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美国堕胎权争议背后；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

美国堕胎权争议背后

12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州有关“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的反堕胎法进行审理。尽管最高法院可能迟至明年六月才会做出最终裁决，但9名大法官中的多数表现出了大幅削弱甚至完全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例的倾向（该判例设定的最迟堕胎期限是怀孕后的24周左右）。这一情形引发了西方舆论场的激烈讨论。

美国华盛顿，数千名美国人在华盛顿聚集，发起拜登政府任内第一次妇女游行，以对抗试图限制女性堕胎权的保守力量。

《卫报》12月11日发布了一则题为“拆解罗诉韦德案将如何危及其他‘核心基本人权’”的报道，文章援引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宪法、家庭与生殖权利法专家梅丽莎·默里（Melissa Murray）的观点指出，如果最高法院削弱或推翻罗诉韦德案，那么同性恋权利、避孕权、某些生殖治疗权甚至跨种族婚姻权等人们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都可能受到牵连，因为它们同样根植于隐私权。

该文指出，目前由于受到最高法院的限制，各州不得禁止在胎儿获得“体外生存力（viability）”之前的堕胎行为，但在12月1日的庭审中，大法官们指出了几种他们可能对罗诉韦德案判例进行重新阐释的路径，其中托马斯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基于“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观点，表达了对隐私权是否存在的怀疑，并因为宪法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权利而摇摆不定。这可以保守派推动的另一论点相提并论，例如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斯科特·斯图尔特（Scott Stewart）主张，堕胎权并非基于美国的“历史或传统”。

文章进一步指出，隐私权的理论基础被称为“实质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相对于保障特定法律的实施的“程序正当程序”，它保障的是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自罗诉韦德案以来长期研究堕胎权的历史学者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指出，对于美国宪法中的权利中的权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普遍的答案，有宪法文本明确提到的权利，例如携带武器或反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也有其他诸如结婚、生育等没有写在宪法文本中的权利，后者即通过“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确立的权利。例如1965年，最高法院在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取消了对已婚夫妇的避孕禁令；1967年，在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禁止异族通婚的反通婚法无效；1972年，最高法院通过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确立了未婚者也有避孕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承认了堕胎权。

默里认为，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将会基于其不受宪法约束，如果这种观点在最高法庭上占据上风，那么避孕权、同性恋权利以及体外受精权也可能很快受到牵连，“所有这些都不受宪法文本约束并且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可用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实质性正当程序最终获胜，堕胎权的历史也可能为其他权利受到阻碍提供路线图。

不同于上文的法学理路辨析，12月10日刊登在《卫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关于堕胎权的争论只关于一件事：控制女性”。该文作者认为，堕胎权争议简而言之，就是众多有权势的人不理解为什么女人应该拥有身体自治权，他们由此认为，一个胎儿，或者一个胚胎，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到肉眼不可见的受精卵，都拥有比它们在其身体之中的那个人更高的权利。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密西西比州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就其能否立法禁止妊娠超过15周的堕胎，这就是在要求为女性身为女性而惩罚她们的权利。

文章提到，12月10日上午，最高法院对得克萨斯州禁止女性在怀孕6周后堕胎的法案作出裁决，得克萨斯的堕胎服务提供者可以就该州的禁令提起上诉，但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苛刻的反堕胎法案仍在生效。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在激情澎湃的异议书中写道：“这是对联邦体系的无耻挑战。它呼应了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哲学，他是南方奴隶制的恶毒捍卫者，坚持认为各州有权‘否决’或‘废除’任何他们不同意的联邦法律。”她补充道：“国家为了这个主张打了一场内战。”内战前，美国分裂为自由州和蓄奴州，而今天的美国正在愈演愈烈地分裂为享有生殖权的州和反堕胎州。

