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所理解的他者：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是美国人

2016年美国大选持续掀起的族裔风波，从特朗普支持者的种族歧视话语，到“模范少数族裔”亚裔转投特朗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的他者，以及美国人如何理解他者。本文是蒂姆·博尔斯特尔曼教授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SHAFR）年会的主席演讲，原题为《在每一个外国人心中：美国人如何理解他者》(Inside Every Foreigner: How Americans Understand Others)，原载于美国《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杂志总第40卷，2016年第1期。由北京大学的牛可教授获得作者授权并协同滕菲翻译，授权澎湃发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美国的普世主义：“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是美国人”

“外国的”（Foreign）：这是我们协会的中间名；这样吧，就算是我们这个协会（SHAFR，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三个中间名中的一个。它是什么意思呢？英语里的“foreign”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相当于“门”和“外”的两个词：意思是门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我们和我们家里的，而不论在门里面的我们是谁。这跟意大利文副词“fuori”意思相近，意思“外边的”，并且跟西班牙语形容词“familiar”（以及英语词“family”）意思相反。外国人不是我们的家里人。

那么他们是我们的家里人吗？——或者说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家里人吗？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人是如何理解其他人群的人性的呢？他们本质上跟美国人是相似呢，还是说他们在文化本质甚至是生物本质上都跟美国人截然不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美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打交道这一问题，大有干系。

我想说，对于美国人如何理解外国人这个问题来说，最有意思的一个回答呈现在斯坦利·库布里克1987年的电影《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的一幕中。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在越南服役的美国大兵的故事。其中一幕是，一名美军上校向他的队伍中的一个心存疑惑的年轻陆军记者宣讲美国在南亚打仗的目的：“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帮助越南人，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外国人（这个上校在这里用了一个带有种族色彩的蔑称来称呼亚洲人，但无疑他是指所有的外国人）心中“都一个美国人的灵魂呼之欲出。”这种普世主义的想法不仅在小说和艺术当中存在。20年后，约翰·皮埃尔（John Prior），一个在伊拉克战场上服役的美军中士向记者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内心深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美国人。”

从1620年的普利茅斯湾到1787年的费城议会厅，到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 ，到2003年横穿伊拉克南部的进军路线，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认为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的原则和实践——不仅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造就的最好的事物，更是与人性的本质相一致的。美国例外论的终极逻辑是：美国历史和美国体制促进了人类精神的充分解放，并推动了人类最高愿望的实现。这种逻辑在冷战时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是一个最终体现其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国度。美国人大都认为，美国民主和美国文化是真正“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公民被赋予自治权和自由，还有一个使他们获得所渴望和需要的任何东西的市场经济。

这种对于美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非美国人内心渴求的想法在20世纪中页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是这些想法并不是冷战中的全新事物。1770年代的革命者们希望其他民族能够仿效他们的行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看到拉美大多数国家确实在随后的一代人中爆发了类似的革命。然而就像在座各位已经熟知的，随后年代里发生的美国扩张的故事中，是在征服的同时不断笨头笨脑地努力改换他人的信仰，从波瓦坦（Powhatan）和佩格特（Pequot）(波瓦坦，北美洲操阿尔冈昆语（Algonquian）的印第安部落联盟，在今弗吉尼亚湖和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一代。佩格特也是美国印第安部落。——译者注)直到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这样。大陆会议在1774年向魁北克的居民们发送的一封信就完美地体现出，一个把自己想象成自由中心的扩张中的帝国是如何缘木求鱼的。这封邀请魁北克人加入北上的殖民地反英联军的信只有寥寥数字：“如果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你们将被征服进自由中。”最后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方成功避免“被征服进自由当中”，其他地方却没那么幸运——或者说没那么不幸，看个人政治观点如何。整个19世纪，美国辖制的范围东起利比里亚、西至夏威夷，北及阿拉斯加，南抵尼加拉瓜。

但是，要让美国的普世主义遍地开花，还不得不克服一些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就是等级式种族思想。顽固的种族和民族偏见仍然使得美国白人不能充分想象非欧洲人（甚至很多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和以东的欧洲人）跟自己是同样的人。另一个障碍是美国精英当中挥之不去的那种文化不安全感。虽然他们对美国的经济成功极为自豪，但是在诸如艺术、文学、戏剧、时尚和饮食等领域仍然仰视欧洲，认为欧洲才是最高文化标准。第三个障碍来自于西半球主义（如果不说是孤立主义的话）传统下对全球义务和军事主义的抵制。二战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相较于其经济实力是微弱的。

