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调查笔记｜上海乡村老人低自杀率的启示

社会剧变期，老年人成为农村自杀率最高的群体，入村调研时老年人生存状况的测试标准也从温饱转向自杀。在上海关注老年人自杀属调研测试中的常规话题。

上海远郊农村的家庭结构是核心小家庭，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结构性的边缘地位且资源分配量有限，子代对父代的代际资源反馈几乎为零，父代还有向子代输送资源的压力。在缺乏子代结构性资源支持的条件下，当地老年人生存却有保障，1000多人的村庄，调研时没有询问到一例非正常死亡现象。相反，同样是核心小家庭结构的江汉平原却频繁询问到老年人自杀的状况，“我们这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主动选择死亡且逐渐成为村庄中习以为常的正常现象，“人死不如鸡狗”。

笔者调研的林村属于上海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是村民口中“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城区资源集聚，农户进城的动力足。问题是压力也大，进城买房至少需要一两百万，两夫妻辛苦一年节省下的几万元还买不了一个厕所，家庭资源被迫进行代际整合。因为中年人、年轻人积累资源的能力有限，老年人出于情感加入资源整合的行列。无房中年人在城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而农业镇工资较低，一般在3000多元左右，除开生活开支，余下2000元就算很多了；子代教育水平中等，工资只够维持生活，不少年轻媳妇只愿做轻松干净的活，比如超市上班，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老年人消费低，资源积累时间长，成为弥补家庭资源需要的重要供给方，也因此感受到资源积累的压力。六七十岁的老人还在拼命干活给子代赚钱，七十五岁以上的就比较少了，工厂不要。“老人是吃不到小人的，只有给小人的，没有要小人的。我们这个地方的老人都喜欢给子女钱，给的越多越光荣，孙子孙女考大学结婚一两万，买房八九万，有的儿子不说，有的儿子还嫌少了”，村中一位60多岁的钮姓老人如是说到。

相比之下，子代对父代的资源反馈较少，客观上对老人形成了资源剥削。一、物质资源供给较少，老人养老看病的钱基本上都是老人出的。二、日常生活照料较少，人口大量外流，年轻人都在村外。外出的子女周末回家看望老人的还比较多，但时间都不长，吃顿饭就走了，一般不在家里过夜。三、大病照料较少，一般由社会机构代替且不少费用都是老人出的。四、情感互动较少，住得近的老人和子女日常性的走动很少，除非孙子孙女考大学结婚，平时各是各的家，各顾各。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资源地位比较边缘，权威地位也相对边缘，核心小家庭没有给老人预留长者权威的空间。这一点从家庭的空间分配上可以看出来。

一是作为资源的空间，格局上没有给老年人安排一定的位置。村里一户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人将两栋房平分给儿子。两个儿子暂时给老人各分配一间房暂住，老人在一个儿子家做饭，一个儿子家休息。这次动迁由于没有房屋所有权，老人面临无处可住的困境，哪个儿子都不愿意吃亏让老人进自己的新房住。二是作为情感的空间，没有老人的位置。刚送孙子上完学的一位老人告诉我们，儿子结婚七八年，老人从来没有在儿子家住过，即使是晚上儿子也会开车将老人送回来，节日也不例外。“就那么点地方，哪有我们老人住的，在那住，媳妇也不高兴吧，我们也不想在那住。我老伴每天白天搭车去城里照顾孙子，晚上照顾孙子吃完饭、写好作业，再搭车回来。”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边缘，子代不是保障父代晚年良好生活质量的结构性力量。同时村庄舆论也不是这种保障力量的提供者。原子化的家庭关系主导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村民相互间的紧密程度不高，交往程度比较低，形不成有强大约束力的村庄舆论。尤其是年轻人大量外流后，村庄的陌生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户交往意愿降低，根本形不成熟人社会的社会约束，也无法从社会性价值层面上保障老人的生活。消极性的村庄舆论不仅无法对不孝子代起惩罚作用，还会反向助长其不良行为，因为对老人不孝不会对其正常社会交往构成任何影响。

之前在某镇上出现了一例老年人死亡的事件，老母亲有两个儿子，老人一直跟着小儿子住，有一天老人生病住院了，出院后小儿子就不让老人进自己家的门，怕老人死在了自家家里。两个儿子都不管，老人没办法就睡在了大马路上，早上睡的，到了晚上就死了。当时这件事情引起了巨大轰动，一是性质恶劣，二是数量少。不少人谴责老人的儿子，没过多久大家就忘了这件事，老人的儿子还像往常一样生活，至于他的姓名也没人记得了。在高度陌生化的社区，老人的死活已经缺乏社会性，主要依赖老人个体了。

上海远郊农村老人所处的家庭、社区环境与江汉平原上老人自杀的环境相似。代际剥削、底层去道德化、老年人养老资源无法供给是江汉平原老人自杀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上海远郊农村的老年人并没有出现自杀状况。其中重要的异质性变量在于地方政府的福利供给水平。上海政府依托雄厚的地方财政，建立了完善且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保障了老年人基本的物质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子代对父代的代际预期，改善了老人晚年的生活状态。“还是共产党好，给老人发钱了，老人不怕了，听说工资还要涨”。