该文指出，反堕胎主义者的目标，似乎是通过削弱女性权利和将女性群体分化和不平等化。从而提升男性特权。但这个理由上不了台面，所以他们转而强调未出生婴儿的权利高于孕妇，因为未出生婴儿既无法发声，也无法投票，任何人都可以声称为它们说话。而声称要保护未出生婴儿的大多是保守派，他们一向拒绝普及的医疗保健，更不用说满足婴幼儿在食物、衣服、住所和日托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了。他们通常也反对生殖教育，包括取消资助和妖魔化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他们一般不会把流产视为人类生命的损失，除非是为了将女性入罪。在美国的23个州，怀孕期间使用药物被视为虐待儿童，但没有人会因为拒绝满足母婴的基本需求致其陷入危险而坐牢。收到这些法律惩罚的通常是有色人种女性。众所周知，堕胎限制惩罚的也主要是惩罚穷人和少数族裔。

预期的怀孕通常被使怀孕者作为洋洋自得和接受恭贺的机会，但意外怀孕则被视为女性独自完成的邪恶事务。没有男人因为意外怀孕而受到法律制裁，尽管很大一部分此类怀孕是由他们的性胁迫和拒绝配合避孕而造成的。此外还有他杀的风险，8.4%的孕产妇死亡原因是谋杀，非裔美国女性以这种方式死亡的概率是白人女性的7倍，其中大多数死于伴侣之手。

作者感叹，没有任何其他在身体和精神上如此残酷，可能导致数月失能或是长期伤残，甚至导致死亡的经验，当存在一个显而易见且相对安全的选项存在时，会有人说是一个个体必须经历的（最为接近的同类事件可能是战争时期的征兵）。作者表示，预期的怀孕和分娩既可能是美妙和剧烈的，也可能是悲惨的，她有朋友在第一次怀孕时不停呕吐，也有认识的人不得不卧床数月，听说过骨盆骨折、髋关节脱臼、慢性疼痛、威胁生命甚至致命的子痫以及导致大出血的流产。作者另一个朋友的妈妈在生下一个孩子时去世了，她了解剖腹产的残酷、长达36小时的分娩、阴道撕裂及其引起的失禁、瘘管和其他永久性伤害。对于精神本已处于脆弱状态的人而言，荷尔蒙变化带来的知觉变化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是意外怀孕，情况可能更糟。将一个新生命带到世界上来的经历是深刻的，让其非自愿地发生是骇人的。

副总统哈里斯本周在宣布对孕产妇健康进行重大投资时说：“我们国家的女性在分娩前、分娩中、分娩后死去。在21世纪的美国，怀孕和分娩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都知道怀孕晚期的孕妇负担沉重，经常筋疲力尽，大小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的身体感觉都不像是她们自己的。让人不是出于自愿而经历这些是惩罚性的。巴雷特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在庭审中提问，为什么可以在出生时放弃婴儿的事实没有解除女性的负担，如果“被迫养育、被迫母职会阻碍女性进入职场和获得平等机会……为什么《避风港法案》不解决这个问题？”试想一个门房、一个舞者、一个农民、一个试图成为律所合伙人的女性、一个女运动员会受到的影响，争辩说怀孕没有真正扰乱生活是荒谬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大多数寻求堕胎的都是已经有孩子的女性，很多女性出于对现有的孩子的爱和尽可能好地养育他们的希望而选择堕胎。早期避孕倡导者的文献中充满了女性的绝望，她们无法应对再次怀孕和生育对身体的影响，也无法负担照顾另一个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工作量。在喜马拉雅偏远山区工作的医疗服务人员告诉作者，一些女性前来节育，发誓宁死也不愿再要孩子。而非法堕胎的死亡率高到令人震惊。

在该案件中为女性生殖权利辩护的律师对巴雷特的胡言乱语作出了回答：“怀孕本身是独特的。它将特殊的身体要求和风险加诸女性，并事实上影响她们的一生，影响她们照顾其他孩子、其他家人的能力，她们工作的能力。尤其在密西西比州，这些风险高得惊人。在密西西比州分娩的风险……比在胎儿获得体外生存力之前堕胎高出75倍，而这些风险不成比例地威胁着有色人种女性的生命。”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dec/11/supreme-court-roe-v-wade-gay-rights-contraceptives-fertility-treatmen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dec/10/arguments-abortion-us-controlling-women-anti-abortionists-women-rights-over-bodies

新自由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日，《卫报》发表了NickCohen对明年即将出版的新书《新自由主义时代？1970年代以来的英国》的评论。

