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思想遗产再发现：非洲的“去殖民史”与现代化困境

中国与亚非拉各地同属曾经的“第三世界”，共同分享诸多历史经验。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与亚非拉各地之间、尤其是与遥远的非洲大陆，一直缺少切身的理解和互动，在思想连带和知识层面的交流更是未能全面展开。全球化时代，如果缺少了亚非拉的知识视角，对于世界的理解必将是不完整、不准确的。最近几年，中文知识界正逐渐重新开始与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非拉学者建立交流互动，聆听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各自历史现场中累积起的思想经验。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当代非洲最重要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之一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非洲殖民史主题的演讲合集《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Define and Rule：Native and Political Identity，中文译者田立年），作者受邀访华，与读者见面并参与由亚际书院组织的“第三世界行动”知识计划相关的学术活动，与中文知识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对话。

《界而治之》的三个核心观念：

马姆达尼介绍其观照欧洲殖民史以及非洲去殖民史的方式

马姆达尼：我的这本书围绕三个核心观念展开。

第一个重要观点的形成建立在对标志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陷入危机的三个重大事件的分析的基础上，即1857年印度起义，1865年牙买加莫兰特湾暴动，以及1881-1898年苏丹的马赫迪运动。那么，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如何促使大英帝国改变了其殖民统治的方式？英国法律人类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同时也是1857年后总督府法律委员会成员）在其研究中对此做出了总结。梅因认为，英国在印度之所以挫败，主要是由于一种“认识论”的错误：自由主义者在殖民地傲慢自大，未能足够尊重“习俗”和“习俗权威”。而要在印度农村地区维持稳定秩序，这种尊重至关重要。可惜，殖民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文明化使命”来反对习俗，并因此危及统治秩序。

第二个紧密相关的核心观念是，殖民地治理模式随后从“直接统治”（direct rule）变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所谓“直接统治”，是大英帝国权力机构为一种野心勃勃的同化主义工程所起的名字，这种工程力图创造一个细化的中产阶级作为殖民统治的中介。在“文明化使命”的旗帜下，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间接统治”是殖民地背景下一种典型的现代统治形式。间接统治，与往日各帝国实行的诸多统治形式，包括英国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直接统治”，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专享“关联”（association）统治之前的“同化”（assimilation）统治，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以往各帝国专注于被征服的精英人士而非被殖民的大众。其次，各帝国致力于通过在文化上以及在政治上同化殖民地精英的政策来消除差异，而间接统治则宣称，不仅要承认差异，还要塑造差异。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不再致力于改造社会，而是以“保护传统”为己任，具体方法是支持各级“统治者”，引入“习俗法”的概念，让他们成为在殖民当局主持下的“习俗”监护人。“间接统治”使得非洲各个民族在历史中的长期交往忽然中断，殖民统治“划族而治”，形成依靠“习俗法”和酋长来管理不同部落的乡村统治网络，同时在城市形成内在等级制的民法以管理居住在城市的不同种族之居民。就此看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并非殖民统治方式的“个案”。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习俗性”概念及其在后殖民时期所庇护的权力的批判，因此这也是一种理论和政治的双重批判。理论批判由新型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操刀，以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乌斯曼（Yusuf Bala Usman）为代表。在乌斯曼那里，传统被历史化，从而也就被“去神圣化”了。而政治批判，是对于殖民主义所认定的“传统”概念的批判。殖民者界定“传统”时，制度性地将其与“现代”隔离开来，以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导师”为代表的非洲知识分子，对这种划分权力进行了批判。尼雷尔试图创造一种统一的公民身份，其途经是：消除“习俗权力”和“现代权力”之间的行政、法律和政治的区分。

“间接统治”与现代非洲的形成

蒋晖谈马姆达尼对理解非洲现代性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蒋晖：作为大陆学者，研究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理解现代非洲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所谓非洲现代性的普遍问题，对这个根本问题不加以把握，就无法理解今日非洲之社会形态和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而大陆学者把握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学者对殖民统治和殖民经验相当缺乏了解。如果中国学者想深入了解非洲，马姆达尼著作提供了足够高的起点和足够辽阔的视域，他是那种有能力对非洲整体事务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进行把握的学者，是非洲现代性问题最强有力的阐释者。

