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焦姣：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相遇

又到一年书单时。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适合对美国历史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美国历史的非专业读者的书？这次列出的三本2016年出版的美国史英文新书并非教材或泛泛之作，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及读物，相反，这三本书的作者可以说都是受过专业训练、在某一历史领域有专深研究的专家。然而，他们写出的作品并不枯燥艰深，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这些历史故事仍然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的生活可能与今天的中国读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也许历史研究最大的教益不在于“抚古思今”，而是带领读者步入时间的密林，与那些完全不同于“我”的人相遇。当我们开始理解他人生活中的痛苦、挣扎、希望和信仰时，我们就迈出了成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

书单的第一本并非历史著作，严格说来连“历史小说”都不能算。书中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虚构人物，但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子，书中那个运送南方奴隶逃往北方的秘密组织“地下铁路”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事，并且传奇程度丝毫不下于小说中的情节。科尔森·怀特海这本小说作为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得主，不仅拿奖拿到手软，各大书店也一度卖到脱销，可是说是2016年的美国出版界大赢家，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此书可与诺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相比。

近年来，美国掀起了一股“地下铁路”热。内战结束后不久，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就发表过许多讲述“地下铁路”传奇故事的著作，因为情节离奇曲折，一时大受欢迎。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度对于“地下铁路”的真实性抱以怀疑——毕竟在内战前，帮助奴隶逃跑是非法活动，当时留下的记录本来就不多。在1850年联邦《逃奴法案》通过后，帮助逃奴者可能会被罚以重金甚至入狱，许多人为了自保都销毁了相关记录。“地下铁路”到底如何运作，有多少奴隶得到了救助，一度属于“死无对证”的领域。内战后的废奴派是不是为了自吹自擂，夸大了自己的功绩？“地下铁路”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历史学家重新开始翻检内战前的通信、报纸，并且发现了一批前所未见的手稿，证实“地下铁路”和逃奴传奇都具有真实性。在公共史学领域，人们对“地下铁路”的热情也十分高涨，辛辛那提市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地下铁路”主题博物馆，美国国家公园也推出了多条“重走地下铁路”的旅游路线，在奥尔巴尼、雪城这样的“地下铁路”核心站点，地方历史协会不仅重新修复了当年逃奴藏身的房屋，还定期组织读书会、历史重现等活动，让人们深入体会这段黑暗的历史。去年，班克罗夫特奖双料得主、美国史学名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的《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一书出版后也深受欢迎，多次重印。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地下铁路”女英雄哈里雅特·塔布曼的头像即将取代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印在新版20美元纸币的正面。这是美国流通纸币上第一次出现女性的形象。

而在文学层面，这本从逃奴角度讲述“地下铁路”故事的小说，也暗合着近年来黑奴叙事传统的复兴。虽然十九世纪中期时，黑奴叙事（slave’s narrative）已经是流行的大众文学体裁，但其真实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奴隶识字率不高，其故事往往出于白人废奴主义者的代笔甚至“再创作”。例如女奴哈里雅特·雅各布斯的畅销自传《女奴生平》写作中就有白人女作家莉迪亚·蔡尔德的影子，而读者之所以相信此书并且托名伪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详细描绘女奴遭受奴隶主性侵害的情节，绝非当时的白人上层女性能够凭空捏造的。2002年汉娜·克拉夫茨的《女奴叙事》手稿尘封一百多年后出版，一时也是洛阳纸贵，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经过多方考证，证明此书确实是一名女逃奴亲笔所撰。