《新自由主义时代？1970年代以来的英国》

与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场没有明确拥护者的运动。然而，如果你称对手为“法西斯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至少你的听众知道你在谴责他们。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但会猜测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唯一的例外是沉浸在左翼思想中的少数人。只有他们一听到这个词就会不寒而栗。

尽管大多数撰稿人都同意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崛起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但在他们之前真的是社会民主的黄金时代吗？（给妇女、少数族裔和男女同性恋者赋权的运动不这么认为。）那些变化是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果？还是影响每个发达国家的从制造业向服务经济的转变的结果？和谁掌权有关吗？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学说意在与那些传统的为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进行的辩护不同。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想要一个最小的国家。但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者希望赋予国家权力，以创造和维护市场和竞争。作为历史，这是乏味的感伤。英国国家执掌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它利用自己的帝国作为市场，并与中国开战，以允许毒品自由贸易蓬勃发展。你可以称之为很多东西，但它不是一个最小国家。在1960年代，英格兰银行和外交部促成了避税天堂的建立，允许富豪、公司和犯罪分子囤积金钱，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和持久的后果。

像许多内部行话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弱得可怜的术语。举一个日常的例子：自从撒切尔政府于1989年将水行业私有化以来，管理人员和股东利用他们的垄断权获得了近600亿英镑的利润。2020年，这些公司花费了310万小时向河流倾倒污水。即便是他们拿走的一小部分资金也未能再投资，这实在是太糟糕了，英格兰东南部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20世纪中期的政府不会考虑将供水公司交给疏忽大意的奸商。但是，今天的政客和监管当局在垄断者用粪便覆盖农村的情况下袖手旁观，“新自由主义者”的意思就是让那些人得以逃脱。俄罗斯人永远不会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放过的人使用如此温和的词。他们通过谈论强盗、掠夺者和欺诈来捕捉裙带资本主义的盗贼行为。

在西方国家，只有温和的中左翼政党赢得了选举，而且他们的胜利非常罕见。如果认为他们和右翼一样是新自由主义阴谋的一部分，那么争取将右翼从权力中移除就没有意义了。同样严重的是，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信仰回避了将当今的权利视为新自由主义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鲍里斯·约翰逊和他的妻子正在进行公开出售。无论他们想要新墙纸还是送上门的晚餐，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吸纳富有的捐助者。

然而，他个人的任何腐败都无法掩盖约翰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事实，他诉诸深深的沙文主义情绪而不是阶级利益。任何经济自由主义者，无论是新的还是其他的，都不会将英国从世界上最富有的单一市场中拉出来。保守派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退欧会带来一个放松管制的社会。但应该更多地关注世界，而不是妄想者的幻想——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事实上，他们削弱了出口商，并将税收提高到自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撒切尔革命结束了。

保守党远非激发企业家活力的动力，不是企业及其工人的政党，而是停止了工作的那些人的政党。约翰逊和部长们迎合了他们的核心投票者——养老金领取者们——的偏见，将他们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无法想象弗里德曼会为政府增税以保护富有的退休人员的财产而鼓掌。

作者称，除非你了解他们，否则你不会打败他们，当你了解他们时，你会意识到无论他们是什么，反正他们不是新自由主义者。

全球供应链危机

近日，Kim Moody在《雅各宾》杂志剖析了当前的全球供应链的实质。

3月，一场全球奇观上演了，从马来西亚开往鹿特丹的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中滞留了6天，一天之内就阻断了150艘船，造成约10亿美元的损失。

但长赐号的混乱并非孤立事件。在世界的另一端，到11月初，大约有77艘集装箱船搁浅在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长滩港口外的海上，而码头上近三分之一的船只不得不等待五天或更长时间来卸货。彭博宣称，“全球供应链危机”正在“推动仓库满负荷运转，迫使物流经理争抢空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报告称，制造业活动下降，因为“10月份供应链挑战继续给美国制造商带来压力”。这是怎么回事？