随着20世纪中叶的特定环境中美国人如何理解非美国人的意义极大提升，这些障碍在1940年代迅速消失了。二战终止之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军人驻扎在每一个大陆、每一片大洋上；美国经济令人惊叹的复苏将美国的贸易利益扩展到世界各地；殖民主义的衰落重塑了世界政治；冷战将美国的影响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就像国务院在1950年总结“我们的外交政策”时开门见山地说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之间，已不再有真正的区分。”在与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中，美国人必须要懂得他们。

在1945年后美国人所做的，是摆脱先前那些尤其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人类等级观念，同时不断加强那种认为外国人是潜在的美国人的看法。虽然有反对意见始终存在，但是美国社会主流中形成了基于“常识”的广泛中间立场，最终趋向认同《全金属外壳》中的上校和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约翰·皮埃尔中士的那种看法，即：美国的他者经常是成长或者生存在压迫性的政治和宗教体制之下，但只要真的有机会，他们是会表现出和美国人一样的人性的。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美国式的自由、机会和丰裕。固然，这种对外国人的看法是有着种族中心论和自以为是的色彩的，但另一方面又有普世主义色彩和包容性。而且这一看法为处于政治光谱不同位置上的各色人等广泛接受，从呼吁移民改革的自由派到主张在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保守派，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大多数中间派都接受这种看法。很少有美国人信奉文化相对主义。

充满异质性的“美国性”与冷战奠基下的国家团结意识

如果美国文化是自然的，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充分的表达，而且如果其他民族都渴望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甚至成为美国人，那么，美国人最担心的便是经由不自然的颠覆而失去其自然的自由。囚禁是威胁，所谓洗脑就是思想上的囚禁，而这是冷战时代最根本的挑战。虽然在这里我的主题是说：对美国人而言被认为属于外部的范围在不断缩减；但是我也将考虑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情况，即美国人对于可能因为颠覆和囚禁而丧失其自由而倍感焦虑。而且我的结论也将牵涉到这一点，即相对民主的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巨大的磁吸力，美国文化中那种追求舒适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个体主义可能是20世纪国际历史上最大的颠覆力量。

但是首先还是来讲第一重要的事：美国性（Americanness）。美国人在他们的力量最为强大，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广泛的时代，即二战及以后的数十年里，是怎样理解他们自身的美国特性（identity）的呢？毕竟,所谓“外国”（foreignness）这一概念不仅仅跟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线有关，而且意味着一种明确的关于美国性的意识。跟大多数人群一样，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是谁也倾向于怀有很稳定的意识，并把其他民族也想象成具有同样明确的、恒久的民族本性——比如这样一些刻板印象：德国人崇奉秩序，日本人谦卑自抑，意大利人感情用事，英国人坚韧克己，等等。的确，那些关于被称为德国或日本或意大利或英国的实体的观念似乎是有内在逻辑的，所以即便自由民主政体不被认为是 “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也会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相比之下，美国人对于历史上连续不断的人类流动迁移的进程所具有的意涵不甚在意。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故事，一个由两阶段组成的过程：第一阶段，人类从中非东部迁移出来并扩散到全球，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态和语言（因此就起源而论说非洲人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者）；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也就是从大约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散布各地、相距遥远的各民族被重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

一言以蔽之，人是运动着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地运动的历史，其结果是延续不绝的文明进化和政治变迁。即便是英国，这个被美国人奉为自成一体的有所谓天然国界的民族-国家的典范，实际上恰恰源起于来自欧洲大陆多波次入侵和迁居浪潮以及与高地苏格兰人之间的激烈的战争。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代被美国人视为英国性的完美体现，但他其实只是半个英国人，因为他母亲是美国人。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以为他们的国境是凝固的、永久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上帝的恩许。在地图上看，有两个大洋为美国人提供停泊之所，而比较平直的东西两条海岸线简直是恰到好处。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因帝国主义造成的不清爽：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将画面搅乱，而且这两地实际的地理位置也一直让学童和成年公民感到困惑；菲律宾脱离美帝国，最终获得独立；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似乎只是冬季旅游目的地；巴拿马运河区和关塔那摩湾都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浑然不觉。那些东起埃尔帕索和东起森林湖的直线边境线当然跟自然分界线比如说河流山川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对他们国家的地理同一性有任何疑问。

