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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关键在于澄清概念

哲理庐

2017-01-02 09:31

来源：澎湃新闻

从2016年8月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张卜天教授主编的《科学史译丛》系列译著开始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张卜天教授从2004年开始就惊人地高产，每年译著数量保持在3-5本左右，笔者非常佩服。张教授的作品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科学——特别是文明史上的科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其实，正如《科学史译丛》所显示的那样，在国外科学史界类似反思早已开始。在这一反思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参见推荐书目）。现在，鉴于 “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密不可分” 、 “19世纪前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 等说法开始流行，本文将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书封

1、问题：科学与宗教纠缠不清？

经彼得·哈里森教授（及其前辈）等西方学者提出，现在在国内刚刚兴起的一套科学与宗教关系叙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由传统叙事中的泾渭分明变成新叙事中的纠缠不清。传统叙事的一个激进版本是，科学兴起于古希腊，基督教在中世纪阻碍了科学发展，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则冲破了宗教的束缚，为人类再次带来了光明；而一个更加亲近宗教的温和版本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部世界，宗教探索的是人的灵魂和道德，二者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

按照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中的说法，传统叙事和史实不符。他认为今人多遵从传统叙事，普遍认为科学是准确描述了外在世界的一个“命题系统（a system of propositions）”（比如“地球自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等等），宗教则给出该信什么、该怎么做才能荣耀神的一系列准则（或者教条？）。而在哈里森所做的历史考察中，他认为西方历史上的“科学（拉丁文scientia）”和“宗教（religio）”并未如此泾渭分明。他在导论中给了一个例子。按照中世纪大哲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说法，历史上的“科学”和“宗教”多指“个体的内在品质（inner qualities of the individual）”：“科学”更多地和“智识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广义上讲指个人从某个第一原则开始进行推理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宗教”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种个人的“道德美德（moral virtue）”。

归纳这本书的内容，我认为“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纠缠不清”这一命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二者的内容纠缠不清。比如，古希腊许多自然哲学家想要通过研究自然来发现神的法则；同时，即使是科学革命时期的许多大科学家（比如牛顿）也希望借由自己在科学上的贡献对神学指点一二。第二，科学家和神学家身份纠缠不清。许多大科学家（比如伽利略）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今人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由古人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演化而来，成形于19世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系列偶然的社会文化事件。哈里森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一样非常狡猾，当问及他们的历史考察有何目的时，他们会强调自己只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想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不过，他的现实关怀——或许这才是他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在宣传演讲中很明确地表现了出来，那就是他对今人看待科学和宗教的方式不满，特别不满于科学缺乏宗教或者广义上的人文关怀。为克服这一缺陷，哈里森想要重新介绍一种（更好的）定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方法，试图促成科学与宗教（以及人文）的重新融合。

哈里森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界非常流行。不过，在对其进行概念和方法论方面的批评之前（第2节），我认为就《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的具体结论来讲，首先，哈里森夸大了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断裂。这种夸大和他对科学和宗教的定义失当或者模糊有关。哈里森认为现在人们普遍把科学理解成一个和外在世界相符的“命题系统”，而这仅仅是科学的内容；现代科学还可以理解成一种方法，即“提出假说——经验验证”。这种方法必然要求科学家具有从最初假说（类似于阿奎那的第一原则）出发演绎推理出经验命题的能力（类似于阿奎那所讲的、所谓古人的“科学”，即“智识美德”）。另外根据哈里森自己的说法，在阿奎那那里古人的“宗教”也和起誓和献祭等仪式有关，这和他对现代宗教的定义（信仰和实践）难说没有重叠之处。其次，他把今人形成现代科学和宗教观念说成是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值得肯定的是，社会文化因素在观念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是，现代科学有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其推理所得结论可以交由观察和实验进行公开验证；而宗教学说尽管在推理部分其智识含量可以和科学不相上下，但归根到底它不能进行验证。于是，即便历史上“科学”和“宗教”的内容和从业人员都纠缠不清，即便大量社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给出一个科学和宗教逐渐分离的叙事，那就是区分现代科学和宗教的主要标准——结论是否能够公开验证——把二者在历史上逐渐区分开，直至科学和宗教呈现出它们的现代面貌。