2021年3月28日，埃及苏伊士，“长赐”号集装箱船搁浅在苏伊士运河。

始于2020年的供应链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消费者在耐用品上的支出急剧增加，因为新冠疫情的限制导致人们购买了更多的家用商品，而减少了消费在外面的商店、剧院、酒吧和餐馆的服务。那些货物中有很多来自国外，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运输。然而，问题并非始于大流行。美国行业杂志《运输话题》在2018年报道称，卡车和铁路运输公司已经“在跟上需求方面遇到了困难”。导致2021年美国供应链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保持货物流通的工人的长期“短缺”。

根据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数据，八万名司机的短缺是“历史最高的”。这不仅仅是卡车司机感染了病毒。这种“短缺”也不是因为缺乏会开卡车的人。正如任何卡车司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停滞不前的工资、长时间的工作、高压力和健康问题将工人从这个行业赶出并让求职者望而却步。早在大流行来袭之前，情况就是如此。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此期间工资停滞不前和条件恶劣的仓库工人也相对短缺。最近的工资增长——由这些劳动力短缺和高“辞职”水平造成的——来得太少、太迟了。

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整个非洲大陆运送货物的大型货运铁路公司已经使用精确调度铁路削减了劳动力，这是他们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版本。因此，一级货运铁路的工人人数从2017年的17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3万5千人，而铁路货运的重量从2010年到2019年增加了40%，美元价值增加了37%。

全国供应链上缺乏卡车司机、铁路工人、仓库工人和其他人意味着港口拥挤、船舶停运和卸载、仓库超载、延误增加、货架空置和价格上涨。供应链管理协会的一位主要高管在11月总结了这个问题：“运输充满了中断”，包括“卡车司机短缺以及对招聘人员从事仓储和运输工作的担忧”。

当大流行在2020年初袭来时，美国制造和建筑供应商的交货时间猛增了30%。也就是说，以前需要两天的交付现在需要两天半。到年底它们有所下降，但到2021年年中再次飙升超过三分之二。

造成这种前所未有的供应链中断如此严重和快速的原因是，由于劳动力或空间短缺而导致的生产或运输中的一个小故障可能会中断遍布全球的供应链。

无论是将零件运送到工厂还是采购到家，现在都将在“准时”（just-in-time）的基础上完成。例如，汽车制造商从供应商处订购的零件应该在装配线上需要时到达，而不是储存在库存中。这种经过严格校准的运动旨在使商品和货币保持永恒的运动。但是，一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断裂、停顿或超载，就会立即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被广泛地感受到。“准时交货”本身取消了自身。

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汽车工业引入精益生产和“准时制”，这些方法扩展到每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运输和零售。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以及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生产商迫使其每个供应商，无论大小，都准时交付产品。对于像亚马逊这样的零售商来说，这意味着使用数字分析根据对该产品的预计需求来最小化任何商品的库存。亚马逊通过其系统快速移动货物，以至于在向供应商付款之前，就已经收到了顾客购买产品的付款。

为了加快供应链中的移动速度，21世纪仓库从存储场所转变为了移动场所——货物尽快进出。尽管仓库和仓库工人比20年前更多，但很少有空间和人力用于存储。因此，当大流行来袭和消费者需求飙升时，没有库存可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货物进入和穿越全国——而且没有足够的工人来足够快地运送它们，东西堆积如山，交通堵塞。供应链的所有“大数据”和数字协调都无法克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速度带来更大的风险。洪水、停电、计算机故障、年久失修的道路、劳资纠纷，或者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流行病和贸易问题都可能导致准时制系统陷入停顿。低库存增加了中断的风险，而速度通过“涟漪”或“滚雪球”效应推动供应链上下错位。

数十年来致力于增加利润的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市场崇拜使社会容易受到准时制供应链肆无忌惮的力量的影响，同时剥夺了驯服野兽的政治手段。削弱的工会和劳资合作计划也限制了我们在所有供应链运动的源头刹车的能力：无论是工厂、仓库、卡车或火车、港口、电脑端、商店。

无论供应链上有多少自动化或数字跟踪，每个生产点和货物移动点以及服务的提供都取决于工人——仅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中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归根结底，准时交付的速度是由工作强度和工作加速创造的。“大数据”本身不能移动任何东西。

作者看来，建立工会，提高生活和工作标准，缩短工作时间，获得更高的工资——这场供应链危机将会消退，劳动力短缺将成为过去式，对今天令人发指的不平等的打击将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