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新酒：“大上海计划”中的上海市博物馆

【编者按】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上海城市中心的局面，于1929年提出“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将江湾一带约7000亩的土地划为市中心区域，兴建一系列市政建筑。上海博物馆即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推出新著《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其中单列一章，探索民国时期都会类型的博物馆，作为“大上海计划”一环的上海市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本文就摘自此书第四章《都会意象：以广州市立博物院和上海市博物馆为中心》。小标题系编者所拟。

虽然上海是中国博物馆的策源地，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由政府主办和管理，作为公共事业组成部分的博物馆。20世纪初期，上海既缺乏需要转移物权、典守宝藏的旧藏，也没有建立本地历史记忆的迫切愿望。直到吴铁城的“大上海计划”中，作为上海城市文化象征的博物馆才被纳入城市中心区的新造计划中。“即今全国人文会萃之上海，亦徒负文化中心之盛誉，而应充分努力之文化建设工作，尚付阙如”。上海市博物馆是基于上海市政的整体考虑，作为在江湾五角场营建全新的城市中心区的组成部分出现的。而对于博物馆究竟能如何有助于城市文化，主事者尚不甚了了，仅仅含混提出，“为市民学艺上研究观摩之资”。但是，上海博物馆的都会和区域代表性是明确无疑的。“晚近欧美诸国莫不有博物馆之设，我上海为东南重镇，畿辅屏藩，当大江入海之冲，居文化策源之地，庶物殷阜，教泽覃敷，公立博物馆犹付阙如，引为憾事”。而且，馆藏及展陈上兼顾传统和现实，历史和建设的基调也早已确立，“为此浩繁的城市生色，并且市博物馆的主旨，格外注重于上海本地方史迹的收集，以及上海本地方进展的表现”。

馆舍如何兴建

上海市博物馆作为中心区宏大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大上海营建计划的蓝图上。在中心区第一期的核心政治性建筑建设完成之后，休憩和文教项目以三馆计划的名义出现，即博物馆、图书馆及体育馆。三馆建设由叶恭绰统一调节指挥，其中，他尤其关注博物馆的建设，从建筑到馆藏，无一不事必躬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最初由叶恭绰、黎照寰、钱新之、马宗荣、史量才、刘海粟6人组成，随后陆续增加董聿茂、谢似颜、柳士英、张嘉璈、李馥孙、唐海安、盛蘋臣、陶桂林、王正廷、吴蕴初、李济、宋春舫、邵汝幹、徐则骧、卫聚贤、杜定友16人。

作为“新瓶”建设，上海市博物馆从选址到建造都纳入到上海中心区营建计划中，建设经费也以大型市政项目采纳的公债方式募集。1933年11月议定的政府公债总额为200万元，随后逐步追加到350万元，其中，30万元用于博物馆的场馆建筑。博物馆最终选点在“市中心区域行政区府前左路与府南左路之间，府东外路之南，坐东向西，与图书馆相对”。而设计者是上海新中心区的总体设计师董大酉。博物馆和同时设计兴建的图书馆位于五角场中心城区的轴线两侧，成呼应之势。两者均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外形为中国宫殿式”。“平面形状与图书馆相仿，但前翼两端向前突出”，“馆屋之外观，大致与图书馆同，惟门楼梁柱外露，并于左右两翼凸出部分之前，各设喷水池，以资点缀”。博物馆的建筑工程从1934年9月底开工，1935年7月建成，双十节时宣告工程完成。博物馆建筑不仅仅与图书馆建筑相呼应，甚至同属于更大的建筑组群。与博物馆和图书馆建筑几乎同期动工的还有市立医院和卫生试验所，连同体育场，上述五座建筑在1935年下半年先后竣工，构成了上海全新中心区最主要的文化景观。

