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于英国去世，享年91岁

据美联社消息，英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9日，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家人的陪伴下，于位于英国利兹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1925年11月19日，鲍曼出生于波兰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1971年，鲍曼离开祖国波兰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鲍曼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新穷人》、《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等中文版均有在国内出版，成为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经典著作。

在成为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之前，鲍曼有过一段戎马倥偬的青少年岁月。1939年，鲍曼未满14岁，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打响。鲍曼一家逃亡苏联，幸免于大屠杀。在苏联，少年鲍曼加入了波兰陆军，与纳粹作战。

1950年代初，他成为了波兰陆军最年轻的少校之一。在那些年里，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波兰工党一员。

1953年，鲍曼被突然革职，因为他父亲被发现在以色列大使馆询问移民事宜，而当时的共产党政权持有强烈的反以色列立场。

此后，鲍曼进入华沙大学学习社会学，后来学习哲学，后留校任教。1968年，当局发起反犹运动，他失去了工作，与家人和成千上万波兰犹太人一起被驱逐出境。

鲍曼曾强烈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把西岸比作华沙贫民窟，但1969年到1971年，他工作、居住于以色列，任教于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之后，他定居英国。

鲍曼一生中写过50多本书。其中《现代性与大屠杀》是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有别于许多思想家的是，他把大屠杀的野蛮主义看成现代性的断裂，他把屠杀犹太人与工业主义、理性科层制一道看成是现代性的支柱。他写道：“正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才使得大屠杀变得可以理解。”

1990年代，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一词，用来描述在一个不断变动的当代世界里，个人失去了脚下的根基（left rootless），失去了任何可以预测的参照性框架。

在波兰，鲍曼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2006年，一位右翼历史学家发现一批材料显示，鲍曼曾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为一个军事机构效命，该机构以杀害反对当局者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事后，鲍曼承认他曾隶属该组织，但从事的只是文职工作。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屠杀持不同政见者有关。

然而，波兰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依然将鲍曼看成国家公敌。

2013年，鲍曼在参加弗罗茨瓦夫的一个公共辩论活动时，波兰的极右翼组织的支持者们在场外大喊“耻辱！”“打倒共产主义！”。此后，鲍曼再也没有回过祖国。

在波兰之外，鲍曼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反全球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关怀全球化浪潮中的边缘者、被驱逐者，他们想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愿望被一个边界日益模糊的世界摧毁。因此，鲍曼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青年人中有诸多支持者，他们因为近些年的经济危机深受打击。

去年十月，鲍曼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在这次访谈中，他对特朗普所代表的“强人政治”发表看法：“现在在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会看到一个相同趋势：越来越多人梦想有强人回归。他们（强人）有胆量、有抱负、果敢，他们会说：‘给我权力，我会对你的未来负责。’特朗普就是这样说的。又或者是法国的玛丽·勒庞，她会说：‘法国会重新强大，变成强大的政权。’做出这样的承诺会带来很多政治资本。但这是我们的祖辈们曾经反抗的，他们惧怕极权主义。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忘记了极权主义是什么。你们通过读课本了解它，但是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政权。”

在谈到欧洲的难民问题时，他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对于难民会有如此紧张的反应。他说：“他们标志化、具体化了我们所有的恐惧：昨天他们还在自己的家园中有权有势，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一样。但看看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无家可归、乞讨、缺少生存手段。”

从1971年到1990年退休前，鲍曼一直是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但退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往往每年有新著出版。在近五十载学者生涯中，鲍曼获奖无数。1992年，他获颁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1998年获得阿多诺奖，2010年获得阿里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章。利兹大学创办鲍曼学院，以表彰他对于道德、消费主义、全球化、现代性问题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