然而，地区差异使得美国性的含义复杂化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内战活生生地显示出美国缺乏团结，而内战以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南方都在美国国家生活中处于游离状态。美国的各部分都声称自己是美国特性独一无二的代表。马萨诸塞标榜清教徒移民始祖，声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主体，给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地区比如说德克萨斯州送去福音的光明。但孤星州对这段历史却并不这么看。除了在该州州长公开谈论要脱离联邦的时候，满怀地方荣誉感的德克萨斯人一向自诩为美国特性的代表。费城则总是自夸自由钟和1787年制宪，全然不提这个往事：法国革命者在1793年将路易十六世砍头之前曾考虑将其放逐到费城，因为这显然是一种足够残酷的惩罚。中西部的人说他们的地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西部人则称他们那里的风光最有美国气象；阿拉斯加人自奉为美国最后的边疆，蒙大拿人则坚称他们的地方是最后的最好的地方。纽约城是这个国家里最著名和最具多样性的地方，或许也同时是最受热爱和最遭憎恨的地方。随着移民涌入，美国人口在1900年达到7500万，在1950年到达1.5亿，在2000年达到3亿，越发不能对美国一言以蔽之地简单归纳了。

然而，尽管美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如此持久的异质性，经过1920年代、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还是出现了新的并且越来越坚固的国家团结意识。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获胜，激发了民族自觉意识和社会团结；而联系更加紧密的全国性市场和传媒，尤其是无线电和电影也有这种效果。海内外的观察家们甚至在二战之前就曾谈论到美国特性的两个新方面：第一，作为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的“美国式生活”，这是建立在个人经济机会和大众自由民主之上；第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宗教自由，导致相对来说偏见较少。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创造了“美国梦”这一历久不衰的词汇，捕捉到那种通过努力工作和坚韧奋斗实现社会流动的乐观精神。美国经由战时的经济扩张和对右翼极权主义的胜利而实现复兴，然后昂然跨入战后时代，决意在国内创造一个空前丰裕的中产阶级社会；对外则是领导所谓的“自由世界”反对新的左翼极权主义的威胁。

冷战中美国领导人的想象是，其他各国人民都渴望能够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无视地球上的千差万别而径直分出“两种道路的选择”，这与《圣经》中对山羊和绵羊的区别(《圣经·马太福音25》典故，即被神诅咒的和祝福的人的区别。——译者注)一脉相承，也正表达了美国人常识性的假设，即认为没有人会自觉选择共产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所有人都渴望自由，只有暴君会将他们置于锁链之中。自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所以美国不反对任何其他民族，而只反对压迫性的政权。其他民族与美国是一致的，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都是一致的。早在美国投入第一次全球战争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把这一假设置于显要位置。威尔逊在1917年宣称：“我们与德国人民没有任何争执，我们对他们除了报有同情和友谊之外别无他想。”他说唯一的敌人是“普鲁士专制制度”，虽然那时候实际上美国反德情绪盛行。然而，20年后大部分美国人都倾向于认为德国人民和美国人一样都是“纳粹匪徒”的受害人。随后在二战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继续坚称，“我们不会与日耳曼种族作对”而只是反对“纳粹阴谋家”。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高潮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说了同样的话：美国“与古巴人民没有任何争执，只不过不能苟同于把自己强加给这个国家的那个政权。”美国国会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9年发布第一份年度“被俘国家宣言”（Captive Nations Declaration），意在揭示在东欧被身处不自由状态下的东欧各国人民遭受的不公。直至在冷战结束后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其政府，全部行动都伴随着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的一个承诺：“事实上我们将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普世主义的幻象，认为美国文化和美国政府对所有人都是最佳选择。这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式的对社会的理解，即各个社会都是有机的、内在地凝聚的，而且相互间在根本上不同。