在建筑“新瓶”的搭建基础之上，组织制度的“新瓶”也紧随其后。1935年3月的筹备会议决定实施董事会制，并成立临时董事会，“除市长、教育局长为当然董事外，余由市长聘任之”。董事会实行董事长负责制，但行政工作概由秘书承担。临时董事会由吴铁城、叶恭绰、程演生、黄宾虹、徐积余、潘公展、沈怡、俞鸿钧、蔡增基、董大酉、马衡和李大超组成。3月21日的董事会会议增加王震、狄平子、吴湖帆、程霖生、何遂、董聿茂、江小鹣、柳亚子、商承祖等，7月下旬进一步增加徐蔚南和刘海粟。秘书一职则由吴铁成的嫡系李大超担任。从严格意义上论，更直接和深入地影响上海市博物馆走势的是承担具体工作的早期博物馆人。上海市博物馆罕见地形成了卓越而整齐的早期博物馆人团队，足以和历史更为悠久的博物馆相媲美。1935年11月15日，上海市政府委派李大超为筹备处主任，胡肇椿为副主任，委员包括徐蔚南、郑师许和陈端志等。办公地点设在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1936年2月29日，筹备处迁入新建的博物馆中，次日新馆开放。3月3日的临时董事会推举胡肇椿为馆长，4月初，市政府委任陈端志为总务主任，徐蔚南为历史部主任、郑师许为艺术部主任。博物馆所需更多的工作人员则是招募和培训入职的，胡肇椿等人甚至董事会成员分别担纲培训课程。1936年1月，筹备中的上海市博物馆公开招考服务生，报名者70余人，最终录取6人。训练班上，胡肇椿、徐蔚南、郑师许和陈端志分别讲授博物馆学、上海史地、美学、考古学、摄影制图和工具书等。叶恭绰、黄宾虹、江小鹣、李大超等都曾作过专题演讲，训练期限达六个月之久。这是中国博物馆系统培训博物馆从业者的起始。

馆藏由何而来

上海市博物馆“新瓶”即成，“新酒”的筹措更费周章，但也更能体现早期博物馆人对馆藏组成的判断和基本征集方法。由于缺乏公共收藏基础，上海市博物馆馆藏的形成就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1935年3月，馆舍尚未落成时就已推举的临时董事会议定，上海市博物馆的馆藏和展陈以历史和艺术为基调。其中，“历史” 以本地史为主体，表达对上海的在地关怀；而“艺术”则表达上海作为“人文会萃”之地的更为宏大的国家关怀。馆舍落成不久，11月14日，上海市博物馆组成包括卫聚贤、周仁、江小鶼、黄宾虹、吴湖帆、程演生、叶恭绰的选购委员会，两天后的11月16日，选购工作正式开始。征集范围所列极为详尽，多达15类：“凡关于文献制作，历代书契，艺术作品，服御器物，及其他有关文化产业之品物，不论实物、拓片、摄影、模型、标本、图籍，均在征集之列”。

上海市博物馆设定的馆藏扩充方式包括“捐赠、寄存、购置、采集、交换”五种，几乎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全面征集方案的博物馆，迄今博物馆的征集方式亦未逾出这个范畴。不同的征集方案的效果并不一样，尤其是博物馆尚有开馆时限压力，以及缺乏对应的职业人员的情况下。交换是博物馆之间藏品的主要流通方式之一。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可以交换的博物馆，还是可以交换的藏品均很有限，而且上海市博物馆可资交换的藏品资源几近于无，因此，交换得到馆藏的机会甚低。采集的方法受制于上海本地田野考古学的不发达，基本尚未出现实证的上海史，因此也不是馆藏扩充的主要来源。购置是最为直接的扩充馆藏方式，市政府给予的购置预算为每年5万元。与购置几近平行的是其他获取私人收藏的方式，即物权转移的捐赠和物权仍属原主的寄存。

