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丨陈晓维：流水斜阳张次溪

在广渠门工作了十年，却没去过近在咫尺的袁崇焕祠。公司要搬家了，才想起，该去告个别。

祠堂不好找，因为并不临街。得从一个叫“本家润园”的小区进去，才能发现路标。我跟在一位指间香烟缭绕的老人身后，他前面蹦跳着一只左顾右盼的中华田园犬。再往前看，两棵马尾松掩映下的，就是祠堂大门。

祠堂很小，肃穆整洁。一方蓝天，映照头顶。一个男人扔下脸盆，从倒座房里奔出，高呼：买票买票！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祠堂四壁上挂的，便都是广东人的文字。张伯桢是袁崇焕同乡，拜在康有为门下。民国四年，正是他发起倡议，修复袁祠。袁祠西墙上有康有为撰《明袁督师庙记》，对这位热心弟子大加赞赏。北墙上挂着1952年5月叶恭绰、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求保护袁祠。毛泽东在信上批复：“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若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得到批准后，该年8月，由李济深撰、叶恭绰书《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记其经过。文中特别提到了参与筹策奔走的几个人，其中就有张伯桢之子张次溪。

这父子俩，原来在龙潭湖西岸筑有一座张园。园内有亭台楼阁之胜，并建有“袁崇焕故居”。民国时出入园子的，除了在京的一帮广东籍文人，如叶恭绰、陈垣、伦明、容庚，更有齐白石这样的书画家。张园今已不存，但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路过其旧址，所以读书时特别留意园主的名字。

张次溪关于北京的著作之二：《人民首都的天桥》

张次溪1951年赠给谢兴尧的《人民首都的天桥》，由赵龙江先生供图

张次溪以北京史专家著称。一生著作二百余种，主题不离其宗，可称北京赤子。最为人熟知者如《燕都风土丛书》《人民首都的天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他得益于家学，少年即负大志。据《人民首都的天桥》序言，张次溪十三岁就已注意到一些民间绝技正濒临失传，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史料。二十六岁便跻身顾颉刚主持的史学研究会，独当一面负责编写《北平志》。他曾自述“余叠经忧患，而壮志不磨，尝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只是天下之重，非凡人可以承受。既要“为往圣继绝学”，又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传统，使父子俩不甘心安安静静坐在书斋里当个纯粹的学者。想贴近时代，想亦步亦趋，反被时代嘲弄，深受其害。

早在袁世凯执政期，张伯桢便极力劝进。他编纂了一部《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考证项城袁氏是袁崇焕之后。“督师无子，复流其七旬之母、八龄之女，及兄弟妻孥于闽、豫之地”，“顾以近支久居粤、豫”。又借前人之口宣称：“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袁世凯欣然会意，黄袍加身后，即派人赴东莞致祭袁督师。张伯桢更上书建议以袁崇焕为本朝“肇祖原皇帝”，配祀关、岳，并修建“原庙”。可惜，袁世凯帝祚衰薄。原庙尚未落成，便已一命归西。这就是今天袁崇焕祠的前身。

日伪时期，滞留北平的张次溪又出手编纂了《汪精卫先生行实录》，以“东莞张氏拜袁堂”的名义出版。此书由李宣倜、周佛海、周作人等题签，龙榆生作序，汪精卫题识，阵容集一时之盛。收《汪精卫先生著述年表》《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汪精卫先生行实录》诸篇。论其缘起，则汪精卫在书中写道：“余于辛亥九月十六日出刑部狱。其时党禁虽弛，而同人亦各有所事。秘其行踪，不能集狱门外相候。独张君篁溪来迎，遂同至泰安栈。君为留日法政同学。归国后，供职法曹，平日与党人无往来。至是毅然不以指目为嫌，尽其周旋之雅。故人风义，有足多者。”张篁溪即张伯桢。日伪后期，张次溪更一错再错，南下出任伪淮海省教育厅长。

建国后，张次溪试图“机智地摆脱历史的侦察”。他先是入“华大”学习，又被分配至北师大任历史系资料员。他努力迎合潮流，编写了一部《李大钊先生传》，由宣文书店出版，印三千册。该书由章士钊、张东荪题签。为编写此书，张次溪多方搜求第一手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开“李学”风气之先。至今该书仍是研究李大钊的权威著作。书中并首次收录了如今为人所熟知的李大钊标准像。张次溪在照片下面撰题记说：“一九五一年夏谒章行严师于东城。见案头悬李大钊先生一九二〇年正月造像一帧。为李先生亲笔题字以赠吴弱男夫人者。极为可珍。因借归制版，以广流传。”不幸的是，该书内容与当时宣传口径不符。被认为“错误甚多”，受到史学界批评，因而很快被禁止销售。曾见一馆藏书，扉页上赫然写着“此书错误极多，请读者注意”字样。

半个世纪沧海桑田，张氏父子屡次奋力登车，却屡次被变幻莫测的列车时刻表所误。终于一直徘徊于站台，黯然神伤。

张次溪的晚年生活，可以从前人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1957年，他才四十八岁，就因高血压病倒。患脑溢血后，半身不遂，在家养病。次年，他和弟弟——畜牧学家张仲葛——商量，将建成四十年的张园捐出。1959年7月12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又闻希白言，张次溪为白寿彝所裁，生活大成问题。寿彝独不记从前困厄时耶？”周作人致曹聚仁信中也说：“因高君嘱代张次溪君拉稿，而稿件不准出口，故只能照例请大公报办事处代劳，转到报馆了。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

1968年9月9日，张次溪去世。周汝昌与张打过交道，他在《北斗京华》中写了一笔：“‘文革’后我打听他的情况，有人说，他死得很惨。倘如此，一切俱不可问了。”谢其章的《搜书记》则说：“最后给杨良志打电话，讲我连发数文是‘杂志腕’了，笑谈。又讲当年张次溪书二万册由其子售出，杨曾亲见张藏书。张一九六八年死于红卫兵之手，状甚惨，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还是说说他的藏书。

张次溪一生痴迷于此道。据其子张叔文说，张家藏书“文革”中被红卫兵尽数抄走。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方才发还。尚存一万七千多册。这些书后来大部分归了中国书店。所以北京藏书圈中稍有资历者，都或多或少购得过几册张氏藏书。

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中国书店秋季拍卖会上，恰好有一批张次溪上款的信札，均以高价成交。从中亦可稍见其晚年交游。如俞平伯1962年信中说：“知寻访芹溪旧迹，雅兴良不浅也。”说明张氏即便暮年屡受疾病侵扰，治学之心依然不辍。又，1964年张次溪请周作人题诗，周作人复信说：“前嘱写字，虽答应而搁置好久。今日始行写好，请查收。旧作打油诗，竟得此一首，最能写出我的意思（理解这种感情的人大概很不多）。对于剩水残山，不能没有留恋之意，此所以留滞北京也。”

张次溪与周作人，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是当仁不让的解人。故此诗既道出周作人心声，也可为张次溪的半生梦寐做一写照。诗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