覆盖面广且水平较高的养老保障金。一、基础养老保障金基本全覆盖。以林村3组49户共74名老人的参保数据为例，60周岁以上的男性总人数为31人，其中农保2人，镇保27人，社保2人；55周岁以上的女性总人数为44人，其中农保1人，镇保43人。二、基本养老金水平较高。中西部老人的养老金数额为每人每月70元。上海当地农保最低水平为800元/月，镇保为1400元/月，社保最低在3000多元/月。三、基本养老金满足生存需要后还有节余。上海农村老人生活非常节俭，精打细算的程度极高。生活开支小。地里可种菜，只需要买点肉菜。村内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一个老人不吸烟，一天10元钱就够了。有的老人10元钱可以用三天。刚才走过去的那个老人天天在家吃白菜，他们家一个月的水电费才21元，养老金花不完，每个老人都有存款，老太太存得更多”。同我们交谈的老人表示自己算是比较舍得消费的老人，一问每天也只花费10多元。娱乐成本为零。政府给老年人提供专门的活动室，有专人烧水，免费供老人娱乐。老年人喜欢打牌，但打牌是不打钱的，纯粹消磨时间，有钱也不打。

多重养老福利叠加。每月在老年人活动室给老人免费理发。80岁老人过生日时，村里会给每位老人送200元的礼金，表示庆贺。据村民说，以后80岁的老人去世还能领到2万元的安葬费。重阳节等重要节日还会给老人发米发油。村干还结成帮扶班子，主动照看老人，帮忙买药，一有什么情况及时与子女沟通。村集体有专项福利经费并积极进行福利创新，老人预期享受的养老福利会继续增加。

完善低廉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一、政府对老年人看护有专项补贴。上海市民政局和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本市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经老年照护登记评估，有照护需求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人可申请养老服务补贴并享受相应待遇：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老年人，可享受全额的养老服务补贴；二，本人及其配偶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本市城乡低收入家庭标准的老年人，享受80%的养老服务补贴；三，80周岁及以上、本人月收入高于本市城乡低收入家庭标准、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的老年人，享受50%的养老服务补贴；三，上述二、三两类对象中，无子女或90周岁及以上高龄的老年人，在以上待遇基于基础上再叠加享受20%的养老服务补贴。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的老人，月服务时数分别为30小时、40小时和50小时，照护等级为轻度、中度服务的单价为18元/小时，重度的服务单价为20元/小时。养老服务补贴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由市、区两级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处置承担一定额度，其余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1:1比例承担。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还可以免费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二、居家养老服务员每村覆盖。政府相关部门培训居家养老服务员，发证上岗，每月工资2000多元，由敬老院支出。政府相关部门及村干部都会对居家养老服务员的工作时间及质量进行监督。高龄老人可享受免费享受上门养老服务；低龄老人若要享受则要出资，服务内容主要是洗衣服、做饭；遇到特殊看护对象则会根据需要优化服务内容，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并提供专项服务。

政府以丰厚的福利供给替代了家庭养老，兜底了老人养老。这对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养老资源供给、日常生活幸福指数提升都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老年人因此在家庭中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主体，不必被动忍受核心小家庭结构中的边缘位置，因失去尊严而“义愤自杀”；不用担心无人养老而在绝望中自杀；不必被动忍受子代的剥削，觉得生活累没有希望，最后选择自杀；可以更从容地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享受正常的晚年生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资源对紧张代际关系的润滑作用，重塑了老人在家庭内部的功能，适当改善了代际间的交往预期，有助于双方长期的良性互动。政府将老人从子女的负担中剥离出来，赋予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老年人被政府变“废”为“宝”。“家里有老人好，老人越多越好”是人们普遍的愿望。以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到1400元的养老金计算，按照当地普通老人的生活标准是一天10元，粗估加上其他开支，消费600元，结余800元，一年存1万元。假定老人活到80岁，一个老人可以攒20万，这对老人和子女来讲都是笔不小的财富。这种外部性的经济资源的输入重塑了代际关系。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子代与父代间的感情交流更加畅通，有政府做支撑，老人在家庭中说话更有底气。

一位村民60多岁了，一儿一女，孙子和外孙女都上学了，他刚从城里照顾小孩回来，结束了抚育下一代的工作，他说从现在开始他要打工攒钱留给自己用，老人一定要留一笔老人钱，他不会像其他老人那样把钱全给儿子。我们问他“你不把钱给儿子，不怕他不养你”，“不养不养，不养我有养老金”。谈及与子代的感情，老人表示双方感情很好，因为该帮的都帮了，儿子每次回来都会带东西。缺乏养老负担的情况下，父代进行代际支持的心理负担减轻，生活预期延长，代际间的情感更加亲密，老年人就不会选择死亡。

地区的财政资源禀赋是影响老年人生存状况的重要变量。中西部的财政资源紧缺，家庭经济资源匮乏且农村家庭普遍面临着更为强烈的进城压力。在不可逆的城镇化趋势背景下，家庭发展的诉求被充分调动。子代家庭要发展，老年人就面临着残酷的代际资源剥削。中西部农村老人对子代的价值期待，尤其是养老资源的家庭依赖是其忍受代际剥削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老年人在核心小家庭中又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这种位置使其很难分享到养老资源和老者的尊严。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会在这种双重挤压中变得非常悲惨，自杀行为也就变得可以预期。这种困境在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显著。

老年人自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养老的角度尝试缓解老年人的这种阵痛，为社会发展活力保底。上海的高福利养老模式是其他资源匮乏地区不可复制的，但我们也可尝试构建一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利用农村闲散劳动力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还可以像效仿部分地区建立老年人协会，提高老年人群体自助的能力，改善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这一方面政府部门是可以积极引导的，毕竟这是一条低成本高福利的福利救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