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美国号称的“把工作岗位搬回美国”是个伪命题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在即，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料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倡导全球共治共赢；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在即，美国国家元首即将履新，料将进一步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倡导美国美国只有美国。

这世界，南辕北辙，似叫人，难辨东西。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当特朗普说出要对中国征税45%时，全世界都在想，是不是一场贸易大战要全面爆发了？然而，事实上，全球贸易争端与摩擦频发，已经是近年来越来越常见之事。

如果说200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年，那么2009年是国际贸易危机年，持续了近30年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发生逆转。全球贸易量在这一年下跌超过10%，创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之最。

2008年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目前为止只取消了约25%，仍有1196项在执行之中。其中，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平均约4天就会有一项措施出台，远超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进口关税、制定反倾销条款以及国家扶持本土企业等，称得上是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

2015年全球贸易总额下滑逾14%，2016年态势延续，全球贸易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同时，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2015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3倍，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2014年增长了50%，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称，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出台的各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多达145项，相当于每周出台5项限制举措。频率之快、数量之多，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罕见。这一年，美国就采取了90项，又雄踞世界榜首。

不错，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是贸易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危机爆发8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5年1.6个百分点。但保护主义抬头是更深层次原因， 全球贸易下滑趋势严重，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美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

正如特朗普的胜选不是平地风波，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突然出现。美国“孤立主义”倾向抬头已久。2009年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民调结果显示，孤立主义达到近40年来最高，49%的民众表示认同。

作为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和桥头堡，“去全球化”的思潮也在美国孕育和发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指出，自由贸易政策并不必然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增长可能是以发达国家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自由贸易使富国的贫富差异越来越严重。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联储前任副主席阿兰•布林德则指出，信息技术革命使许多传统的非贸易品变为可贸易品，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大量流失。

既有广泛普遍的民意调查作基础，又有高屋建瓴的精英理论来开道，行动起来当然得心应手毫不手软了。

2009年美国推出的大手笔刺激经济方案中，“购买美国货”赫然在列。该条款既违背了WTO的宗旨、目标和基本原则以及成员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违背WTO下多边、诸边或双边等多项协定；奥巴马执政的8年来，针对别国企业和产品，尤其是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进行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层出不穷；对于特朗普热衷于用来威胁中国的“301条款”，即采取报复措施限制别国企业和产品，不管是“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或是“超级301条款”等，奥巴马已经在用；至于为禁止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所谓“337调查”，早已一再上演。

贸易保护主义的故事

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不是个没有故事的同学。

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

英国历史上的《谷物法》强制实施进口关税，却引发粮价高涨和国内政治纷争，最终被取消。

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被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

1807年，美国《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但禁运未能伤害英国，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

贸易保护和自由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 年，英法签定《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1930年，胡佛政府提出并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引发他国贸易保护主义报复。全球贸易大幅缩减，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出口总额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至1932年的12亿美元，经济下降三分之二，一半的人失去工作。大规模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全世界。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枝独秀，开始倡导自由贸易。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接下来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主要国家放任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引发了贸易摩擦。第一次石油危机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经济都明显放慢。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全面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诱因。

当又一次贸易自由主义袭来，再一次经济危机将之击退，那就是2008年后的现今。

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从历史看，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而且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由盛极一时的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自由贸易政策由“新贵”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

一般来说，世界经济在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经济危机发生往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导火索。但事实也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运行的好转，反而可能会加深危机，甚至扩大危机。

此外，如果更深入地去看，会发现，当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兴起，而其隐蔽性变得更强。

当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但方式有所改变。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目标明确，主要是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工业，手段较为单一，主要是构筑高关税壁垒。与之相比，新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许多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要求严格，令其他国家很难达到而且防不胜防。现在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力军”。

甚至新贸易保护是在自由化的名义下完成的。比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利用集团化和区域化对付外来竞争也是一种流行的方式。

因此，看上去，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并且借助于相关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另一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范围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