相较于广州市立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更为积极地谋求获取私人收藏。虽然广州本地也有古物收藏，但是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上海相校，更何况上海市博物馆的重要策划者和支持者叶恭绰以身作则，起到了示范和号召作用。叶恭绰率先捐出包括“金石书画陶瓷甲骨唐人写经”，达数百件之多。徐积余捐赠了“古镜砖砚”等16件。1936年，上海市长吴铁城甚至亲自出面宴请在沪收藏家，动员狄平子、丁福保、何遂等捐赠或者寄存收藏。作为中国古钱币研究集大成者，丁福保拥有晚清至民国最重要的货泉收藏之一。该笔收藏初属金锡，经过其学生刘燕庭之后辗转进入丁福保收藏。郑师许认定，丁福保钱币收藏具有“收藏经过明白”、“皆属真品”和“已成系统”三项显著优势，因此通过丁福保的弟子周云青接洽，最终获允将此笔收藏纳入到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2月，郑师许和黎协万前往丁福保住地诂林精舍接收，当天清点的钱币多达863枚。在丁福保捐出大宗古钱收藏外，吴湖帆、甘翰臣、顾鼎梅、狄平子、何遂也都承诺捐赠，“艺术”类收藏基本奠定大局。3月初，收藏诸家捐赠物品计有“黄宾虹送存古瓷器、唐写经及明清书画等数十件。张叔驯送存漆器，……狄平之送存古代人骨及名贵书画，管复初送存唐宋明瓷器大小四十件，杨氏藏瓷名家杨庶堪送存历代瓷器多件，该馆董事吴湖帆送存陶器、书画、盔甲等数十件”。吴大澂的愙斋铜器和丁福保的古货泉入藏是上海市博物馆在馆藏扩充上的两项重要成就。

作为都市意像的集中表达，上海市博物馆对代表上海现状，尤其是开埠以来殖产兴业进步的展陈品有着强烈的兴趣。1935年12月14日，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在八仙桥青年会招待上海同业公会负责人，商谈征集代表近现代产业进步的展陈品。次年3月，上海市博物馆又通过上海市商会向同业公会发出通知，征集“凡有关文化事绩之品”。5月20日，已经履职的胡肇椿代表上海市博物馆招待商界领袖，再度号召征集工业产品。产业类和教育类馆藏先后收到胡汝鼎捐赠电机模型，袁良骅捐赠鱼类标本，蒋传炤捐赠帆船等。

以“新酒”填充的“新瓶”以常设展的形式表达上海全新的都市形象。从博物馆的设计方案上看，底层以门厅、图书馆和演讲室为主，展陈空间集中在第二层。其中，中央分三间陈列室，两侧则为书画陈列室。从主题看，上海博物馆的展陈分成历史和艺术两个部分，历史的陈列空间尤其大，达到17米宽，14米长。另外，展厅的两翼都是书画陈列厅，各宽11.5米，长25米。历史占七间陈列室，艺术占五间陈列室。历史以上海本地历史为主题，而艺术的范畴扩展到全国。《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详尽记录了当时各室的主要布局。第一室陈列明代陆文裕书赠黄良器石刻立轴四幅和露香园顾绣、明代金漆佛像。第二室为上海盐产、纺织和渔业场景。第三室为清代和民国服饰。第四室为新石器到汉代的器物，陶器到青铜器，货币，印玺。第五陈列室为玉器，另外各种木偶也陈列在这个室内。第六室为瓷器、漆器、竹木器及书画。第七室为上海新建设模型。另外有五处陈列廊，第一处为上海文献，从各种模型到照片。第二处为历代兵器。第三处是各种首饰和勋章。第四处是货币。第五处是古代碑刻。其中历史部分是上海市博物馆特别看重的，“历史部分，专以表现上海发展的过程为宗旨，搜集精博，布置有序，尤其是一个特征。这一部分实系以上海之历史使之立体化与现实化，将使阅览者一瞥而亲受此世界六大都市之一的视觉的历史教育”。

1937年1月，上海市博物馆试开放。然而，上海市博物馆的黄金时代未能维持很长时间，由于吴铁城的离职，粤籍人士纷纷离开上海，上海市博物馆核心成员四散。胡肇椿转入立法院，陈端志进入社会部，徐蔚南回到文学创作和出版之中，郑师许则更早就转回广东襄勤大学教授中西交通史和考古学。不期而至的上海沦陷掩盖了上海市博物馆内部运作的窘境，上海市博物馆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