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书︱歌德与席勒的鸿雁十年

《歌德 席勒文学书简》，[德]歌德、席勒著，张荣昌、张玉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600页，118元

1787年7月21日，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最后一个代表，也是最大胆的代表席勒从莱比锡来到魏玛。法国大革命前夕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和德国知识界亢奋激昂的精神状态，使得席勒慷慨激昂、热情奔放。席勒到魏玛时，歌德正在意大利。不久，歌德从意大利回来。这位年长的诗人经过几年宦海浮沉，阅世更深，因而变得消沉冷漠。难怪席勒对歌德怀有强烈的反感，而歌德也对席勒报以极大的怀疑。

1788年9月7日，伦格菲尔特家的两位小姐，席勒日后的妻子夏绿蒂和她的姐姐卡洛琳娜在鲁道尔施塔特举行一次晚会，特地为这两位诗人安排一次会晤，想使他们成为朋友。可惜这两个姑娘的一片苦心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9月12日，席勒写信给他在德累斯顿的朋友刻尔纳，谈到他在五天前和歌德的这次会晤：“我终于能向您谈谈歌德，据我所知，您正心情迫切地在等我汇报……他皮肤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他的声音极为悦耳，语言流畅，机智聪明，生动活泼。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听他说话。他若情绪很好——这次差不多就是这样——就颇为健谈，说得津津有味。我们很快就结识了，毫不勉强。当天晚会上客人太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和他交谈，我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和他单独相处，或者除了和他泛泛交谈几句之外再说一些别的……总的说来，我们这次面对面结识之后，我对他的高度评价实际上并没有削弱。但是我怀疑我们两人不会非常接近。许多事情现在对我来说还很有趣，我还想要获得它们，并且希望真的获得它们，而对他来说，他早已亲身经历。他（与其说是在年龄上，毋宁说是在生活经历和自我发展上）远远地超过我，以至我们在前进途中永远不会再走到一起。他从一开始就和我本质相异，禀赋不同，我们想象的方式似乎也根本两样。话说回来，从这样一种聚会中也很难得出彻底的准确的结论。时间将告诉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

几个月内，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思想感情也并没有更加接近。歌德的居高临下、冷漠矜持，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使席勒深受伤害。可是歌德的卓越才能又强烈地吸引着席勒，使他心里又恨又爱，矛盾异常。1789年2月2日，席勒给刻尔纳的信里表现出了这种矛盾心情：“常在歌德身边会使我心里不快：即使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也从不吐露心曲。在任何事情上都抓不住他。我的确认为，他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利己主义者。他拥有吸引人，并且以或大或小的关注取悦于人的天才。可是他善于使自己永远处于不受拘束的地位。他表现他的存在，仿佛施恩于人，但是只像一个天神，从不把自己奉献出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有计划的行动方式，处心积虑，完全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对自己的钟爱。不该让这样一种人在我们身边生长发展……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是一种又恨又爱的奇怪的混合感情。这种感情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曾经对凯撒所怀的感情颇为相似。我恨不得把他的精神杀死而又从心眼里爱他。”

歌德当时对席勒也无好感。只不过这位年长的诗人比较内敛含蓄，谈起席勒时不是那么冲动，感情色彩不是那么强烈。歌德在《初识席勒》一文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避免和席勒相遇。他待在魏玛，住在我附近。《唐·卡洛斯》这部作品不适宜于使我和他接近。一些既接近他同样也接近我的人士所做的一切尝试，我都予以拒绝。这样我们两人彼此互不沾边地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无法设想，我们会联合起来。”

可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欧洲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想把巴黎夷为平地，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对本国人民则加强镇压。紧接着雅各宾党人滥杀无辜的恐怖行动，使得先前对法国革命热情洋溢、欢呼雀跃的德国知识界灰心丧气，法国革命派的过火行动和德国的鄙陋状况，把歌德和席勒这两位诗人全都逼到美学的领域中去，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变成了事实。这两位天才诗人终于联合了起来。是席勒首先采取主动，他在1794年6月13日从耶拿写信给歌德，邀请歌德参加《季节女神》这一刊物的编辑工作。十天后，歌德回信欣然表示同意。席勒的那封信和歌德的那封热情的回信便是我们呈现给读者们的这本《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的最初两封。它们标志着两人正式谈话、合作的开始，揭开了两人友谊的序幕。

