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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这张牌让《好女孩的反抗》变得棘手

戴桃疆

2017-01-05 17:34

来源：澎湃新闻

上世纪末的时候，一本翻译自德国心理学者乌特·艾尔哈特的作品《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在国内出版，两年前还有再版。

上世纪90年代，“心灵鸡汤”还是一个褒义词。诸多类似的书籍陆续出版，许多靠鸡汤哺育成长起来的女性，在最初阅读时还是接受那种“只有女性强大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言论，并立志成为职场精英、律政铁娘子。等到这一代人长大了，又被风味不同的鸡汤告诫“女性太强势是招致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并在一些灵魂导师的指引下学会了争做好姑娘，不做坏女孩。

上一次女孩儿们集体学“坏”，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彼时，美国掀起一股女性解放的风潮，即种族平等抗争之后，性别平等的新一轮斗争开始。亚马逊出品的网剧《好女孩的反抗》（Good Girls Revolt）就将焦点集中在性别平权运动上，好女孩不要等死上天堂，好女孩要走四方。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闻编辑室里。男性完全掌控了这个空间的权威。虚构出来的《每周新闻》周刊从高级编辑、记者到图片摄影全部都是男性，确切地说，拥有着作品署名权的人只能是男性。

女性并非不存在于这个空间，她们活跃于调查一线，负责搜集、整理资料，辅助调查记者采访、分析，批注校对，端茶倒水……这些工作并非不重要，但这部分工作是隐藏在台面之下的。也就是说，在外界看来，人数众多的女性职员，完全隐身了。

改变的发生源于一次正面冲突，主张平等的新员工诺拉不甘于做幕后工作，以自身工作成果获得领导肯定为前提要求署名权。权利被无理驳回后，她毅然辞职。

这种帅气的举动虽然并没有改善新闻编辑部里女性隐身的状况，但却激发了这个场域中工作的女性重新审视自我、审视周遭环境和自身权利。这种对女性自觉的再发现，本身就是196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核心。遗憾的是，这个核心被想要太多的剧集创作者给打散了。

《好女孩的反抗》制作人是前记者丹娜·卡尔沃（Dana Calvo）。剧集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她对同名书籍作者琳·坡维齐（Lynn Povich）的继承。

该剧同样以1970年爆发的女职工诉《每周新闻》案为核心（现实生活中的《每周新闻》名为Newsweek，在剧中被拆解成News of the Week）。纪录片版事无巨细地收录了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收藏癖一样不厌其烦地将所有20世纪60年代的元素纳入其中：毒品、性、嬉皮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黑豹党、黄金与货币政策、越南战争、信息自由法……宛如一篇质量很差的论文，为了提高自身的检索率，恨不得把全篇每个词都标注成一个关键词。

全是关键词意味着没有关键词。男女平权的问题被淹没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大新闻”对剧情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剧集的核心还是一次因性别平权而展开的办公室斗争。无意义地堆砌时代关键词，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年代感。

这就无怪乎观众将《好女孩的反抗》和反映同时期社会生活的经典美剧《广告狂人》拿来做比较了。

你看，在指出电视剧的缺陷时，“好女孩”的对比项也是“疯男人”（《广告狂人》原名为Mad Men），性别比较果真无处不在。

《好女孩的反抗》把好牌打烂了，这是创作者的问题，并不是主题本身的问题——创作者有着庞大的野心，试图通过一部网络剧将当时全部的社会背景都向观众交代清楚，贪心不足蛇吞象，结果撑破了自己的皮囊。

亚马逊已经宣布砍掉这部剧，新闻编辑部的好女孩们仅有一季的反抗时间。她们四处奔走，在社交媒体上寻找下家，试图依赖舆论的能量力挽狂澜，奈何无力回天。

本季，也是唯一一季所有对女性解放思想的呼喊，全部交给了仍然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众议院参议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爱丽诺·霍尔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

既然思想的部分交给了现实人物在虚构世界中的分身，那么女主角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女权运动家“打打杀杀”，女主角们负责貌美如花。

恨嫁的嬉皮士帕蒂·罗宾森纠结于和同事道格拉斯的恋情，帕蒂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对于万事得来皆容易的道格拉斯而言，是个“复杂的动物”；好媳妇辛迪一直对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进行爱的供养，忍受着丈夫喋喋不休地讨论备考期间读到的法学院教授的观点和思想，对丈夫捅破子宫帽（一种避孕工具）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最终还是要爆发的；乖乖女简满足于“首席调查员”的身份，守贞待嫁，本是对主张性别权利最不积极的一个，但也终有一日会变脸。

好女孩儿们各怀心事。署名权和通过文字在公众面前现形的欲望，似乎并不是最迫切的，反而成了各自私人问题的附属品和一种变相发泄对异性不满的手段。这种异化使得剧集的女权诉求变得更加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