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丨陈晓维:流水斜阳张次溪

陈晓维

2017-01-02 10: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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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张次溪
在广渠门工作了十年,却没去过近在咫尺的袁崇焕祠。公司要搬家了,才想起,该去告个别。
祠堂不好找,因为并不临街。得从一个叫“本家润园”的小区进去,才能发现路标。我跟在一位指间香烟缭绕的老人身后,他前面蹦跳着一只左顾右盼的中华田园犬。再往前看,两棵马尾松掩映下的,就是祠堂大门。
祠堂很小,肃穆整洁。一方蓝天,映照头顶。一个男人扔下脸盆,从倒座房里奔出,高呼:买票买票!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祠堂四壁上挂的,便都是广东人的文字。张伯桢是袁崇焕同乡,拜在康有为门下。民国四年,正是他发起倡议,修复袁祠。袁祠西墙上有康有为撰《明袁督师庙记》,对这位热心弟子大加赞赏。北墙上挂着1952年5月叶恭绰、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求保护袁祠。毛泽东在信上批复:“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若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得到批准后,该年8月,由李济深撰、叶恭绰书《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记其经过。文中特别提到了参与筹策奔走的几个人,其中就有张伯桢之子张次溪。
这父子俩,原来在龙潭湖西岸筑有一座张园。园内有亭台楼阁之胜,并建有“袁崇焕故居”。民国时出入园子的,除了在京的一帮广东籍文人,如叶恭绰、陈垣、伦明、容庚,更有齐白石这样的书画家。张园今已不存,但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路过其旧址,所以读书时特别留意园主的名字。
张次溪关于北京的著作之一:《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张次溪关于北京的著作之二:《人民首都的天桥》
张次溪1951年赠给谢兴尧的《人民首都的天桥》,由赵龙江先生供图
张次溪以北京史专家著称。一生著作二百余种,主题不离其宗,可称北京赤子。最为人熟知者如《燕都风土丛书》《人民首都的天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他得益于家学,少年即负大志。据《人民首都的天桥》序言,张次溪十三岁就已注意到一些民间绝技正濒临失传,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史料。二十六岁便跻身顾颉刚主持的史学研究会,独当一面负责编写《北平志》。他曾自述“余叠经忧患,而壮志不磨,尝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只是天下之重,非凡人可以承受。既要“为往圣继绝学”,又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传统,使父子俩不甘心安安静静坐在书斋里当个纯粹的学者。想贴近时代,想亦步亦趋,反被时代嘲弄,深受其害。
早在袁世凯执政期,张伯桢便极力劝进。他编纂了一部《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考证项城袁氏是袁崇焕之后。“督师无子,复流其七旬之母、八龄之女,及兄弟妻孥于闽、豫之地”,“顾以近支久居粤、豫”。又借前人之口宣称:“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袁世凯欣然会意,黄袍加身后,即派人赴东莞致祭袁督师。张伯桢更上书建议以袁崇焕为本朝“肇祖原皇帝”,配祀关、岳,并修建“原庙”。可惜,袁世凯帝祚衰薄。原庙尚未落成,便已一命归西。这就是今天袁崇焕祠的前身。
张次溪编纂的《汪精卫先生实录》
日伪时期,滞留北平的张次溪又出手编纂了《汪精卫先生行实录》,以“东莞张氏拜袁堂”的名义出版。此书由李宣倜、周佛海、周作人等题签,龙榆生作序,汪精卫题识,阵容集一时之盛。收《汪精卫先生著述年表》《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汪精卫先生行实录》诸篇。论其缘起,则汪精卫在书中写道:“余于辛亥九月十六日出刑部狱。其时党禁虽弛,而同人亦各有所事。秘其行踪,不能集狱门外相候。独张君篁溪来迎,遂同至泰安栈。君为留日法政同学。归国后,供职法曹,平日与党人无往来。至是毅然不以指目为嫌,尽其周旋之雅。故人风义,有足多者。”张篁溪即张伯桢。日伪后期,张次溪更一错再错,南下出任伪淮海省教育厅长。
建国后,张次溪试图“机智地摆脱历史的侦察”。他先是入“华大”学习,又被分配至北师大任历史系资料员。他努力迎合潮流,编写了一部《李大钊先生传》,由宣文书店出版,印三千册。该书由章士钊、张东荪题签。为编写此书,张次溪多方搜求第一手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开“李学”风气之先。至今该书仍是研究李大钊的权威著作。书中并首次收录了如今为人所熟知的李大钊标准像。张次溪在照片下面撰题记说:“一九五一年夏谒章行严师于东城。见案头悬李大钊先生一九二〇年正月造像一帧。为李先生亲笔题字以赠吴弱男夫人者。极为可珍。因借归制版,以广流传。”不幸的是,该书内容与当时宣传口径不符。被认为“错误甚多”,受到史学界批评,因而很快被禁止销售。曾见一馆藏书,扉页上赫然写着“此书错误极多,请读者注意”字样。
半个世纪沧海桑田,张氏父子屡次奋力登车,却屡次被变幻莫测的列车时刻表所误。终于一直徘徊于站台,黯然神伤。
张次溪的晚年生活,可以从前人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1957年,他才四十八岁,就因高血压病倒。患脑溢血后,半身不遂,在家养病。次年,他和弟弟——畜牧学家张仲葛——商量,将建成四十年的张园捐出。1959年7月12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又闻希白言,张次溪为白寿彝所裁,生活大成问题。寿彝独不记从前困厄时耶?”周作人致曹聚仁信中也说:“因高君嘱代张次溪君拉稿,而稿件不准出口,故只能照例请大公报办事处代劳,转到报馆了。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
1968年9月9日,张次溪去世。周汝昌与张打过交道,他在《北斗京华》中写了一笔:“‘文革’后我打听他的情况,有人说,他死得很惨。倘如此,一切俱不可问了。”谢其章的《搜书记》则说:“最后给杨良志打电话,讲我连发数文是‘杂志腕’了,笑谈。又讲当年张次溪书二万册由其子售出,杨曾亲见张藏书。张一九六八年死于红卫兵之手,状甚惨,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还是说说他的藏书。
张次溪一生痴迷于此道。据其子张叔文说,张家藏书“文革”中被红卫兵尽数抄走。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方才发还。尚存一万七千多册。这些书后来大部分归了中国书店。所以北京藏书圈中稍有资历者,都或多或少购得过几册张氏藏书。
周作人回复张次溪的信
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中国书店秋季拍卖会上,恰好有一批张次溪上款的信札,均以高价成交。从中亦可稍见其晚年交游。如俞平伯1962年信中说:“知寻访芹溪旧迹,雅兴良不浅也。”说明张氏即便暮年屡受疾病侵扰,治学之心依然不辍。又,1964年张次溪请周作人题诗,周作人复信说:“前嘱写字,虽答应而搁置好久。今日始行写好,请查收。旧作打油诗,竟得此一首,最能写出我的意思(理解这种感情的人大概很不多)。对于剩水残山,不能没有留恋之意,此所以留滞北京也。”
张次溪与周作人,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是当仁不让的解人。故此诗既道出周作人心声,也可为张次溪的半生梦寐做一写照。诗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周作人赠与张次溪的诗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袁崇焕祠,张次溪,周作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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