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萨义德的软肋；大卫·哈维辩资本的速率与规模

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西方知识界近日的两场讨论：《雅各宾》杂志刊登的一篇对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批判文章，指责其带来的殖民批判的“文化转向”反而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共谋；大卫·哈维近来刊发在《新左评论》的近来阅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体悟，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当今资本主义速率和规模的辩论。

萨义德与后殖民理论的致命软肋

12月24日，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维克·齐贝尔（Vivek Chibber）在《雅各宾》杂志刊发文章，讨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后世影响。在文中，对后殖民主义和“底层研究”理论（subaltern studies）多有批判的齐贝尔提出，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留下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后世对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批判路径——而这些影响未必都是进步的。

萨义德

齐贝尔在开篇提到，尽管萨义德的《东方学》在20世纪末全球左翼开始失去动力之时推动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并进入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中心，且为人们持续批判和分析殖民与帝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但《东方学》的理论框架有一些致命的不足之处，尤其在于其对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助力。齐贝尔认为，《东方学》的其中一个影响是，后殖民理论以批判殖民的形式出现，但最终和许多殖民主义的遗留形成了结合。

在文中，齐贝尔梳理了萨义德《东方学》论述的独特之处。他指出，在萨义德之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者就已经意识到，西方的东方学传统和其中将东方神秘化、静止化，把东方当成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古老社会的想象，就已经长期为殖民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性化”要素。这其中，殖民者认为古老的“东方”和“西方”有本质不同，因而政治权利、自治政治、阶级觉醒和斗争等内容是“西方的”，不能引入东方社会，且“不适合”东方社会。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追求自治和自由的时代，这种把东方本质化的论述为殖民统治不断张目提供了理论基础。

萨义德在这方面沿袭了前人的论述，是很“唯物”的——统治的具体形式和现实决定了其意识形态机器。但齐贝尔认为，萨义德的《东方学》之所以广受学界欢迎，是因为他的理论从这里开始超越了唯物主义，进入了一种更观念论的层面。

萨义德认为不能只把东方主义视为为殖民主义自身的辩护和理论化武器。在萨义德的理论中，东方主义可以是先于殖民统治就存在的。他将这种“东方主义”视为一种“潜在的”东方主义，并且将其追溯到荷马史诗的时代。在萨义德看来，这种东方主义一直“潜伏”在西方社会中，在近代化过程中和殖民主义结合，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公开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东方主义。这样的梳理构成了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基础，即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力意志”，其存在有赖于自身不断复制、传承一套固定的对东方的认识，而不在于如何认识东方。只要东方主义能够维持其眼中的东方始终是静止的、固态的、不变的，是需要被西方作为“他者”，去帮助攀登“文明阶梯”的，就可以不断将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从而造成对世界的分隔，而这样一来，无论“东方主义”自身如何变化，它都有极强的延续性和传递性。

在萨义德之前的殖民主义批判者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生产关系等方面批判殖民主义。而通过梳理萨义德的这套论述，齐贝尔认为，相比以前的反殖民主义者和反东方主义者，萨义德通过对东方学的“潜在”性质的论述，实现了批判的“文化转向”。

但是齐贝尔认为这种论述和其提供的文化转向构成了很大的问题。他援引叙利亚学者阿兹姆（Sadik Jalal al-Azm）和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阿迈德（Aijaz Ahmad）的批评分析萨义德理论上的困境。阿兹姆在萨义德出版了《东方学》之后就撰写了批评文章。他认为，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在西方的历史的论述，有一种跌入陷阱的危险：萨义德的论述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在批判东方主义中的作用，容易让人误以为东方主义和西方殖民时代的具体政治经济行为没有关系，进而把“东方主义”视为西方某种根本的、内在的固有价值，这就变成和东方主义本身的逻辑一样了，从而又会带来某种“东方和西方有根本不同，所以西方人无法理解东方”的论述。

阿迈德的批判则在《东方学》出版十年后姗姗来迟。阿迈德对萨义德提出了两个批评。其一，他认为，按照萨义德的论述，很多反殖民主义的人也会被归入“东方主义”的行列，尤其是马克思和很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者，他们都被这样认为带着某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其次，萨义德更多是吸收了米歇尔·福柯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理解。但这使得他对东方主义的分析其实建立在某种西方中心的视角上。他的论述将殖民主义归因从“物质”转向“文化”，从而使得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矛头转向了对东方主义的文化批判。结果就是文化的逻辑取代了阶级的逻辑。这样最终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种“文明冲突论”。

萨义德本人生前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些批评。而齐贝尔认为，这反映了萨义德的观念论或者说唯心主义在理论框架中构成的问题。齐贝尔自己认为，殖民主义恰恰不是东方主义文化的产物，而是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他主张恢复对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解、分析与批判。

齐贝尔指出，萨义德所描述的古代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偏见想象当然在历史上存在，但它们是否就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根本逻辑？他认为不是。比如，在古代东方如印度、波斯，也有各种各样的对“他者”的偏见想象，但这些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齐贝尔认为，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批判延伸到荷马时代，然后将之理解为帝国主义的根基和基础，是有很多论述上的漏洞的。

学界中就此有一种对萨义德的理论的“挽救”：将“东方主义”的归因弱化，把“东方主义”理解为一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带有的先决条件，不把它当作完全条件。并且，东方主义似乎必须配合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才会发挥作用。但是齐贝尔也对这种“改进版本”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调和有些多此一举，比如，如果已经产生了殖民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那么它们不就也会诞生自己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吗？仍然可以说东方主义是殖民主义的现实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齐贝尔进一步认为，不是没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就没有帝国主义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帝国系统和殖民体系发现自己急需理论基础的时候，这个系统也会自行创造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服务。