非洲现代性的困境不是资本主义之罪，

是殖民体系阻碍非洲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之罪

假如我们想要了解现代非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马姆达尼在《公民与臣民》、《界而治之》等一系列作品中提供了一个清晰和简洁的回答，他的答案是，现代非洲是欧洲“间接统治”的产物。今天之非洲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无不是间接统治的遗留物。马姆达尼研究了非洲社会形成的普遍过程，包括现代“自由农民”、现代产业工人、移民工、农村存在的传统权力结构、都市化、公民社会、工会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他列举的例子分布在非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因此，他关于非洲的农民、工人、他们的组织形式、社区建设、抗争和冲突的研究勾勒了非洲社会形成的主要过程。尽管马姆达尼不是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所关注主要社会对象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对象并不矛盾。他和马克思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斗争，更不是种族斗争，他也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成社会矛盾的根源。你不能说他不重视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他非常重视，而且他比其他任何非洲学者都有能力指出一个农民工和城市、自己的农村、其他工人和本部落管理者所维系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无法让他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因为，非洲的问题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而恰恰是民族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的问题，中产阶级无法形成的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独立运动的诉求，总之，非洲独立运动要扫除的不是资本主义体系而是殖民体系，是殖民体系阻碍了非洲的发展。这个殖民体系如何定义？他自己的定义是间接统治。举一个例子，他在《公民与臣民》里说，依据习俗法和地方自治政府确立起来的乡村间接统治既非非洲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统治模式也非白人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统治模式，而就是在殖民地发明的适用于乡村统治的模式，这种统治方式造成了非洲的停滞，这体现在它人为地将一个部落或族群的土地与市场隔离，外边投资者再有钱也无法进行投资，其他族裔的人即使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也无法拥有产权。总之，间接统治下推行的土地政策保证了土地不会从这个族群流失，但也阻碍了这块土地的使用和发展，更阻碍了不同族群人民天然的交往和融合。在家乡没有发展，大批农民离乡进城，自由农民和移民工因此形成。这些是谁之罪？是殖民体系之罪，是间接统治之罪，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之罪。

在这个意义上，马姆达尼确实无愧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称号，他将间接治理看成阻碍非洲经济发展、族群融合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治理造成了剥削、造成了贫困、造成了族群内战、造成今日非洲的排外主义，甚至目前的伊斯兰和基督文明的冲突。而马姆达尼显然相信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带来不同身份的人的融合，他也相信围绕市场建立的人们的集聚地对人类的交往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人对土地的所有不能依据于起源，而要依据于定居，长期的定居者就不应该被土地排除在外。

马姆达尼相信经济和市场带动人类发展和融合的力量，憎恶任何阻碍这种发展和融合的外部权力，所以他的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保证人类经济增长和融合的合适的权利形式？这个权力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帮助非洲打破旧的锁链，在这点上，马姆达尼倾向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推行的乌加玛村的试验，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但打破后，又需要什么样的治理形式呢？他显然不能最终相信这个任务可以靠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完成，那么今天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西方治理形式如何？马姆达尼没有对此作出清晰的说明，在这点上，他和我认识的在非洲的印度朋友一样，就是高度相信民主的力量。他甚至有这样的看法，间接统治把民主运动变成族群内战，而好的治理就应该让民主运动的真意得到体现。

正因为对民主作为社会运动形式的信赖，才有马姆达尼研究特有的底层研究视角：他的研究无时无刻不被这么个问题吸引：底层是如何出现的？正因为如此，虽然他是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但他似乎不太以中央政府为研究对象，而总是关注地方政府的行为。

