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活动家”的存在是对诗歌的伤害

“受难者”的形象

但还是得先说说王明韵的诗歌写作，他的诗歌最主要的关键词是“耳朵”。这与他小时候一次失败的手术经历有关。

1961年11月，王明韵出生在安徽省濉溪县的一个小乡村。他九岁时得了中耳炎，不停打针、吃药，甚至动刀子，但都无济于事。坚持了几年，家人联系了一位五官科专家，决定给他做一次彻底根除的手术。但是手术没能成功，他从此患上了耳鸣症。

王明韵用“如天罗地网”来描述他的耳鸣症，称其为全日制的痛苦。可以想见，耳朵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充斥着尖锐、呼啸的噪音，日子一定不好过。

王明韵此后所有的写作几乎都由耳鸣症生发，甚至成为他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这没什么问题。任何人的写作都要依赖于个人经验，但优秀的写作者不会满足停留于此。

我们有理由敬佩那些在逆境和苦难中迸发出超强能量的人，但对于写作者，衡量他们作品的价值时，仍然应该从作品本身的水准出发，而不必因为个人遭遇的苦难给予同情分。

事实上，读者在了解了作者的苦难经历后，是很难抛开情感因素给予作品客观的评价的，比如很多人对于史铁生和海伦·凯勒的作品，不免在原有的分数上再高抬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作为写作者，如果以苦难为资源，将其包装、兜售，那不免要等而下之很多了。

很难说王明韵是在贩卖困难，但他的作品过于囿于自己的耳疾，而且并未能给予这样的经验在诗学上更为深邃和开阔的考察，却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进得去、出不来。

在《致耳鸣》中，他写道：“我在你在/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他人以桑养蚕/我以命养蝉/多么幸运的人生/病着/且无药可治/且把自己/打扮得不像病人/亲爱的/亲爱的耳鸣/我能把你成为之为/亲爱的吗”

泛滥的抒情妨碍了诗歌把人引往思考的维度，而仅能停留在情感共振，并且这种情感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已经无比经典化了的“热爱生活”，甚至连这一点都未能充分开垦。

王明韵的“以命养蝉”式书写，从一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看不到对诗学观念、写作理路的拓展。在2016年1月写的《病耳朵》中，他还是在说“夜夜叫着，一生的陪伴/一生啊—这命中之命/这上帝的神曲/病耳朵，让我听见/爱的声音，也听见了/刺耳的声音”，还在说“我要奖励你/用微笑做奖品”。

如果说变化，可能也是从“苦难表达”，转而自觉、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受难者”的形象。

2014年王明韵出版了一本自传式的散文集《我的妥协之旅》。在书里，他围绕着他的苦难（除了耳鸣，他在更小时还有一次差点夭折的患病）和与之妥协并豁达的心路历程，描述成接近圣徒受难的过程。

他说他种种疾病和苦难是想置其于死地的死神盯着他。而在耳鸣开始后，他开始每天读《圣经》，“每一次诵读到《诗篇卷二》时，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他也常读禅宗的诗歌。

他还曾独自一人登上九华山，为的是以行走的方式寻求解脱。他这样描述：“那天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我逢寺烧香，见佛磕头。我不一切地冒雨拾级而上，在风声、雨声、雷声、林涛的沙沙声里，困兽一样的‘啊啊’地号叫着……”在整本书里，这样戏剧化的场景、画面，并不少见。

他也说，这些方式并没有让他解脱，在一切无效后他开始自我摧残，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最后他的“救赎”途径——对，他称之为救赎——是靠自己想通了。

他为自己曾经捉麻雀而忏悔，决定补偿它们：我将在写作时，尽量降低笔尖与纸张的声音，我将默诵一首诗，我将为朴素的麻雀写下祈祷词……

圈子、刊物和权力

资料显示，王明韵1992年从中央党校管理系毕业，曾在一大型企业任团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2004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给一朵云》《放飞的鸽群》《最后的道路》《虚构的手势》《原罪》等，散文集《为生命流泪》，报告文学集《走进自己的风景》，以及2014年的《我的妥协之旅》。

至迟于2008年起，他开始担任《诗歌月刊》主编。2013年12月当选安徽省作协副主席，2016年4月当选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2010年和2012年，王明韵曾两度获得“中国少年儿童慈善奖”。2015年，王明韵曾任第一届“安徽诗歌奖”评委。该奖由《诗歌月刊》杂志社、安徽省诗歌学会联合主办。

平心而论，王明韵的诗歌不算太差，只是写到他那种水准的诗人太多了。当然，比他差的更多。

中国当代诗歌，在写作深度、在技艺和思想的探索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但这是以最好的那一批诗人来看的，实际上，当代诗歌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这正是当代诗歌饱受诟病一个原因。不过，也得明白，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都是以所能到达的最高值为标准的，毕竟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不常有，但低劣的作品和低劣的作家却是每个时代都有的。

但是，如果王明韵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出类拔萃，他又是如何能够摘得那么多协会、学会的头衔的呢？

从他的诗歌和文集里，可以看到，王明韵乐于交游，而在中国当今诗歌的大坛子里，混圈子是出人头地、扬名天下的不二法门。混圈子不一定能冒出来，但是不混却几乎不可能快速引起关注，在地方性诗歌群体里更是如此。

王明韵显然深谙此道，他不断参加各种诗会、活动，每有成绩则不惮渲染、宣传。再加上他特殊的个人经历，由此产生的“苦难与坚韧”并峙的诗歌，以及不断完善的“受难者”形象，成为一方“诸侯”也不过是题中之义。

不仅如此，最为关键的是，王明韵在《诗歌月刊》获得的成功。

《诗歌月刊》的前身是《诗歌报》。《诗歌报》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首任主编严阵，后由蒋维扬、乔延凤先后担任主编，其“大诗歌”的概念，“先锋性、青年性、探索性”的办刊宗旨，赢得了众多诗人的喜爱。1985年9月21日至1987年3月6日，《诗歌报》四次推出“崛起的诗群”，介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年诗群体大观”，在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份拥有良好口碑的诗歌刊物的地域属性正是安徽。王明韵在进入《诗歌月刊》后，立足安徽诗坛，保持先锋与青年两大核心宗旨，为他之后的发展铺好了路。

当代诗歌的传播和诗人的出场方式，除了在大致2000年后的六七年里，有过以网络诗歌论坛为主的情况之外，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以刊物为中心。而即便是在网络论坛时代，或者现在的微博朋友圈时代，诗歌刊物仍然在诗人心目中具有正统地位和相当重的分量。

所以说，掌握一份有质量的诗歌刊物，则在诗坛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资源和权力。而安徽又是诗歌大省，其诗人的数量之大、优秀诗人之多在全国各省中都是翘楚，其各种诗歌协会团体的高层自然也被高看一眼，由地方而进全国不过指日之事。

但是，圈子、话语等外在因素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有，而且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在当今中国诗坛，它们过于强大，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诗歌生态无疑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走向更高更远是不利的。

王明韵在采访中曾说，诗歌指向世道人心。诚哉斯言，如果掌握话语和资源的诗人们，能够在编选诗歌年选时、在诗会时、在评奖时，做到不以圈子江湖和哥们义气为先，那么当代诗歌受到的批评和争议，诗人受到的偏见和污名，是不是多少能少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