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前，这7位中国摄影先驱的镜头在曾走在世界前沿

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15日，刘海粟美术馆的展览“来自上海：摄影现代性的检证”展出7位活跃在1920至1940年代的中国摄影家的80件作品。这7位中国摄影先驱的镜头在90年前曾走在世界前沿。在展览同期举行的研讨会上，相关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上海、摄影和现代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上海、摄影与现代性

顾铮（复旦大学教授，展览策展人）：“来自上海”与“Shanghai Aura”

这个展览的英文命名者是陈建华老师。中文题目是“来自上海”，英文题目是“Shanghai Aura”。陈老师是李欧梵的弟子，哈佛博士。从李欧梵的“Shanghai Modern”，叶文心的“Shanghai Splendid”，最近还有一个“Shanghai Home”，现在陈老师提出“Shanghai Aura”，这就是修辞。上海给与人们好多想象，和Aura一拼贴，展览的层次意味完全不一样了。

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将“上海”跟“现代性”联系起来

本雅明的Aura有各种不同的中文翻译，有解释“灵晕”、“光晕”，“灵氛”，但他的意思是originality，或者是authenticity，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东西，就像西方教堂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唯一的。但经过照相，（这些作品的图像）就变成了复制品。我们现在都处于复制时代。但本雅明也恰恰从照相这样一个艺术的复制手段，又发现了一个Aura，这就是作者的一种灵感。（Aura）当然跟照相之间有更密切的关联。照相在一瞬间留下了历史的底片，这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历史瞬间。

“来自上海”，我想顾老师的意思是通过今天这七位艺术家，他们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把“上海”跟“照相”，跟“Modernity”联系起来。从狭窄的意义上说，通过这七位艺术家，我们认知他们摄影的追求跟上海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摄影来说，从这七位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到摄影在上海的起源。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面向，一个艺术的、摄影的呈现，绝不单单只是摄影的问题。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现代性就是全国各地和上海本地共同“到上海去”

我们1990年编的画册当中有一个题目叫“到上海去”。这个话在全国各地都是用的，全国各地，包括上海本土，从（上海）五角场到（上海）外滩也叫作“到上海去”。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上海”它原来的含义是上海县，上海县的边界是在武进路塘沽路这里，一出这里就是宝山了。上海的租界在上海，那一定是“到上海去”。我觉得，现代性其实就是全国各地和上海本地共同“到上海去”。

现代性并不是说要把全中国都变成上海，它仍然会保存很多传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combination。我非常赞同顾铮坚持一种本土性的诠释，把自己本土性的价值说出来。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叙事怎样安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里

1990年代，李欧梵先生做《上海摩登》，2001年出版以后，掀起了一个关于上海摩登的研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文学》这个刊物也转向上海。我有一个感觉，对于上海摄影的现代性这一个研究还没有很充分的展开。

在我看来，顾铮策划这个展览，不仅有历史关怀，不仅是关注1930年代上海文化如何，而是关注这个上海的叙事怎么样妥当地安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怎么样与我们今天、未来上海的发展有某种联系。

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上海的现代性和上海的反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张力体现出来？在关于上海本地的讨论里面，还有一种所谓的“上海底层叙事”，试图用来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对立，建立一个与延安叙事似乎本来就有的联系。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隐含这么一个命题：“来自上海”与“来自延安”。沙飞、吴印咸这些人后来也代表了来自延安的人。

这里面，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可能很尖锐、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在上海的电影里关于殖民化、关于汉奸问题、关于租界的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里，我们现在怎么样给它一个重新的定位、认识和评价。

龚卓军（台南艺术大学教授）：这个部分的现代性，从上海延展到台湾

刚才有老师提到张才、邓南光。快门三剑客在台湾，其中有两位跟上海其实有蛮深的关系。张才也是在上海呆了几年之后，回去台湾，并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与对上海底层生活的直接凝视有关系。这个部分的现代性，从上海延展到台湾，其实到后来影响非常大。

这几位摄影者在穿越媒介，穿越地域，透过上海这样一个精神空间表现了一个超现实的能量。这里面的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

那是一个共存性的时代

蔡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1936年10月的上海，我们看到一个跨媒体的竞争现场

我们的另外一个研究员吴孟晋，他现在是京都国立博物馆的策展人，他在提到上海现代性的时候用了一个日语词汇，“猥杂性”。这个词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意象，理解一个共存性的时代，也是跨媒介、跨文化、跨区域的。这个展览里面只有庄学本一个人是来自上海的。其他人，沙飞来自广东，骆伯年也不是本地的。

现在研究国画的很多学者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民国大量艺术家，他们日常性的跨媒介实践，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看到的沙飞的最后三张作品，是鲁迅的葬礼现场，这个现场发在1936年10月的上海，我们看到了一个跨媒体的竞争现场，包括版画、声音、书法、包括洋画、摄影，以及电影记录。这个展览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提示。