曾经种族与宗教上的他者：从外来物成为美国国粹

不论美国人对于侵略其他国家持什么看法，也不论他们自我描述为保守的或自由的或温和的，冷战时期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其他民族在极大程度上是跟美国人相似的。的确，其他民族经常希望成为美国人，因为美国在1820至1932年间接纳了超过半数的离开欧洲祖居地的巨大移民人流，这被艾佛德·克洛斯比（Alfred Crosby）称为大约五千万人的“白种人海啸（Caucasian tsunami）”。1917年对亚洲移民的禁止和1924年国家来源地系统（national origins system） 的建立封住了这一潮流，反映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长久存在的本土主义情绪的力量。但是二战期间的地缘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在限制的大坝上打开了裂隙；到了冷战时期为争取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建立良好关系而展开的竞争则最终冲毁了这个大坝。比如，美国军人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乃至于日本、韩国和越南带回数以万计的新娘。1965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终止了国家来源地系统，并制定了一些新的优先标准，比如家庭重新团聚和熟练劳工。可恶的族裔和种族区隔退缩了——不是消失，而是退缩——特别是在公众生活当中。一个曾经由黑白二色构成的社会迅速变得更加种族多元化。在1970年拉丁裔占美国人口的4.5%，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为原来的几乎四倍，达到了17%；在1970年亚洲血统的人占了美国人口的1%，到了2013年增长到原来的四倍以上，达5%。在20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不断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人。

以种族编码的反移民情绪很难说已在美国社会中消失，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清新可见。拉丁裔在现代美国社会中尤其占据了极为重要又饱受争议的一席。这是因为：墨西哥是近年来最大移民数量的来源；美墨边境线成为了所有国家边境线当中经济差距最悬殊的一条；拉丁裔占据了美国人仍然试图据之给各种人群定位的种族几何学中的中间性的和不确定位置。最高法院法官索尼亚·索托玛约尔（Sonia Sotomayor）不久前谈到种族和族裔性对她自己的持久影响。当这个祖籍波多黎各、出生在美国的年轻女性，告诉一个新结识的人她的家乡在哪里后，“继而被追问道：‘不，我是问你真正的家乡是那里？’这样说的人并不管她家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多少代。”反移民传统时间久远、力量强大，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时代，那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警告说宾夕法尼亚正在变成外国人的殖民地，他们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人数多到可以将我们德意志化而不是我们把他们盎格鲁化；他们的外貌不会变得和我们一样，更不会采纳我们的语言和习俗。然而，人们曾经认为德国人与东北部的其他欧裔美国人有着不同的外貌，若干年后这种想法最终被认为是奇谈怪论了；与此类似，关于种族和歧视的主流公众态度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亚洲与非洲的非殖民化后之后的几十年里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或许在冷战高潮年代里更加引人瞩目的变化是美国人主流对于宗教多样性的态度和行为的转变。美国长久以来被公认为比其他西方工业国宗教性更强，虽然其人民的宗教知识并不总能跟得上他们所自称的虔诚。比如试想一下最近的民调所显示的一个事实：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知道发布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是耶稣；还有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相信圣女贞德是诺亚的妻子。在二战前的三百多年里，虽然在立法上强调宗教自由，然而在这个国家占主体的新教徒对待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教者的态度往好里说也不过是容忍；其间对他们疑虑重重，而且发生过无数狂暴的歧视。但是当面对着被认为根深蒂固地反宗教的极权主义敌人时——先是纳粹德国，然后是苏联——美国人中间的宗教差异迅速失去驱动力。取而代之的是目前仍不失新鲜感的 “犹太—基督教传统”旗号下的新的三教合一的公众文化。这个称呼是因1955年赫伯格（Will Herberg）名噪一时的题为 《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Protestant，Catholic,，Jew）的研究而流行起来的。关于什么是外来宗教的概念向来是美国人的一个关键问题，冷战时期美国人的这个概念大大收缩了。

反天主教以往是美国思想中的一大富矿。对于新教徒来说，罗马教廷所代表的无非是歪曲宗教真理，惯用巫术以及操弄对权威的盲目忠诚、泯灭个人的理性和良知。后来的历史中，先是在一战前三十年里出现了大量天主教徒移民的潮流，而他们在1924年以后的限制主义（restrictionist）时代被越来越多地同化；到二战时天主教徒纷纷从军，表现了高涨的爱国主义；冷战中一些著名天主教人物表现出反共狂热，比如麦卡锡（Senator Joseph McCarthy）和斯佩尔曼主教（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而约翰·肯尼迪竟然当选总统。到1970年代，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徒——传统上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为激烈的反天主教力量——居然也逐渐跟保守的天主教徒在新基督教右翼（New Christian Right）的阵营里走到一起。到了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由6名天主教徒法官和3名犹太教徒大法官组成，其中竟然没有一位是新教徒。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对罗马天主教徒的认知的改变：从一个绝对的外来物变成了美国的国粹。

