产品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互动、沟通、多方参与、以过程为主导、允许自我修复的设计框架。

公众参与提供的公园设想图（图片来源：Julia Sverchuk & RichardHaag Associates Records）

事实上，自1975年对外开放的四十年来，煤气厂公园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看得见的地面上，工业建筑腐蚀仍在；看不见的地底深处，生态修复缓慢进行；公共艺术的源源活力不断赋予公园新的装扮，公共参与使公园时刻保持人与自然、自然与都市的对话。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作为70年代的滨水工业遗址修复的先驱者，极大鼓舞了之后的工业遗址的修复，如宾夕法尼亚州维顿达尔公园（Vintondale Reclamation Park,PA）和德国杜伊斯堡景观公园（DuisburgNord, Germany）。作为后工业景观（Post-industrial Landscape）的开山之作，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历史性的突破有三：

1、在工业与自然长期冲突的情境下，正视滨水工业区（Industrial Waterfront）的历史保护价值,挑战并重塑了后工业时代工业废墟美学；

2、第一次利用生态技术手段，通过最小干预思想以维护场地自然的生长净化过程；

3、设计方法上，以“诠释”场地而非“设计”场地的姿态，充分将其再生的过程与市民生活融为一体，重塑都市滨水景观空间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互动场所。

（作者朱怡晨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李振宇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博导。文章提交于2016年中国第7届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