自古知音难求。难怪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一开始就叹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歌德当时在魏玛这座德国的帕纳斯山上，也因为缺乏知音而感到痛苦。席勒在给歌德的信里提出：“天才对自己总是个谜。”他对歌德的深刻分析，表明他对歌德的了解的确胜于歌德自己。于是歌德感受到了得一知己的快乐，同时席勒自身的价值、他的正直诚恳的性格和他深邃精湛的思想，也给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歌德捐弃对席勒的成见和两人的隔阂，把他视为知己、引为挚友，因而两人结交不过两个月，歌德便写信向席勒表示：“如今，经过那样一次意外会晤1794年7月20日，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席勒家里的一次长谈。之后，似乎我们将一起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既然我们相互弄清楚了我们目前已达到的境界，那么我们就更可以不间断地共同工作了。”四天之后席勒写信对歌德说：“我开诚布公，倾吐肺腑之言，没有使您感到不快。我们相识虽晚，却在我心中唤起了某些美好的希望……您和我所走过的道路迥然不同，不早不晚，只有现在相会，我们才会有收获。但是现在我可以指望，不管剩下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我们将共同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并且会获益更多，因为一次长途旅行中的最后的旅伴总是最能互诉衷曲的。”

就这样，两位诗人肩并肩、手携手地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启发，酝酿和创作了一系列辉煌巨著，把德国古典文学推向顶峰。他们的十年合作带来的丰硕成果，成为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丰富宝藏，形成了德国文学难以逾越的巍巍高峰。席勒的几部巨著，从《华伦斯坦》，到未完成的杰作《狄米特里乌斯》，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歌德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他的毕生巨著《浮士德》，在长期辍笔之后由于席勒的一再敦促，他也是在这一时期又重新拾起，继续创作的。

尽管这两位诗人的文艺观点并不相同，美学的追求也大异其趣，但是他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不仅交换思想，交换观点，而且在创作中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795年12月26日，歌德告诉席勒：“人们混淆我们的作品，我感到不胜荣幸；这表明，我们正日益摆脱窠臼，逐渐渗入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样就可以考虑，如果我们用一只手牵着对方，用另一只手伸向大自然允许我们达到的远方，那么我们就能跨越巨大的鸿沟，有所作为。”

德国魏玛，德国文学家歌德与诗人席勒在一起的雕像。

关于他们合作的情形，歌德在1828年12月16日与爱克曼谈话时这样说道：“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咱们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头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

没有友谊，他们不可能创作这些杰出的作品，而没有这些杰出的作品，他们的友谊也就失去了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友谊发展的过程当中，歌德往往是向席勒要求帮助、要求支持的人，尽管他比席勒更加著名，而且地位更高，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平起平坐、地位相当的两位诗人。

在歌德创作《威廉·迈斯特》这部长篇小说时，席勒对歌德的这部力作做了长篇的论述，歌德在1796年7月5日写信要求席勒：“您继续振奋我，激励我吧！”又说：“请您不吝赐教，把您的意见告诉我吧。”最后他说：“读您的来信现在是我唯一的赏心乐事，对于您这样一下就帮助我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内心多么感激，这您会感觉到的。”

席勒对歌德的最大帮助是不断地提醒歌德摆脱冗杂事务的干扰，不要过于分散精力，而要集中力量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不要忘记继续写作《浮士德》，把这部巨著完成。席勒在1797年1月27日劝歌德：“我希望，您不久便能摆脱一切繁杂的公务，返回缪斯的怀抱。”他觉得歌德的行政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歌德的光学、植物学、颜色学的研究，更使歌德的精力极为分散。1797年6月22日，歌德告诉席勒，他想继续写作《浮士德》：“由于在我现在内心不平静的情况下，我很有必要给自己找点事做做，所以我决心动笔写我的《浮士德》。”看来歌德对这件事情的决心还不是太大，所以他请求席勒的帮助：“不过我希望，您能费神在不眠的夜晚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向我提出您对整体的要求，并用这种方式，以一个真正的预言者的身份，给我讲述并解释我自己的梦。”席勒马上就对歌德的这个决定做出反应，在第二天他写信对歌德说：“您决定着手写《浮士德》，这确实使我感到意外，尤其是现在您正准备去意大利旅行呢。不过我已经一劳永逸地放弃用常规逻辑来衡量您了，所以事先就深信，您的天才会让您马到成功的。”根据歌德的愿望，席勒立即对《浮士德》的写作提出他个人的意见：“简言之，对《浮士德》的要求既是哲学方面的，同时又是文学方面的，不管您愿不愿意，题材的性质决定您必须用哲学的方法去处理它，而想象力则只好勉强同意为一个合理的思想效劳。”出于种种原因，歌德对《浮士德》的创作总是时断时续。席勒像关心自己的创作一样地关心歌德的工作。1799年3月3日，歌德在给席勒的信里写道：“我此刻情绪极为恶劣，大概也不会好转，除非某个重要的作品又取得了成功。”席勒收到这封信后感到极为不安。两天后他就写信对歌德说：“这个冬天我发现您不像平素那样心情开朗、勇气十足，这常常使我感到痛苦。正因为如此，我总希望我能有更多的精神自由，从而对您有更大的帮助。”接下来他就鼓励歌德：“大自然委任您创造出类拔萃的东西。任何别的状况，只要持续一阵，就有违您的天性。您这次在文艺上停笔休息这样长久，这种情况不可再度发生。您必须痛下决心，振作起来。”

