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日本侵华的“记忆暗杀术”，早就该停止了

●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小北推送一篇旧文，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近日发生的事情，让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历史和军国主义的愤怒再次达到了高值。

一方面，日本又双㕛叕搬出了把军国主义战犯变为民族英雄的惯用操作。

8月15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现任首相菅义伟内阁成员小泉进次郎、萩生田光一等前往参拜靖国神社。菅义伟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并发布推特，对“国家战死者”的“圣灵”表达“敬意和感激”。

这种歪曲历史、不悔罪的行为，显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另一边，国内娱乐圈中，演员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并开心合影的照片流出。这种面对历史的无知、轻佻和模棱两可，终于使他得到“回报”，遭到了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出的从业抵制。

然而，他的部分粉丝，却仍然坚持为自己的偶像辩护，甚至说出“南京大屠杀就是弱肉强食”、“我的同胞好好的，什么时候被杀害了”。

不知道这些人说出这些话是出于特殊目的，还是只是习惯了和平盛世，对历史茫然无知，我们震惊与痛心地看到，国内也上演了与日本同样的“记忆暗杀术”。本不容无知的史实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仿佛经过篡改，逐渐游移，乃至于消失不见。

没有人可以替逝去的先辈们原谅，任何人也不应忘却和粉饰这段日军侵华的历史。适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小北希望与读者一起，借着徐贲老师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中的文字，以及吴晓东老师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背后的相关分析，探讨今天的日本在面对二战罪恶时，如何塑造了新的“记忆”，并完成了对本应被铭记的原有记忆的暗杀。

看完之后，你也许会想：以史为鉴、铭记历史、尊重记忆，任何人、民族与国家都应当以此作为警钟，时刻在耳边敲响。

01

选择性记忆：日本是受害者？

面对二战历史，日本抱持的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也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有典型意义的便是“广岛记忆”。

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把广岛用作日本是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

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

但是，“和平广岛”实际上是一个神话，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

1894 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就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有。

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当然，广岛市民确实是受害者，但害他们的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1987 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可是，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相当大的保守势力人士却坚持，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会造成的结果。

许多日本人也沉浸在浪漫民族主义之中。因此，面对二战，日本不光是有“受害者”的心态，而且还自认为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

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有机民族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只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构建国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这样的心态反映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

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日本历史学教授家永三郎在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时，因为被文部省认为描写“一边倒”而被勒令多次重写，忍无可忍起诉政府违宪。

家永三郎（1913-2002），日本著名历史学家

此后他又和政府分别打了两场官司。到了1980年代，他还被要求删除教材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直到1992年，79岁的家永还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在日本，像家永这样的人是绝对的少数。

02

南京大屠杀：抽象数字和具体的人

另一种对二战记忆的暗杀，体现在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上。一些日本人对侵华罪行避而不谈，却执着于所谓死难人数的“理性争辩”。

《读书》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了小岛洁先生《思考的前提》，文中指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

日本的一些研究者、批评家把中国方面对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死难者的数字的坚持视为一种政治行为，而他们认为死难者的数字首先是一个“必须‘客观地（学术地）’进行考察的对象”。

对此，小岛洁表达了对于中国坚持“三十万”死难者数字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方面绝不肯对于“三十万人”这一牺牲者数字让步，正是对于日本方面政治行为的正确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行为。

这一中国的“政治性行为”的意义如果被放在它的历史具体性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显然是为了回应日本方面已经存在着的“政治性行为”，是为了与其对抗而产生的。

小岛洁的文章反映了近年来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两种具有普泛性的倾向，即政治化与学术化。而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对记忆的暗杀，甚至并不只存在于日本。

纠缠于死难者是否是三十万的数字的行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试图把大屠杀抽象化的一种努力。

然而，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个政治化的历史事件，它更不是一个数字。它是沉埋在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中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作为记忆的存在，它以具体性和感官性与政治甚至学术的抽象化相抗争。

“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这些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淹没了。

与此相反，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大屠杀才有其意义。

所以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说：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与这种数字化的历史相抗衡的，正是对历史的具体的记忆。记忆的具体性、现场性以及情感性，使它注定成为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

正是记忆的具体性逼迫我们去直面，而只有通过这种直面才可能真正把我们引入历史原初情境，引入大屠杀“现场”，才可能产生惊心动魄的切身感。

2018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像实录

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李响、季春鹏 摄

这种切身感会使我们知道大屠杀并不是外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它并不是永远逝去了的与当下不发生具体关联的抽象存在，它其实每时每刻都潜伏在我们身边，并随时都有可能重现。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的暗杀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政治中，也存在于诸如教科书的冷漠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于学者的“客观公正”的学术研讨中，存在于抽象的概括和归纳中。

而一旦我们暗杀了记忆，我们也就暗杀了历史，暗杀了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使他们再死一次，暗杀了我们的感情和以感情为真正支撑的良知——而最终我们暗杀的，是生存着的人类自身。

03

日本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看到战后德国与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反应，我们往往提问：战败的日本为什么不认错，甚至还热衷于“重塑记忆”？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此做出了“国民性”的人类学解释：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但荷兰作家伊安·布鲁玛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他不同意有些人关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文化观点，而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

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而出路就在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而没有经过彻底政治变革的日本，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也就不可能承担起战争与和平的责任。

有两条政治方面的因素可以展开思考：

首先，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虽然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但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的力量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而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上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

与善于积极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有许多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因此也就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

另一方面，日本独特的天皇制度也是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又一个政治因素。

日本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他其实也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因此，战后德国可以旗帜鲜明地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却难以与过去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断绝。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那么天皇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

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

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原标题：《有关日本侵华的“记忆暗杀术”，早就该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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