怀特海这本小说正是从两名逃亡中的年轻黑奴的视角来还原“地下铁路”的故事，而其情节安排中又有两个匠心独运之处：其一，故事主线开始的时间被设置在1812年前后，这时候历史上的“地下铁路”初具雏形，实际上，一男一女两名奴隶一起逃亡的情形十分少见（历史上大多数逃奴是单身出逃的年轻男性）。怀特海如此着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逃奴传奇的双重性质——既是逃亡，也是探险。两位主人公出身背景的不同更是丰富了读者可以选择的视角，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丰满的张力。其二，怀特海笔下的逃亡故事是开放性的，逃奴眼中的美国并不是“南”与“北”、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南北之间的冲突激化要等到1830年代之后），而是代表了美国文明中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其中有一些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美国”。怀特海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也说，他有意模仿《格列佛游记》的结构，把主人公逃亡途中踏足的每一个州都看作“另一种可能的美国”，因此，每章结束时，小说的整体情节都会经历一次“重启”（reboot）。

这本800多页的巨著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让人略感吃惊，但想来也不算奇怪。作者罗纳德·怀特是一名退休的职业历史学家，也是知名的传记作者，他2009年出版的同为鸿篇巨制的《林肯传》（A. Lincoln: A Biography）曾经被称作“给林肯两百岁生日最好的礼物”。正是在研究林肯的过程中，怀特发现自己开始重新理解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对于美国内战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在威廉·麦克菲利（William McFeely）1982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经典《格兰特传》中，格兰特的形象并不光彩——战争英雄，也是南方人眼中的屠夫；两届总统（差一点就参选第三届），却以腐败丑闻收场；内战时的联邦护卫者，重建时期南方黑人平等梦想的叛徒。这种不光彩并非源于格兰特人格中内在的恶，而恰恰来自格兰特人格中的平庸。麦克菲利甚至就格兰特不甚高大的身材大发感慨（格兰特身高170公分左右，在美国军人中很不起眼，尤其在格兰特与身高超过190公分、身材高瘦的林肯站在一起时，这种对比格外明显）：“照片中这个平淡、懒散，没精打采地缩在帐篷前的人，既不像传闻中那个杀人如麻的战士，也不像邪恶奸诈的政客。……这个人物形象中几乎没有一点闪光之处。”麦克菲利剥去了格兰特身上所有英雄主义的外衣，发现了一个极度平庸、懦弱、无所适从的人格，他缺少任何方面的出众才华，甚至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从十七岁时跨进西点军校，到后来成为将军、成为总统，都不是出于他自身的强烈愿望或野心，而“完全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事干”。这种对格兰特人格的解读背后，其实是麦克菲利对于美国内战，甚至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的理解：一个在和平时期一事无成的普通人，竟然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可能也是最被神化的战争。最终，麦克菲利抽离了美国内战的所有光环——解放黑奴、保卫联邦、守护宪法、捍卫自由——作为一场机械性的杀戮，南北战争是理性面具之下人类非理性一面的释放，它造就了无数毫无意义的死亡，成就了无数没有心肝的宵小之徒。

然而，怀特这本新书要做的，正是找回作为英雄的格兰特。书名中的“美国尤利西斯”既是传主名字的双关，也是怀特对于格兰特人生的隐喻。像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尤利西斯）一样，与格兰特英雄人格相关的，不仅是他在内战中大放异彩的“屠龙时刻”，还有他此前三十九年人生中漫无边际的“漂流”。不管是他在俄亥俄边疆度过的童年，他在西点养成的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在美墨战争中对于自我和他者世界的探索，都造就了格兰特沉默、多思、富于同情心却敢于冒险的性格。哪怕在内战中，格兰特也从来不是林肯从一开始就认定的北军首领，更像是多次换帅后的无奈之选。格兰特的性格也许适合作战，但他并不是一个命定的战士，他并不是在神意赋予美利坚的“天定命运”下前进，而是在美国逐渐崛起却不知何往的时代，在诸雄并立的未知之海上航行。在格兰特从边陲无名少年成长为世界公民的途中，怀特看到的是一个朴实粗砺却又元气淋漓的十九世纪美国。