而席勒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地得到歌德的忠告和支持，以写作《华伦斯坦》为例。1796年10月23日，席勒告诉歌德：“虽然我已经着手写作《华伦斯坦》，但是我还在徘徊，在等待一只强有力的手推我一把，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这封信标志着席勒的主要著作《华伦斯坦》三部曲进入了席勒的写作计划。三天以后歌德便写信给席勒，对这个消息做出积极的回答：“我希望能听到《华伦斯坦》将您攫住的消息，这对您、对德国戏剧都将大有裨益。”1796年11月13日，席勒告诉歌德，他正在研究《华伦斯坦》的原始资料，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然而他认识到任务还相当艰巨，“没有某种对我自己的大胆的信念，我是很难继续写下去的”。两天后歌德便回信给席勒：“您向我报告的消息当中最令人愉快的，是您坚持写作《华伦斯坦》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您对能够完成这部作品的坚定信念。”这番话对席勒自然是极大的鼓励，歌德接着说，在他们共同撰写讽刺短诗这一惊人之举之后，“我们就必须尽力写出大部头的有价值的作品来……以使我们的所有的对手羞惭”。就这样，在歌德的鼓励下，席勒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在孤寂之中思考《华伦斯坦》的写作计划，每前进一步都向歌德报告自己取得的进展，征求歌德的意见。1798年8月21日，席勒写信给歌德说：“我给您朗读了《华伦斯坦》的最后两幕并确信会受到您的欢迎，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将给我勇气，并且我将保持这种勇气，而这种勇气正是我完成这个剧本所迫切需要的。”就这样，席勒在他和歌德的友谊之中，吸取了勇气，获得了力量，终于在歌德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了历史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

这部书简的内容还包括两位大师就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互相交流的各种思想，他们对古代和当代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他们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创作方法，以及关于生活细节和家庭琐事的叙述和描写。这些记载，使我们窥见席勒和歌德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看到歌德如何为交际应酬、行政事务所困扰，因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苦恼万分，又因醉心科学研究而分散精力。我们还看到席勒被疾病折磨，为生活所逼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创作出一个又一个悲剧，直到他自己的悲剧——壮年早逝——阻止了他最后一个悲剧的完成。因此，这部书简不仅是文艺理论的丰富宝库，也是研究歌德和席勒这两位诗人的创作与思想的重要文献。

这部忠实记载了两位诗人十年友谊、十年合作的书简，始于1794年6月13日席勒写信邀请歌德参加《季节女神》的编辑工作。1805年4月26日或27日，歌德最后一次写信给席勒，没有收到回信，因为席勒当时已经病重。这两位诗人持续十年的通信便以这封书信告终。5月1日，席勒在他妻子的姐姐卡洛琳娜·冯·沃尔措根夫人的陪同下，最后一次上剧院。在前往剧院的途中，席勒最后一次和歌德相遇，歌德在1805年的《岁月笔记》中写道：“我们个人之间的会晤已经中断，我们交换短笺，他（席勒）在2、3月间写的几封短信，还证明他疾病缠身，带病活动，听天由命，越来越不抱希望。5月初我壮起胆子出门，遇到他正打算上剧院去，我不想阻止他去，我自己身体不适，使我没有陪他上剧院。于是我们在他家门口分手，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一周之后，1805年5月9日，席勒病逝。”

对亡友的怀念促使歌德在1823年2、3月间一场重病之后，开始整理席勒给他的信件。11月份歌德又得一次重病，整理信件的计划到1824年春天方才完成。1824年4月10日，席勒的夫人夏绿蒂把歌德写给席勒的信寄给歌德。到12月底，《书简》的编辑工作初步完成。四年之后，1828年11月，《书简》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即1794年至1796年间的通信在科达出版社出版。1829年11月，其他四卷也全部出齐。我们在翻译时，使用了联邦德国慕尼黑爱弥儿·福尔默出版社的版本和民主德国莱比锡海岛出版社的版本，两个版本分别搜集了一千零十一封和一千零十三封信。海岛出版社的版本多收进两封信，即1798年5月18日歌德和福格特一同署名写给席勒的信以及1798年11月11-29日席勒写给歌德的信。由于译本篇幅有限，我们只能选译其中部分信件和某些信件的部分段落。选择难免失当，尚祈读者见谅。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本文为《歌德席勒文学书简》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