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洪汉鼎忆北大哲坛师生情

12月17日下午，哲学家洪汉鼎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与读者畅谈哲坛往事。洪汉鼎生于1938年，是我国著名的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

洪汉鼎是南京人，中学就读于无锡市辅仁中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教于因研究黑格尔而闻名的贺麟教授、分析哲学大家洪谦教授以及冯友兰教授。1957年在运动中被打为“右派”，曾被下派劳动，196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同年报考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因为“右派”问题不予录取。之后被分配到陕西，1979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取得哲学硕士学位。

洪汉鼎一生经历抗战、解放、“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而他在入学北大的时候，恰逢北京大学哲学系鼎盛时期，洪汉鼎在活动现场回忆他1956年入学时，正是北大哲学系得天独厚的时期。解放前各个大学都有哲学系，但是解放后，因为哲学系在当时的领导看来是宣扬唯心主义的，所以所有的哲学系都得关掉，都要进行思想改造。这一改造的后果就是全国所有哲学系的教授都集中在了北大。其中有洪汉鼎后来的老师贺麟、洪谦，美学上有朱光潜、宗白华，历史哲学方面有朱谦之，中国传统哲学则有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

同时还有中山大学调来北大的几位教授，一位叫做方书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两篇著作就是由他翻译的。在洪汉鼎的记忆里，方书春希腊文十分好，上课的时候喜欢穿长袍，用的语言非常之“阴森”，“用‘阴森’得像是从洞穴里钻出来的语言讲柏拉图。”不久之后方书春开枪自杀，至今原因不明。

如今将近八十岁高龄的洪汉鼎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都觉得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洪汉鼎说，“当时到了北大之后，觉得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多老教授的熏陶，所以我当时十分刻苦。”

洪汉鼎讲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师生情对他个人来说比同学情重要。原因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一个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时洪汉鼎很照顾的旧友告发了他，说他是“右派”分子。这件事对洪汉鼎的影响很大，让他看到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脆弱性和微妙性，很多人为了自保而告发别人。这也是他的同学情缺失的一大原因。

而谈及师生情，洪汉鼎回忆了几个对他的治学和人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老师。

“我的哲学生命和贺麟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贺麟教授。1956年洪汉鼎考入北大，怀着对哲学的满腔热情，他第一个拜访的教授便是贺麟。洪汉鼎认为贺麟是当时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最有学问的，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把西方哲学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贺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中国的黑格尔专家，但同时他也是研究阳明心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将东西方两条哲学脉络比较着读，结合着看，从阳明心学的角度对西方哲学进行批判，后来被认为是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洪汉鼎仍然记得第一次去拜访贺麟时的情景。贺麟住在成府街的一个花园里，当时的成府街只是一条小巷子，北大的很多知名教授都住在那。

贺麟见到洪汉鼎，首先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想到学哲学？”洪汉鼎回答说是从文学到哲学。“他当时说太好了，因为哲学本来是抽象的，如果从抽象到抽象就比较难。但是从文学这种描写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学科转到哲学，这对于理解哲学十分有利。”接着贺麟又问洪汉鼎是否知道哲学要怎么学？贺麟跟洪汉鼎说，学哲学首先要了解哲学史，这是基础，但在此基础之上，一定要从一点做起，在这一点上深入钻研，继而在一个领域里站住脚。第二点则是翻译对于学习哲学来说十分重要。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只有通过这项工作，才能体会到两种思维的差异。这两点让洪汉鼎印象深刻，后来也被他当成是给自己的学生的忠告。