而在格兰特的美国奥德赛历险中，另一个长久被忽视的人物就是他的“佩涅罗珀”——格兰特的妻子茱莉亚。在所有美国第一夫人中，茱莉亚·格兰特的存在感是如此之淡，人们甚至连她到底哪里乏味都想不起来。茱莉亚的性格极其羞怯，因为害怕非议，她坚持不肯在生前公开自己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直到1975年才出版。然而，茱莉亚·格兰特也是内战中随军征战距离最长的军属，从1861到1865年，她随同格兰特行军超过一万英里，连林肯都发现，茱莉亚才是格兰特将军最有效的“助推剂”。格兰特十分依赖茱莉亚，在格兰特内战前的军旅生涯中，两人之间通信十分频繁，内战后，茱莉亚也是推动格兰特参选总统最积极的人之一。在怀特看来，要理解尤利西斯·格兰特生活的时代，格兰特夫妇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身为密苏里种植园主的女儿，茱莉亚甚至直到1864年都还公开携带奴隶同行（这位名叫茱莉的女奴也跟着北军踏遍了大半个美国），茱莉亚娘家的亲奴隶制立场是格兰特与他父亲（坚定的废奴派）关系中的死结，甚至格兰特本人也从岳父那里继承了四名黑奴（后来被格兰特主动解放），这些细节都折射出内战时代美国人对于奴隶制、对于财产和婚姻关系的不同理解。正如怀特所说，本书要讲的不是作为内战英雄的格兰特，而是“作为更宽广的美国故事中的主角（hero）”的格兰特。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今年的新作《美国增长的兴衰》从出版前就广受期待。作为研究长时段经济史和通胀问题的专家，戈登近年来一直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19世纪末以来，曾经加速经济增长的所有科技红利都已经用尽，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的停滞时代。

虽然戈登最终指向的是宏观经济指数的变化，这本书读来却很有社会史的味道。尤其在描绘1870-1940年间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变化时，戈登大量引用历史学家的研究，力求还原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细节：如何获得食物，穿什么衣服，工作环境如何，上哪找乐子，选择何种出行工具……这些变化看似微小，但因其影响的人口范围极广，并且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力和时间的分配，最终累积为巨大的增长动力——1300到1700年间，英国人的人均产值总共只翻了一番不到，而在20世纪，美国的人均产值每32年就会翻一番。这完全改变了几代人对于“增长”的生命体验。

在预测未来方面，这本书则是一个关注长时段的经济史学家对当前技术乐观派的质疑。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戈登就对所谓“信息革命”的重要性表示怀疑，认为信息科技带来的经济进步无关紧要，根本当不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名头。以最直观的标准来看，1870年到1970年之间，每个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力、卫生、交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劳动和生活形态，进而改变了商业组织和工作场所管理的逻辑。相比之下，信息革命只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影响了大众的消费方式，对于经济生产和企业组织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今年美国大选之后，坊间流行一个新词：“知识分子泡泡”（intellectual bubble），用以指代那些身处大学校园、新闻媒体等“高智商高学历人群”中，与大众脱节、不能理解普通百姓疾苦的知识分子。如果按戈登的观点来看，与其说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谙世事，倒不如说对信息经济充满信心的硅谷科技精英们才是真正生活在“泡泡”中的群体。他们因为自身所处的经济部门“异乎寻常”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整体低迷全无感觉，而“极客”们营销的许多新产品也限于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或是将这些产品通过资本运作转化为虚无的经济数据泡沫。

另一方面，当下流行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往往强调分配不公和不平等问题对经济增长的伤害。然而在戈登看来，不平等问题与其说是增长停滞的肇因，不如说是增长放缓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十年中，尽管美国的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攀升，已经快要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但不仅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没有出现明显增长，总体的资本回报率也在下降。换句话说，“重新分配蛋糕”并不能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动力，增长的停滞是长期、全面而持续的。

在戈登看来，他只是指出了一个简单得近乎常识的事实：经济的总体增长从来都不是均匀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对于那些笃信技术进步论的人来说，戈登给出的可能是对于未来最灰暗的估计：1870-1970年这个爆发式增长的“特殊世纪”只是人类文明中昙花一现的异象，它已经结束，并且再也不会回来。而对于已经习惯把经济增长看作历史“背景音”的我们，增长的停滞背后潜藏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恐怕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