反犹主义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一战前犹太教徒移民涌入，激起了基督教徒的传统偏见和歧视，二战后期实际上还曾有高涨。随后出现了对这一丑陋传统的一连串打击：犹太裔美国人的爱国从军，对纳粹大屠杀的充分揭露，冷战中对于平等和包容的迫切需要，以及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创立。特别是以色列的成功，改变了非犹太美国人眼中的犹太人形象，他们不再是纳粹摆布下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在深怀敌意的非欧洲裔邻国的环伺下坚韧、阳刚的拓荒者，是让沙漠开遍鲜花的成功的农民。这个故事在美国人听来很像美国人自己的故事。对于犹太人的歧视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中迅速下降，这从异族通婚、大学录取程序和工作机会等方面都能看得出来。新基督教右翼中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成为以色列的坚决保卫者，而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纽带。到1996年，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担任以色列总理，而此人的言谈举止与美国人无异，因为他曾在美国多地生活，在美国读高中和大学，并在美国踏上职业生涯。

事过境迁，外国人往往不会永远是外国人。昔日的外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变成了亲密的伙伴。曾经不被信任的内部的外人——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拉丁裔——变成了主流的美国人。现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一个有弹性的、不断扩充的流行文化吸收多样性乃至于异议；而美国外交政策也经常会随着对地缘政治利益的看法的变动而对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予以重新定位。

正在坍塌的绝对外部性

关于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梦想，是大部分美国人最为恐惧的。社会主义的持久魅力，其中的根源在于遍及欧洲的创伤，在于苏联战胜纳粹的军事胜利，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的近亲即帝国主义的厌恶。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来自其对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的关注。它的吸引力还来自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即社会将从一个必要的、物质充分发达的但是充满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更人道的和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者来说，这一替代系统提出了一个对更多自由和公正的承诺。对于具有民族主义热忱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竟然要联合全世界的劳动者，要抹掉将美国严格地定义为美国的国家边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沉痛打击，因为他们长久以来相信他们的国家可以通过传教和教育事业在中国承担特殊作用。仅仅几年前，肯尼斯·怀利参议员（Kenneth Wherry，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人）还在宣称，“在上帝的帮助下，（美国）将不断提升上海，提升再提升，直到它变得和堪萨斯城一样。”然而没过多久，来自堪萨斯城和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就在朝鲜半岛厮杀起来。与此类似，在美国人看来，1959年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正是又一例证，而且这一回竟然已经靠近美国海岸了。四年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新竖立起来的柏林墙，并对五十万东德群众宣称：“我爱这堵墙。”

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人性最自由最崇高的表达；对他们来说，囚禁特别令人厌恶。身体囚禁，比如说在战争中被俘虏已经是够糟的了；而精神囚禁——就是那些丧失自身心智、受到谬误的蛊惑而背叛美国的美国人——则是一种罪恶。这是反自然的。对囚禁的恐惧可以追溯至英国人来到北美并遇到原住民“红脸人”——也就是那些最原始的颠覆分子、社群主义分子——的时候，这一相遇引发了一种持久的焦虑，担心被俘者“变成土著”——即丧失他们自己的原有特性。其实，在美国最主要的关于囚禁的故事乃是数以千万计被迫为奴的黑人劳工的故事，长达数世纪的囚禁留下的深深伤痕至今清晰可见。但是到了1940年代，对于非黑人又不住在南方的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说，种族奴役似乎越来越只是遥远的过去，虽然种族隔离依然存在。

共产主义体制在1949年到了中国，这让很多美国人惊恐万状。特别是一年后的朝鲜战争。当美国士兵成为战俘的时候，一个新的恐惧弥漫在美军指挥层和美国公众中：即关于“洗脑”的恐惧。虽然缺乏科学证据（美国陆军后来承认这一点），但是当21名美国战俘在战后拒绝被遣返回国并自愿前往中国时，洗脑仍然成为一种标准解释。神话在朝鲜战争之后继续流传，渗透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的众多领域，从小说和电影《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到今天的黄金时段热播电视连续剧《国土安全》（Homeland）。洗脑成为1950年代大受欢迎的科幻电影的热门主题，其中经典桥段就是外星人渗入和更换了美国人的思想，然后还让他们的外表保持原样。1956年的电影《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警告说：“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吸走你的思想和记忆，然后你将会在一个没有烦恼的集体主义世界里再生”，没有个体性，没有意义。这种对于保持美国人的个体性和基本人性的关切，正与二战后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学科的迅猛扩张相合拍。