齐贝尔认为，我们需要回到思想的历史背景下审视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理论。萨义德的理论建立在1980年代的美国知识领域中。这一时段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远离马克思的阶级和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向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批判。这也是他的《东方学》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容易被知识界采纳和吸收的一个背景。所以，尽管萨义德仍然试图将自己的理论放在反殖民主义路径上，但相比反殖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运动，萨义德其实反映着美国学院左派的某种“反传统”。在1980年代，美国左翼的知识路径是，一方面用一种“理念工具”标榜自己的激进性，但另一方面远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再然后，他们会以文化批判的激进性宣称自己比马克思更加“激进”。

齐贝尔认为，1990年代开始，一些历史学家如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就开始以“反思东方主义”的方式重新书写殖民时代的历史。而这一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或者最多被清除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和历史书写。因为它们也被贴上了“东方主义”的标签，被认为带上了“殖民主义的凝视”，而被从史学中清理出去了。齐贝尔就此呼吁说，我们有必要在分析和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恢复对资本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强调。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关心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了，而是我们必须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才能让《东方学》中被忽略的部分重新回到视野之中。

参考资料：

https://jacobinmag.com/2021/12/said-orientalism-postcolonial-theory-capitalism-materialism

大卫·哈维辩论资本速率和规模

在最近三期的《新左评论》上，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哈维讨论了自己近来阅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些思考，并引发了一场辩论。

在题为《速率与规模》的文章中，哈维开篇以英国2008到2014年的量化宽松为例子。他指出，尽管英国官方宣传经济刺激政策“缩小了贫富差距”，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因为英国最穷的10%的人口的财富在六年内平均上涨了3000英镑；而这一时段的最富10%英国人，其财富平均增加了35万英镑。如果按照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计算，贫富差距显然是扩大的。他批评，如今的很多研究太重视速率而忽略规模，比如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议题上，我们还在纠结温室气体排放的速率，而没有意识到现存的温室气体已经达到了巨大规模。

放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上，哈维认为很多人忽略了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双重规律”：即资本可以一边大幅扩张，一边起利润率日渐减小。他认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存在着一个情况：一方面，资本的利润率会逐渐减小——即速率上的减缓；另一方面，资本倾向于通过雇佣更多工人来实现对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这就意味着利润的规模会增大。此外，资本还有尽量减小人力雇佣成本的倾向——即尽可能不使用工人，用机器替换工人。哈维认为，这其中蕴含的命题是，资本倾向于不断扩大对“死劳动”，即固定的资产、非劳动力的资产的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攫取更多的劳动中的剩余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速率会大于对“活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对工人的生活、福利等的投入的速率，从而在整个过程中，劳动力群体会扩大，但资本的利润率会不断降低。

哈维认为对劳动力的投入增长速率不够快。一方面会使得全球的劳动力人数增加，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福利和收入增加速率相对不够。所以，一方面企业的绝对的利润规模会增加——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企业利润来自对工人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获取；但另一方面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会降低，因为相比之下对劳动力的投资变少了，竞争又会使得利润率总体趋向于更低。

所以，在哈维看来，未来资本主义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投资和积累会变慢；资本会愿意减少工人，以至于用机器替换更多的工人，并且对剩下的加以更强的培训和管理。但这也将意味着“剩余价值”也在变少，导致整体的、平均的利润率变得更低。而这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未来要面临更加恶化的危机：在当下，资本有各种方式应对危机，比如可以调低对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将更多资本投入类似房地产和金融业的领域。但这种投入最终并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其他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增长速率的下降等等，则会使得不断扩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被足够的生产/消费人群所消化。

哈维的文章引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者赖利（Dylan Riley）的反驳，他认为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分析在坚守教条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如果生产更加机械化，更少工人会导致利润率降低，那么最低技术的，最大比例的收益用来投入工资的企业就会获得最大比例的利润。如果这样为什么企业仍然会愿意大力投入技术革新？又比如，他指责哈维似乎认为利润率下滑会导致企业聘请更多工人，从而提高绝对利润的同时降低利润率，赖利指哈维在谈论着一部分时举例称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群体，难道这些人都是因为利润率下滑才被聘请的吗？他还批评哈维对地产和金融资本的分析太过于教条。最后，他倾向于用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低利率问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家都会愿意维持生产，而折旧的固定资本会使得利润率降低。

哈维对赖利的回应仍然是回到马克思。哈维强调称，资本家之所以愿意投入更多在技术研发，不是为了整体的利润增长，而是取得相对的利润扩大，即要比别的竞争对手都要有效率，而技术的进步又会整体上促成更少的人力投入，从而使得企业可以支配的剩余价值降低，并促成平均的利润率下降。至于全球工人数量增多的现象，他认为这反而是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投入比例的体现——因为增加的工人主要都在发展中国家，其特征就是工资相较于同样处在全球市场中的发达国家要格外低廉。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仍然是工业资本的利润率不断降低和资本整体的不断过剩——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试图以控制全球资本竞争的方式缓解这种矛盾，但在其瓦解之后，这一资本主义的危机循环逻辑——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又重新回归了。

参考资料：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0/articles/david-harvey-rates-and-mass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2/articles/david-harvey-once-more-on-rate-and-mass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2/articles/kheya-bag-susan-watkins-structures-of-op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