汤惟杰（同济大学教授）：当时的上海包含着很多种可能性

有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以上海为基地的文学的美国学者，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上海是一个mediasphere，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媒介空间。当年上海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形成了非常特殊的领域，使这些事物都能在里面获得一种生长的空间。

顾老师也说到，丁悚先生是一位视觉文化方面的全才。我在查1920年代上海《申报》自由谈的时候，发现丁先生还是一位声音文化、听觉文化的大家，他当时收藏各种各样的唱片。所以当时的上海包含着很多种可能性，这也是今天这个题目诱人的地方。

金华（金石声之子）：当时摄影和电影是有个圈子的

吴印咸其实是电影摄影师。这次展览里面选了好多吴印咸的作品好像是剧照。我怀疑他拍的一些上海的镜头跟他一些电影场景有关系的。《飞鹰》杂志里面一个主要的编辑叫冯四知，他实际上是吴印咸的助手。当时在电通公司拍《风云儿女》，他们是在一起的。我父亲金石声当时也到那个现场去，现在就留下一张照片，拍摄《风云儿女》的袁牧之、王人美，都在里头。这说明他们当时摄影和电影是有个圈子的，互相之间认识的。

蔡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联想到上海美专的私摄影

在看吴印咸的作品时就联想到关于上海美专的私摄影。我们以前在做杨秋人展览的时候，他女儿杨白子还在世，就给我看她家里收藏的一些老照片，这里面太有意思了。当时参与电影拍摄的这批上海美专的成员，他们很多都有私下的这种私摄影，比如呈现出一个男裸体怎么样在一个森林里神话一般的Cosplay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以前都无法想象。“再写刘海粟”的展览里，已经体现出丰富的摄影收藏，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拓展开来。不一定是跨媒体教学这么一种提法，但当时确实在上海美专体现出了比其他美术专科学校更加活泼的盛景。

刘蟾（刘海粟之女）：上海是现代艺术的策源地

所以它（美术教育）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而不是在技巧方面，所以现在的美术学院绘画的教法有点错误，我觉得有点偏了。主要是你思想上对于绘画的理解，然后再以实际的作品呈现，可以培养出多方面的艺术家来。所以于右任说的没错，他说上海美专是现代美术的策源地。应该说，上海是现代艺术的策源地。整个上海，而不只是上海美专。

被展示的和被湮没的

顾铮（复旦大学教授，摄影策展人、评论家）：所有的摄影展览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断章取义

为什么《飞鹰》杂志会出现在这个展览里面？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个（问题）：怎么样拓展展览的纵深感？在金华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把《飞鹰》杂志也作为当时上海摄影实践创作情况的一种反映。

陶为衍（陶冷月之子）：这些作品差点被当作史料而湮没了

以前我只知道这些照片可能有些史料价值，最早的是1923年的，我父亲在袋子上写着的“1923年处女作照片”，里面有一张是《雷峰塔》。《雷峰塔》还是去年顾老师编的摄影集出版以后，当时就是（标）“古塔”，因为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考证过。有人看了以后，打电话过来，说这是雷峰塔。再一查资料，对。这更印证了他1923年就开始拍照了，因为雷峰塔1924年倒的。

当时我在编我父亲的年谱，到他足迹到过的地方。到长沙图书馆的时候，我带着电子版（照片），请地方志的研究员看一看。晚上，《湖南日报》的记者到旅馆来采访。等我离开了以后，湖南图书馆开了新闻发布会，长沙四大报纸全部整版，照片、文章全部都登了。我当时只知道这有史料价值，因为天心阁公园是1925年改建的。

去年正好是我父亲120周年，顾老师编了影集，八百多张里面挑选了六百多张。在上海文史馆第一次展出了80多张照片。

在我手上，这些作品本来可能仅仅被当做史料而被湮没了，就不会很重视。顾老师这样一定位，我就重视保存了，而且可以公开利用。

林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我们本来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上海的现代性

《上海摄影史》这本书中，金石声、骆伯年、沙飞、吴印咸、庄学本，都收进去了。还收了顾铮在前言中所提到的这次展览没有展出的摄影家，比如说郎静山、丁悚、胡伯翔。我们做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笔带多，没有深入。顾铮选的这些摄影家，他们代表了这一时期。

在上海198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北河盟”。上海现代性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枯寂和消隐以后，突然间在他们的镜头中，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弥足珍贵。

十多年前，我带二十几位研究生做上海老摄影人的口述。有一些摄影人，他们的口述史中有历史、有文字，但是没有图像。这段时期的图像，被抄家，被没收，或者说都毁掉了。好多人，我们只能看到他三张五张照片。从中本来可以看到关于上海现代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在一种叙事当中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