从1917年开始，就有美国人一向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即使是那些对其十分反感的人也在学着与他们相处，并常常从中获取利益。比如说福特汽车公司，它在美国官方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莫斯科新政权之前，就已经在1920年代向苏联售卖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在二战中结成共同反对轴心国的关键联盟的年代里，美国领导人热情号召对苏联采取积极观点。在1948年南斯拉夫退出苏联阵营后，美国与其共产党政府建立了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甚至美国与中国最为冰冷的外交关系在1972年也开始融化，这一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美国与共产党越南缔结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了新的、迅速升温的美越关系。几个月后，尚未赴任的新任越南驻美大使应邀与最顽固、最有势力的美国反共分子（也是多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共进晚餐。赫尔姆斯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农场主，而他们面临美国国内吸烟率不断下降以及对他们的负面报道的压力，正在寻求开辟对烟草更加友好的海外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赫尔姆斯对这次晚宴颇感满意，并随后向记者们解释道：“我最近见到一些越南人，他们有些人同时吸两根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消费者！”

将亚洲性驯化为美国性

在20世纪主流美国人对于什么是外来的事物的理解方面，最大的变化或许就在于对与亚洲人的看法。亚洲裔人在美国的最初形象是一种被妖魔化的和所谓不可同化的“黄祸”，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迅速改变；到1960年代亚裔已经跃升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眼中的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亚洲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类型仍然在很多方面有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将来自一个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有着巨大多样性，而且不同人群相互之间激烈冲突的土地上的人凑合到一起。约翰·道尔（John Dower）和其他历史学家已经清楚地显示，非亚洲裔美国人长久以来对亚裔人有着千差万别的认知和看法，其中很多非常负面，而另外一些却又非常正面。美国与日本的战争以及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强化了这种基于种族的敌意，但是历次战争中美国人又有至关重要的亚洲盟友和他们站在一起，这种情况使得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历次战争中回到美国的军人也会带来亚洲妻子，先是数千位来自日本的妻子，后来在20世纪末已有十万来自韩国的军妻。在这些妇女之外，还有美国家庭收养的韩国孤儿，以及甚受表彰的二战日裔美国老兵（当然还有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金星母亲”），他们都是代表一种朝向太平洋的美国特性的面孔。1956年，加州的选民们将第一个亚洲裔美国人桑德（Dalip Singh Saund）送进国会；亚裔人口占多数的夏威夷在1950年加入美国，成为其第50个州。《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将日裔美国人境遇的变化称为“令人惊讶的大翻转”，因为就在十年前他们还大量地处在战时监禁当中，而现在却“享受着荣誉、富裕和免于遭受歧视的自由，即使他们当中最乐观的人也从没有想到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一切。”

与《读者文摘》和其他人的乐观预期不同的是，将亚洲性驯化为美国性的过程仍在进行中，尚未完成。针对亚洲裔人士的歧视体现在很多方面，从街头暴力到精英大学录取对亚洲裔人设定的更高标准。就后者而言，亚裔申请者有点像是“新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最近出现的有着众多优秀申请者却没有相应录取比例的少数族裔。作为被建构起来的概念，“模范少数族裔”是对当年非裔美国人暴力反抗种族歧视的一种并不含蓄的指责。用历史学家艾伦·吴（音译，Ellen Wu）简洁的程式化表达来说，“简言之，中国城不是瓦茨（Watts）”瓦茨（Watts）（洛杉矶市南部一区，1960年曾因非洲裔美国人社会问题和族裔冲突而收到关注。——译者注） 。模范少数族裔的观念必然也因其偏见而造成自己的负担：亚裔人被期待永远是好学的、遵守秩序的、勤奋的和恭顺的。

但是关于是否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都只是中国和日本的对外延伸这个老问题，已经在冷战中期的岁月里被美国社会主流下了定论，因为似乎他们的皮肤或骨骼（或者他们的“血液”）就承载着他们的文化，这种血肉联系是不可磨灭的。当2009年美国海军拉森号舰停靠在越南岘港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指挥官走下舷梯踏上红地毯并受到欢迎的时候，越南人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就是H. B. 黎（H. B. Le），他在1975年是从越南来到美国的年仅5岁的小难民，现在成为第一位指挥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越南裔美国人。