命名的暴力：西方依靠对非洲“部落”的界定来完成间接统治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马姆达尼的研究在非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马姆达尼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出发点无不是针对现实的非洲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许多是要依靠马姆达尼所梳理出来的间接统治这条线索来理解：比如，南非今日的排外运动，EFF政党Malema依靠煽动仇视白人来赢得支持；总统祖玛利用祖鲁的习俗法成功为自己的强奸行为辩护，金矿移民工是最受歧视的群体，等等。

《界而治之》不是《公民与臣民》的升华版，而是对同一个问题“间接治理”的另一种形式的阐发。和《公民与臣民》的研究模式不同的是，这部书更接近福柯研究的思路，即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式；书的重点是关心“界定”这个现代西方权力运行机制。界定（define）就是一种知识，西方的权力是靠知识来运作的，没有考古学上、历史学上和种族学上的对“部落”的“界定”，哪有间接统治的可能？

这部书对于人文而不是社科学者会有更亲切的阅读感觉。这本书让我一下对德里达有了新的理解，德里达强调“未决定性”（undecidenedss）,强调一切界定和命名的暴力，要求认识语言是自相矛盾的，现在我们在非洲历史中看到德里达的思想的意义了——如果解构主义早点出现，那么间接统治以来的那套命名的帝国知识也许就不会被生产出来了吧。马姆达尼显然不想陪德里达玩语言游戏，因为这种游戏发展到斯皮瓦克那里，就成了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的借口，而所谓的多元文化不又回答间接统治了吗？间接统治不就是一种多元文化论吗？

我认为这部书有两大贡献，第一，就是用种族／部落（race/tribe）这一组概念代替了公民／臣民（citizen/subject）;这么做特别棒，因为公民／臣民是西方社会研究的词汇，而种族／部落则是非洲特有的词汇，这样的转变与其是反西方中心主义，不如说是更利于描绘非洲现实问题。现在非洲政治的两大问题是，第一，本土主义（nativism）道路，或约一种民粹道路，第二，是保守主义道路。这两种道路反应在尼雷尔时代。尼雷尔选择一条中间道路，既不赶走白人，同时却依靠社会动员改变现实。不赶走白人，因为白人虽然不是这片大地的远古居民，却是现代居民，不论起源，而论居住地，则是尼雷尔的政治，也是马姆达尼的政治。第二个贡献，就是提出尼雷尔模式。依靠新的政治认同来消除族群对立，建立民族共荣的新政治，是非洲面临的巨大挑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采取的中央集权来摧毁“间接统治”的社会结构是一种选择。

蒋晖还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马姆达尼对间接统治持负面批评意见，但间接统治实在是西方人发明的聪明的或不得已的统治术。它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到底有没有贡献。我们想知道从文化角度，间接统治有无积极影响？语言统治是不好的部分，但我们知道，在间接统治之前，非洲和西方经常冲突的模式是文明冲突，比如肯尼亚的割礼，之后文明冲突是否减少了，变成社会经济冲突了？

第二，能否更具体地说明，在尼雷尔实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运动（Arusha Declaration）过程中，种族之间的融合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对这个运动的解释我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比如Issa Shivji的文章，他们都是从贫富是否消除这个角度来批评这个运动的，这个思路和中国土改的思路很像。马姆达尼却从消除种族主义和真正克服间接统治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运动，因此十分有新意，但我们要知道具体这个目标实现否？其失败有没有由于不能很好解决部落问题而造成？

马姆达尼教授结合本书中一些洞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了殖民史研究和观照中必须注意西方经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充分结合与底层社会（例如非洲广大的乡土地区）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并时刻意识到本土前现代经验的重要性。这也再次呼应了《界而治之》这部书对我们阐释纷繁错综的当下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中文世界的知识生产，不应再局限在“中西”二元结构之中，应逐步在更加完整的世界史层面，建立起进行自我理解的多元参照体系。值得一提的是，马姆达尼教授曾在访谈中感谢人民出版社，1970年代，他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达姆大学教书时，人民出版社用斯瓦希里语出版的毛泽东文选等书籍，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现今人民出版社译介的《界而治之》这本书，又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当代非洲思想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