洪汉鼎又说道：“我一生当中的哲学生命是和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洪汉鼎被打成“右派”，别的老师对他避而远之，但贺麟在那段时间始终没有避讳洪汉鼎，反而是鼓励他，让他读斯宾诺莎，让他从这个从年轻时代开始便充满了苦难的哲学家身上汲取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之后洪汉鼎“右派”的帽子被摘掉，但是1963年报考研究生时仍然因为政治原因而不予录取，被分派到陕西咸阳下面的县城，一待就是15年。这期间，贺麟也经常写信鼓励洪汉鼎。1978年之后，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贺麟又在第一时间鼓励洪汉鼎报考。当时的年龄上限是40岁，而洪汉鼎已经41岁了，贺麟对洪汉鼎说他已经和社科院院长打了招呼，让他尽管放心报考。“我就感觉这个老师在我的一生中给我了很多帮助。”洪汉鼎说。

“你到贺先生那里，他的语言经得起分析吗？”

洪汉鼎的另一位老师是洪谦先生。1980年代以前，中国研究分析哲学的学者不超过20个人，洪谦是其中的主力。洪汉鼎评价洪谦是在中国哲学家里做西方哲学，还能够使西方哲学家与其对话的一位学者。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唯一一位中国成员，1934年在奥地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代回国。

洪谦认为分析哲学那一套是最重要的，但是国家不那么认为，当时的大环境倾向于思辨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洪谦能做的工作就是翻译。洪汉鼎于1978年回到北京之后，就投入了分析哲学的翻译道路，这对他的学术生涯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洪汉鼎一方面师从贺麟，另一方面跟着洪谦学习分析哲学，因此他跨了两个师门。尽管两位老师私下关系很好，但在学术观点上却不甚一致，这就给洪汉鼎带来了难处。“有时候到洪先生那，洪先生问我，你到贺先生那里，他的语言清楚吗？他的语言经得起分析吗？因为按照分析哲学来说，语言一定要有明确性，有所指，有它的论证和清晰性。而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可能会说洪先生的语言是很清楚，但哲学难道就研究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洪先生研究语言对人生大事有用吗？后来贺先生对我也有意见。1978年，由于我是中国最早毕业的研究生，当天晚上我和中国社科院的人在西单四川饭店里吃饭，所有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贺先生就讲了门风，他说洪汉鼎现在已经从洪谦那里毕业了，他实际上就是在说这就是我的学生。”洪汉鼎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也会带着反思的眼光看，他认为门风、师门的这种传承有其好处，但是也有其弊端，就是门风往往会把一个人限制住。

“15年前的那份答卷，我现在还保留着”

另一位让洪汉鼎记忆犹新的老师，是温锡增。温锡增长期在英国留学，后来在英国做教授。1950年代周恩来邀请海外专家回国，他在这个要求下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温锡增1962年回来，洪汉鼎1963年第一次考研究生。当时他本打算考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但由于贺麟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和马克思关系密切，离政治太近。再加上洪汉鼎当时刚刚脱去了“右派”的帽子，若要研究黑格尔，实为冒险之举。于是贺麟就给洪汉鼎出主意，让他去找温锡增。温锡增研究的是古希腊哲学，再加上刚回国不久，较为独立，和外部的政治环境联系不多。洪汉鼎听从了贺麟的意见，考取温锡增的研究生。

温锡增当时全部是用英文出题，洪汉鼎也用英文作答，他的答卷是最好的。快要发榜的时候，洪汉鼎已经得到了消息，因为他曾经的“右派”问题，今年他不会被录取。于是洪汉鼎打算去拜访温锡增，一方面是向他转达这个消息，另一方面是当面对他表示感谢。洪汉鼎还记得当时温锡增家在中关村附近，他一进去，看到温锡增像英国绅士一样坐在椅子上，他夫人在他旁边。温锡增说这次考试只有洪汉鼎的答卷让他满意，洪汉鼎把不能被录取的消息告诉温锡增，温锡增说他招的是优秀的研究生，政治问题他不管，如果不让录取洪汉鼎，那么当年他也不会招收其他学生。

“我记得我从温先生家出来以后，微风吹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洪汉鼎回忆道。这句话他到今天都还记得。15年后，洪汉鼎从陕西回到北京，再去拜访温先生，温先生和洪汉鼎说，15年前的那份答卷，我现在还保留着。洪汉鼎听到后，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