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不了经济

美国以禁止不公平行为为名，实质上加剧了不公平。而发达国家借用自己的技术和国际规则掌握权等优势，在自由化的旗帜下行“超级保护主义”之实，更是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既然经济和贸易自由主义的扛把子都如此，就不难理解，“去全球化”思潮在全世界加速蔓延了。

然而，这真能“保护”世界经济吗？答案是：不。

国际贸易萎缩，只会不断拖累已经疲弱不堪的全球经济。而且，恐怕发达国家遭受的冲击会更深刻。因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意义更大，从历次贸易自由主义都是由经济强国提出的可见一斑。而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即使短暂可能对国内经济有所帮助，但长久只会削弱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号称的“把工作岗位搬回美国”是个伪命题。当前美国就业率已处在相当充分水平，且出现结构性失业现象，单纯增加岗位数并非解决问题关键。而2009年美国对中国轮胎 “双反”案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现，美国因此争取到了最多1200个工作岗位，付出的经济代价高达11.2亿美元，完全不合算。

不仅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贸易保护只会损害那些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的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可能更甚于一般人的想象。发达国家多半是资本密集型经济，知识密集是其新特征。前期研发投入大，可变成本小，风险相当大。其企业发展在生产方需要较长的产业链和复杂的分工协作关系，在需求方则需要广阔的市场，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对于当今不断缩短研发周期的高科技产品而言，更是如此。因此，贸易保护只会使这些企业陷入困难。此外，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国际采购，其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可能会受到较严重的影响。

中国能够做什么？

近年，中国频频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已连续2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一再提出，全球经济需要更加包容、开放的环境，需要降低投资和贸易壁垒。

历史总是相似，此情此景，可觉熟悉？

当然，此刻，我们更需要积极筹划，接下来该怎么做。

短期而言，必须认识到，在当前，经济复苏短期内难言希望，宏观经济乱象频出，政治不稳定只是表象，实质是国际秩序的混乱和格局重组前的黑暗。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不可避免，而中国必然成为新一轮国际秩序洗牌中的众矢之的。因此需做好“打硬仗”的战略准备。一方面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建设。加快加深结构性改革力度。谁能在这一轮危机中率先完成结构性改革，谁就能够赢得下一轮国际格局重组的先机；另一方面加强外部市场应对能力建设。尤其应注重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应对措施和人才建设。无论是WTO市场经济地位之争，或者刚刚发生的稀土案，都说明我们对于国际竞争法规掌控能力的不足，不及时弥补这一点，难以在接下来的各种无形竞争中获取优先权和优势资源。

中期而言，科技革命仍然可能是当前政治、经济僵局突破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破解“逆全球化”的终极武器。中国应当特别注重前沿科技和基础研究的投入，积极培育人才，制造适合企业充分竞争的公平环境，建立有利于创新的肥沃土壤，在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

长期而言，全球化是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已见曙光，物联网与智能化可能成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从而改变人类的生活场景和状态。因此，中国应当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认清历史趋势，积极呼吁和倡议贸易、投资自由化，帮助全球共识和全球共治，为全球走出阴霾和谋求崛起中大国的信用地位奠定基础。

后记

当人们选出奥巴马时，因为他面孔新。当人们选出特朗普时，因为他主张新。

但是，特朗普有多新？也新不过一只狗。

当阿尔法狗改头换面的踢馆连赢世界最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六十人时，坐实了许多年前人们说的 “当你与一个人在网络上相（hu）谈（xiang）甚（shang）欢（hai），说不定键盘对面只是一只狗”时，你得知道，人类历史上的新生活，也许就要到来。到那时，还能谈什么“逆全球化”？

当此时代，世界正在老旧，人们求新若渴，却求新不得新。但“新”必将到来。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中国，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大势所趋，全球必将更加互联互通共融共治。中国会应势而为；小阶段上，全球还会经历更激励的互异互疑相斗相争。中国需应时而动。

心怀远方，也要砥砺现在，远方越恢宏，现在面对的，就越是一场硬仗。所谓千里之决胜，决在帷幄中运筹。我们要有这个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