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追忆周有光：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博古通今的人

编者按：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他的离世，引发了学界对其的缅怀和追忆。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与周有光生前有过交集的学者，试图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这位“汉语拼音之父”的点滴。

1月14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苏培成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了自己1960年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的情形。那一年，系里请来周有光给他们讲授文字改革课程。课程上了一个学期，隔周上一次，每周一个半小时。“那时周先生只有四十多岁，站在讲台上讲课，讲得非常清楚。”

那门课当时没有教材，只有周有光油印的大纲。“之后教材正式出版，叫做《汉字改革概论》，那是周先生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我个人对文字改革有兴趣，但是知道得不多。从周先生的课里，我了解了文字改革的历史、中央的政策、其中隐含的学术问题等，这些都给我打下了基础。”苏培成说。

“当然，那时候我个人和周先生没有来往。文革结束后，我参加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过这个学会我和周先生有一点来往。”苏培成告诉澎湃新闻，“我认为周先生是一个学者，前半生研究经济学，上世纪50年代服从国家需要，改行研究语言文字学。”

“我说一个观点， ‘改行’这两个字，不做这个事的人觉得好像很轻而易举，其实这个改变对本人来说是个很重大的事情。语言文字学的科学性是很复杂的，一个经济学家变换工作，马上去研究语言文字，其中的难度很大，但周先生很勤奋。他来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按照政府的要求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周先生在语言文字学上贡献很多，一般人了解最多的就是汉语拼音方案。在方案方面，我认为应该注意两点：一个是制定，一个是推行。这不是周先生个人的项目，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体的项目，周先生在其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方案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进入了推行阶段，周先生尽他的能力，对方案的推行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

苏培成还谈道：“周先生对我们国家的语言事业，还做了几件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事情。比如他代表中国，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提议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记录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个提议国际标准化组织最后投票通过了，这是汉语拼音方案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其中有周先生的一份功劳。又比如，中央决定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中文。当时中美双方有联合委员会，每方有三个委员参加这个工作。周先生是中方的三个委员之一，肩负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重大工程。这里面涉及到了各种学科，周先生以他渊博的知识完成了任务。这两件事啊，都值得我们对他表示怀念。”

“对周先生的去世，我表示非常地怀念。愿老先生一路走好。”苏培成感慨。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俞玮琦还记得，2013年12月8日她有幸拜访了周有光老师，进行口述实录采访。“我们进门的时候，他就说很高兴，很欢迎，脾气特温和。我们原本想着他年龄大了，不要打扰太久，没想到他聊光华、聊他夫人，一下子就把话匣子打开了，一聊就是两个小时。”俞玮琦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真的是一个大学者，每天看书、看报，人在家里也一直关注着外面的事。”

俞玮琦坦言，这样一位大学者的好脾气和好性格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后合照的时候，他还说我要把眼镜戴上，这样更精神。”

“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我以前到北京都会去看望他，我们谈话很多，我受了他很多的教育。”著名语言学专家、复旦大学博导陈光磊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周有光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他确实是古今中外都通，又有世界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未来的眼光。”

“他早年上大学时学经济，那时他的业余爱好就是语言文字。1955年后，他转而搞语言文字研究，主持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他退休以后，他又很关心文化的问题。”陈光磊说，“所以我想周先生是从经济学家到语言文字学家再到文化思想家，他就是这样一个学者。搞经济时，他对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搞语言文字后，又对人文、文化、思想有了新的理解。他完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八十几岁后，他还出了好多本书，一百岁以后还出了两本书，这些都是他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思考的结果。他就像复旦校歌里说的那样，非常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我觉得周先生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都不媚俗、不复古、不崇洋，他是一个真善美的人物。”

“1961年，我在北大听文字改革的课。”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彼时自己只有19岁，听了周有光的课后与他的关系就很好。

去年12月20日，冯志伟去拜访周老时，还与他讨论起了让汉语拼音在全世界适用的事。他回忆，那时“周有光先生很激动，精神还不错。虽是112岁的人了，但对每个国家采取的策略，对国家大事、国际大事都洞若观火。”

“周有光是一个删繁就简的人，他要的书一定都在手边，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周有光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