哈里森原版书封

2、分析：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尽管哈里森在书中注意到了，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现在的科学和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和过去的“科学和宗教（scientia and religio）”混为一谈，但在对大众宣讲自己的学术成果时，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就是过去的那个“科学”吗？），相反他讲的是古人对科学和宗教有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几乎是有意的疏忽，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广泛流行，比如，“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

最近100年来历史学界经常呼吁，称不能用今人使用的概念对历史进行任意裁剪，要根据当时历史人物自己采用的概念理解他们。于是在科学史界，“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这种说法开始流行开来。不过，哈里森自己没有用现在使用的概念对历史进行裁剪吗？答案是显然的，他认为历史上的“科学”和“宗教”更多地指向“个体的内在品质”，这不是在用“内在品质”这一现代概念在理解过去吗？

大量似是而非的说法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把科学和宗教两个概念“实体化”了（也就是当成某个桌子凳子那样的东西了），他们认为有两个叫做科学和宗教的实体存在于客观世界，然后今人和古人可以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概念不是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实体，而是人类认识经验世界（其中包括外部世界）必须事先预设的工具。今人研究科学和宗教，必须预设一系列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的标准；同理，古人研究“科学”和“宗教”，他事先也知道“科学”和“宗教”意味着什么。从古至今，从“科学”和“宗教”到科学和宗教，只有两个词语意义的演变，这一过程中没有两个叫科学和宗教的实体存在。把科学和宗教理解成实体，其哲学自觉还处于康德的前批判阶段和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阶段。没有可以用来组织历史材料的精确概念，某些历史研究表现出相当的随意性，和日常生活中无休无止的闲聊有些类似。似是而非的说法多带有闲聊属性，“历史上科学和宗教并没有分家”；可实际上，今人谈论的科学与宗教和古人谈论的“科学”与“宗教”仅仅指向含义不同的概念而已。

在历史学界，考察概念在历史上的意义演变的研究被称为谱系学研究（genealogy）。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古人理解的“科学”与“宗教”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含义不同，那么谱系学考察会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即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言，“今人和古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认为对哈里森的研究结论进行修正就不会陷入相对主义，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他夸大了古今之间的断裂，没有充分强调古今之间的延续。今人理解科学，普遍科学是某种方法或者一个命题系统，这和古代的理解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断裂部分指“科学”是某种“内在品质”的含义消失了（但这是无害的断裂，造成的只是无害的相对主义，因为今人仍然知道“内在品质”是什么），延续部分主要在科学方法。就在延续部分，今人对科学的理解展现出理性的优越性（如此就克服了相对主义）。前面哈里森教授讲历史上“科学”和“宗教”内容上没有分家，其中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许多科学家（或者当时的自然哲学家）希望借科学研究发现神的旨意。可惜，这一切都徒劳无功。首先，对于现有科学内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某些人（某些神学家）希望把它们说成是神意所为；可是如果不说清楚神是如何制造这些现象的，神意所为的说法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意义。另外，还有人（包括牛顿）认为自然界有着声光化电各种神奇的自然定律，如此井然有序，背后一定有神意控制。同样，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说清楚神如何控制自然定律。

3、结论：应该谨慎地区分科学和人文

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史完全解读成对立和斗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这一误读已经带来了恶果（比如美国出现了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但是，哈里森等一干学者在丰富历史材料基础上进行的矫正却有些用力过猛，其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并没有完全澄清。而除了研究历史之外，哈里森等人显然还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他们想要借历史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希望弥合科学和宗教（以及人文）的裂痕，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的人文培育问题。

在人文培育这一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哈里森一边。在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重压之下，我们不仅对宗教现象有着诸多误解，人文培育也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不过在如何反击科学主义的问题上，我却持保留意见。将科学和宗教（或者人文）再次混淆起来和稀泥不会是解决问题之道，那是19世纪浪漫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把科学和人文再次融合无非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把人文重新带入科学，让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研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可这种做法往往是想给科学研究中注入某种意识形态；而正如韦伯所言，意识形态先行的“科学”研究已经严重损害了科学（特别是和人文学科关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第二种是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问题，使后者获得一定的客观性。可是这种做法仍然无法解决最切己的关于人的问题：我应该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我应该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即便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告诉了你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很有可能你仍然觉得那不是自己期望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研究需要在科学方法之外寻找另外的方法。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加强人文培育、唤起社会对于人文教养的重视，首先在科学与宗教乃至科学与人文之间做出谨慎区分似乎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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