全球化时代：具有无限吸收能力的美国性

在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当中，由于不断增长的贸易、信息流、文化交流、旅行和移民，美国人眼中的外来物的范围在不断缩小。在食物、音乐、体育、疾病、科学教育和气候变化等各个方面，美国人与非美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交往又因为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的快速传播而更加便利。全球化缩减着美国人观念中外来事物的数量。

当然，不断增多的接触不仅仅只带来理解和亲善关系。对美国操控的全球化的抵制是塑造从俄罗斯到中国到中东再到拉美的政治的因素之一。在整个政治光谱各个位置上的美国有识之士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就已经开始担心不时出现的海外反美情绪。而民意测验经常揭示出美国人在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知识上存在的巨大欠缺。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一个是：2002年岁末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的进行的罗珀民调（Roper poll）显示，只有七分之一（即13%）的18到24岁的美国年轻人能在地图上指出伊拉克的位置——虽然杜鲁多（Garry Trudeau）在他的连环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中回应说，对于萨达姆（Saddam Hussein）来说不幸的是“所有这13%都是海上陆战队”。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普遍无知可能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封闭狭隘更严重，但是由于美国对外参与的规模和强度，美国的这种无知所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可能会有人说，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建立或维持良好关系上的失败，向来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得以存在的膏粱。一个同样庞大的历史撰述体系也在支撑着美国社会内部的偏见和歧视的漫长历史。

总而言之，我的上述看法既不是必然论的也不是盲目乐观的。我的看法不过是：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冷战年代里，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开交往，而这些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当中关于哪些人能够被视为完全的美国人的概念的范围不断扩大，而这里的美国人概念既包括法律层面也包括政治和大众文化层面；也就是说，这种概念扩张发生在美国主流生活的常识层面。到了21世纪初，美国人生活在其中的公共社会的包容性比起20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巨大扩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的迫切必要所导致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美国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最大的优势或许来自其具有无限吸收能力的大众文化和经济。美国社会的运转方式正象是阿米巴原虫遇到外来物时的反应：在最初的相遇后，它缓缓的包围并吸收外来物；于是原来外部的东西变成了内部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烹饪的变化以及大众饮食口味的变化，因为我们吸收外来族裔饮食传统和风格；有些观察家已经指出，事实上美国人最喜欢的接触外国文化的方式就是品尝一下他们的食物。同样的过程在反主流文化的商业化当中也可以看到：曾经是被认为怪异的、外来的东西比如说摇滚乐唱片和熏香——以及现在有些州的大麻——被变成有利可图的消费品。同样的，黑人政治激进分子比如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经是为人恐惧的名字，但多年后他们都在美国一等邮票上展现他们温暖的笑脸。印度裔美国小说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表示，美国“会吸收一切。它容纳差异性，但是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消灭差异性。”特别是移民父母尤其能在他们的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力量所起的作用，对此他们经常混杂着后悔、无可奈何和满意的心情；他们比那些焦虑的本土主义者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力量，也比那些只是关注喧嚷恼怒的本土主义者的狭隘的观察者们（包括历史学家）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力量。

我在1960年代的北卡罗莱纳长大，这个州的这种领导人们靠谈论那些臆想的颠覆威胁大捞政治资本，而所谓的颠覆既来自共产党，也来自于种族融合派、同性恋、嬉皮士乃至于不逆来顺受的妇女，等等。我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去领会那些权势人物们的无知和恶意究竟达到何等程度，比如我们州的前议员赫尔姆斯先生。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他们对于颠覆的看法绝对是错误的。如果真有颠覆性力量横行于世，那么我们最好别以为它来自通常的怀疑对象，而是来自美国自己的民主理念，以及美国自己的流行文化和看上去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求。在这种文化及其派生物的作用下，个人主义、盲目的物质消费和对财富的无穷贪欲的病毒广为蔓延，破坏着其他更具传统性的文化。“文明化的过程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创造更多更大的欲望？”——杰出的教士乔赛亚·斯特朗在1885年提出这个著名的问题。从那时起美国就已经站在“文明化进程”的最前沿了。很多美国人可能认为自己是所谓“保守派”，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所到之处都带来了促使变革发生的持续压力。这里丝毫没有什么保守的东西可言。相反，事实证明美国人才是现代世界真正的颠覆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都笃信，其他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选择像他们自己那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