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晖：现有的贸易规则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博弈空间

主讲人：干春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题：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

时间：2016年12月28日

主办：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学会

【编者按】

2016年年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在上海表示，2017年中国最重要的不确定性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国内政治因素，这也许会产生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除了看似有“反全球化”的变化，干春晖认为，从经济角度看，世界仍然是确定的。

中国如何应对新一年的经济情况？干春晖提出三点建议：1、避免地缘政治，坚持开放与重商主义；2、基本战略不能受短期因素干扰，不能以减少海外市场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代价；3、要解决政策错配问题。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干春晖发言的摘录：

当前世界经济的变化带给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上升，但从整个世界经济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是平稳状态，这个是确定的。尤其是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没有重大科技以及相对应的产业继续突破，全世界的钱都流出去到处乱跑。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不确定是由于西方国家的一些国内政治因素，精英政治更多考虑资本精英阶层的利益，而现在造成了很多问题，底层民众利益受损，逐渐产生了更加关注底层阶级的收入、民生问题的政治家，有人把这称为“反全球化”，有人认为像特朗普这样是新的重商主义，诸如此类。这些政治家上台以后，反全球化也好，重商主义的做法也好，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从而产生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

地缘政治一冲突，这个世界不太平了，所以给人家的感觉是不确定性。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有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其实世界是蛮确定的，没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这些变化。对中国国内来说，我的判断是经济增长逐渐进入到L型的下半段，经济增长2017年略有一点回落，回落的速度在下降，明年房地产和金融有不确定性波动。

中国经济怎么应对？有几点想法。

第一点，中国应该进一步坚持开放和加大开放的力度，慎用贸易报复手段。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由于美国重返亚太和地缘政治的冲突，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并且在政治上我们也感觉到中国希望利用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扩大我们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倾向。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地缘政治利益和贸易利益间的权衡中，国内民众利用贸易报复的手段和其他国家打贸易战并且获得地缘政治利益的压力，这个呼声越来越高。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欧盟、日本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那个呼声非常高，我们要跟欧盟进行贸易报复，跟他干架，谁怕谁。时不时的有一种力量来鼓励政府跟人家玩儿一场勇敢者的游戏、打一场消耗战，你损失我也损失，看谁受得了。这种压力非常大，在中央部委讨论的时候都有一种呼声。欧盟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仔细算起来，涉及一百亿不到的贸易利益，而且即使跟他打仗，我们还不一定输。在我对外的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利益，微不足道，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大规模的贸易报复手段出现的话，其实是两败俱伤，而且伤得很惨。

应该怎么办？要更加精确地利用已有的贸易规则和机制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不承认没有关系，欧盟这么多国家，我们一个一个谈。欧盟不承认我，你这个国家承认我，最重要的国家分化掉，就可以了。可以一个一个来解决，矛盾最大的先解决，或者好谈的先解决，那就化解了。

美国战略收缩对中国来讲，我们一般觉得是个问题，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如果对中国TPP里最重要的是对国有企业的定义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定义，那TPP不搞的话，如果我们中国牵头贸易体系或者贸易协定，我们能不能重新阐述对于类似国有企业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国营公司定义为美国的国有企业。如果重新按照这个标准，拿了多少补贴，我们都是看股权。其实美国的民营企业，大量接受政府补贴，给你一大笔首批订单，把补贴放到首批采购里面，在第一批产品时就把研发费全部给你了。那这种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这样的话你不让我参加我就不参加，我们重新来定义。利用现有国际体系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机会，见招拆招，办法还是很多的。避免政治化，现有的贸易规则为我们提供了跟他们博弈的广阔空间。这是第一点，人人要坚持我们一贯的重商主义传统，加大开放力度，慎用纯粹的带着贸易保护性的、为了换地缘政治利益牺牲其他的贸易利益的做法。

第二点，我们的基本战略不能受短期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我做了一项统计，对从1984年到前面几年的中国海关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重新产业分类，比较粗，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资本密集型等，看这些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例，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演化顺序：资源型产品出口在改革开放之初占的比重非常高，就是像一条抛物线，前半段往下走，现在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常低；而劳动密集型，尤其是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刚开始比较低，逐渐上升，尤其加入WTO以后达到最高峰，然后这几年又有所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刚开始比较低，然后逐渐逐渐上升，上去以后，这几年上不去了，一直稳定在水平上。现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例变成一条平行线。

按照我们的设想，按理说你应该产业转型升级，如果比较理想，应该是资本密集型比例逐渐上去，那就证明我们产业升级成功了，我们附加值高，在全世界竞争力增强。现在两者是一条平行线，这意味着我们这几年在全球制造业的竞争上不去。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点，可能希望这个市场范围不能扩大太多，出的去的地方只能几个，都是在低端市场，高端市场进不去。

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仍然是要扩大我们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市场范围，扩大规模，为转型升级提供资本鉴别。利用本身大国全球市场优势，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条路还得走，像现在的高铁，如果能够再出去一点就更好。现在有好多这样的制造型产业，我们说是资本很多，但是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其实还是缺钱。不能看面上的，从金融来看钱很多，其实对这些产业要进行升级，还是很困难。你说拿钱投入吧，不是，如果预期不到，看不到这个市场，升级的动力就没有。

我觉得政府应该帮助这些企业。这一点是不能变，不能用减少中国的海外市场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代价。相反，我们应该仍然用我们的比较重商主义传统来帮助企业。因为这个如果成功了，我们中国老的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能够在全球范围有竞争力，然后这个动力的转换才能够有完成，后面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持续增长就有了基础。

第三，应对政策错配。一些理念、顶层理念都特别好，大家一提出来一看OK，就是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当你把一系列的理念和让基层在这个口号下做的事情摆在一起看，就发现说的那个概念和思路和实际做的东西不配套、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有人归纳为政策错配，不是很严谨的概念，但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现在有很多产能去掉以后，价格非常高，国内没有的，还要进口，不去掉会被处分，这些又面临新的情况，它跟我们初衷是不是那么精准地匹配？而且，去的都是民营企业。从中央政策到企业到地方的时候，经过好几道中间阶层，地方又有很多利益。政策执行过程中带来一些问题。

为什么进口减少了？一个原因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别的原因，提出好几个解释，一个是贸易升级。还有现在提出来的，我们进口替代工作做了很多。进口替代精确的测算，哪个靠谱？还有的解释是贸易报复，其实大家看进出口，把产品拉出来看，贸易里面一大部分像苹果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他们是产业贸易，好多看上去中国是贸易顺差，但是这种因素如果考虑了，也不是那么多，美国倒过来考虑也没有那么糟糕。

中国现在的武器制造技术在提高，而且提高得很快。现在有争论，武器制造我们自己研发得太先进了，那就不能被保密。还有一种呼声，说不对，即使现在武器制造，尤其是飞机、战斗机，应该在全球范围里，只要有机会，就要拼命出口。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后续研发、技术改进，就有了经济保障，政府给点补贴，商业上、世界上取得成功。因为很多东西不断改进以后，商业上取得成功以后，像前苏联的“图系列”的飞机，没有后续的改进，批量很少，全球化份额逐渐下去，就没戏了，这个飞机将来灭种了。现在有一派认为，中国在军火出口商中是大国，现在研发上来，应该用商业原则，或者多考虑商业原则，应该扩大规模，这样技术有机会继续下去，另外可以弥补贸易。

（本文根据主办方速记和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