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乡村留守妇女弹性就业，愈加在工作家庭中分身乏术

“不可否认，近距离的弹性就业对留守女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借助零工经济的视角，融合性别、城乡、父权制家庭文化等多维度分析，我们能看到乡村背景下传统性别规范给妇女劳动带来的困境与限制。”

12月16日，由全国妇联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妇女研究论丛》在其微信公号发布的一篇文章分析道。

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和广州市花都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职员梁家恩。她们通过田野工作发现，妇女在工厂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分身乏术，固有性别理念和家庭分工使得她们在繁重疲惫的工作之余仍要兼顾家庭事务；弹性而不稳定的订单，加上近距离就业，使得女工看似拥有了“高度弹性化的工作时间”，实则没有选择权利，身体和时间不断地被纳入由订单牵动的生产体系中。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农村妇女就近零散就业带来的生活空间拓展、摆脱繁重劳作和获得经济权的外溢效果，但是这种看似‘双赢’的局面恰恰遮掩了背后的困境。”文章指出。

本文的田野点位于广东省茂名化州市H镇，该镇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种植，一直有大量人口外出前往珠三角地区打工。2011年以后，该地开始出现外发工厂，研究中的D厂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承接来自珠三角及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从事皮包生产及服装加工。工厂吸引了当地大量留守妇女加入，生产旺盛时期到厂上班的员工达300多人，疫情前稳定上班的有150多人。

文章指出，D厂在H镇的开设意味着偏远农村已与全球经济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留守女性作为“剩余劳动力”纳入全球生产链条之中。接踵而来的订单、停不下来的生产线，牵引着车间运作，安排着妇女的生活。密集的生产时间、无处不在的监控、严苛的管理人员，外加订单的紧迫性和对采购商高质量的要求，催生妇女高强度劳动。零工式生产并不意味着松懈管控，乡村环境中的亲缘用工模式未能给妇女带来良性的管理体验。同时，因为女工们都住在附近，工厂可以以弹性工作为理由毫无顾忌地安排加班。无论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实际都是打零散工，不分昼夜地生产，所谓的弹性制度只体现在随时随意加班的“弹性”上。表面上看妇女似乎可以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拥有“自主权”，实际上，由于留守和就近，她们并不能减少家庭照料，而是愈加工作和家庭责任“两肩挑”，长期缺乏休息，造成心理的压力和身体的疲惫。

在文章作者看来，留守妇女以就近零散就业的形式参与生产，肩负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同时仍要承担为母为妻的“道德义务”。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劳动形式在推动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也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加剧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因此，我们认为当下应关注的重点不是妇女能否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她们如何同时挑起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功能与家庭中的再生产功能。

“这些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如果只停留在个体层面，不能顾及妇女的实际境况、需要和性别特点，对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结构性限制考虑不周，就容易仅在表面上将妇女纳入发展的思路中，即只是在扶贫或乡村振兴项目前缀了个‘妇女’的帽子，实际上却并未深入，也难以通盘考虑妇女的需求，这是很多妇女减贫项目的通病。”文章称，我们需要思考为何在车间工作的群体大部分是女性，而不是觉得车间生产能满足女性的顾家和生产需求，因此便具有性别外溢效果。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扶贫策略，要基于经验，深入思考是什么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妇女的处境，背后存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困境，将妇女与其他群体联系起来考虑。

两位作者总结道，在零工经济普遍发展的当下，从零工经济的角度分析乡村妇女的就近就业，包括劳动形式、雇佣关系、劳动权益保障等，突破了此前研究中对乡村妇女劳动类型的关注，有助于我们看到妇女面临的困境与限制；叠加劳动中的性别问题、家庭问题等多重矛盾，能推进我们对妇女处境的立体化认识。妇女在就业中形成的半职业社会关系对原有的家庭关系、性别关系都产生了影响，这是与城市男性零工不同的经验。也许因为男性情感外露较少、隐忍要强的“性别脚本”限制，个体间缺乏联结和正式制度支持；为了生活、养家而吃苦受罪，也是男性气质的彰显，因此他们只能独自默默忍受。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在于，女性的一些性别化特性也许并不一定是限制，它可以被运用在妇女群体的动员和形成上，以集体的力量面对个人困境。因此，培育妇女的个人主体性与社群主体性，引导妇女团体的发生与成长，应是一项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