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亚非学院学生要求去殖民化引争议：能否不只学白人思想家

近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会呼吁建立一个不以学习柏拉图和康德等白人哲学家为主的课程体系，这一言论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亚非学院学生会每年都会列出希望学校在新的一年做出改变的方向。今年，学生会在教育方面列出了为课程体系去殖民化的愿景，要求增加教学中非白人思想家的比例。

学生到底在要求什么？

学生们的这一要求不出所料地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抨击。

先是为牛津通识系列撰写《康德》一书的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Sir Roger Scruton）在《每日邮报》的采访中猛烈地批评了学生会的这项要求，他说：“学生会的做法说明了学生们不仅无知，而且不思悔改。你不能在还没有对某项学术研究进行深入了解前就把它先排除在外，很显然，这些学生还并不了解他们口中的‘白人哲学’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们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殖民主义的语境，我愿闻其详。”

同样持反对意见的还有白金汉大学（Buckingham University）的副校长安东尼·塞尔登爵士（Sir Anthony Seldon）：“现在政治正确真的有要失控的危险。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理解世界真实的样子，而不是按照某些人的想象去改写历史。”

亚非学院宗教与哲学系的主任艾瑞卡·亨特博士（Dr Erica Hunter）也说，学生会的观点“非常滑稽”。“我坚决反对仅仅为了标新立异而从课程中掉某些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

在批评学生们的过程中，有些报纸还用到了“PC Snowflake”这个词，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温室花朵。在媒体眼中，学生为了“政治正确”显然做过了头，他们如此“去殖民化”的做法看起来就像是象牙塔里养尊处优的大学生们的无病呻吟。

但是，学生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如媒体所说的那样“从课程中排除白人哲学家”吗？正如“反面”网站（Verso）上一篇文章所问，到底是学生们过度政治正确的脆弱内心不能承受一个白人哲学家的面孔，还是脆弱的媒体无法接受学生们对被奉为圭臬的知识体系的质疑？

在学生会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自己是这样说的：

“亚非学院的去殖民化运动是为了矫正殖民主义在该校遗留下来的结构和认识论方面的影响。我们认为，鉴于亚非学院受到英国的殖民主义影响的独特历史，本学院应该首先肩负起直面以上问题的责任。在亚非学院百年校庆之际，我们也希望能为下一个百年描绘一幅蓝图，因此，今天的讨论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关键。”

在这段陈述下方，学生会一共列出了七条愿景，正是其中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引起了争议：

“第六，保证大部分在我们课程中出现的哲学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地区（Global South or it’s diaspora）。亚非学院的关注重点是亚洲和非洲，因此它学术理论的基础应该来源于亚洲和非洲的哲学家。

“第七，如果有必要学习白人哲学家的理论，那么要批判地学习ta们的著作。比如承认所谓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所处的殖民主义语境。”

在两段话中，只说到了希望提高来自其他国家的哲学家的比例，并没有任何要求“剔除白人哲学家”的说法。针对媒体的夸张和渲染，学生会在Facebook上回应：“媒体关于亚非学院去殖民化运动的报道全部聚焦在所谓的‘禁止’和把思想家们从教学大纲中‘去除’。这是对该运动极大曲解。我们并没有要求移除某些思想家，而是要求把他们还原到他们各自的社会语境中去，我们希望我们的课程设置能够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多样性。我们不是想要限制对知识的获取，相反，我们想要质问生产和教授知识的方式。这不是要限制思想或言论自由，而是呼吁也对我们的课程大纲进行批判式的检验，看看它里面是否存在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是如何导致课程设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知识与权力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全称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英文名是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它名中这个Oriental不能不令人想起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批判，事实上，亚非学院确实曾有通过知识生产来为权力背书的历史。在20世纪10年代，亚非学院建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殖民地政府、商人、军官等人提供指导，教授他们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如何对该地进行管理，以此增强不列颠在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商业和军事的影响力。鉴于亚非学院的历史，它现在带头在学校内开展去殖民化运动，反思高校内的知识生产体系，也并不令人奇怪。

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亚非学院已经成为了一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与中东的顶尖人文及社科学术机构。它的学生也有约一半以上来自除英国外的其他地区，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背景。但是，它多元的学生构成依然不能遮掩知识体系和课程设置本身的问题。

学生会的联合主席阿里·哈比卜（Ali Habib）说，“在我们的政治学导论课上，我们学了28位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其中只有两个不是白人，一个是甘地，另一个是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另一位在亚非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则回忆起自己当年上文化比较课的经历。她向教授提问，“既然我们上的是文化比较，为什么我们用的全是西方的文学理论？”教授一时也难以回答。她说有时她也觉得奇怪，明明是亚非学院，为什么依然主要在学习白人的理论。“在上人类学课程学到‘语言’这一块的时候，虽然老师让我们举各个文化里的例子，但是分析的时候用的依然是本杰明·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现在的研究都讲求‘自反性’，沃尔夫是美国人，他肯定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英国黑人学者联合会（Black British Academics）的创始人黛博拉·加布里尔（Dr Deboral Gabriel）肯定了学生们的行为。她告诉《独立报》称，学生们明显只是想让学术讨论在文化方面更加多元，这符合他们学校的宗旨，并且他们也在反思母校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学校的教学总是受到很多限制，往往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这些学生们号召学者们尽自己的责任，在教学中兼顾多元的文化语境，这也是我们都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

反思学术生产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就是要直面知识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性。作为萨义德东方学的思想来源，福柯早已论述过属于特定阶级的有偏见的知识是怎样被伪装成客观真理，从而被运用来维护统治。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会要求把那些传统上看成是普遍真理的白人哲学家的理论放在特定语境之中进行学习。

在恰当的语境下看待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正如《另一种大学的模样是可能的》文章中所说，当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宣扬人的个体性、理性、平等、自由和财产权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作‘人’”这个分类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回答。亚非学院世界哲学专业的教师西恩·霍桑博士（Dr Sian Hawthorne）表示， “任何有批判精神的思考者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启蒙时代欧洲的伟大思想家们如此深刻地阐述着知识所具有的解放人类的潜力，高呼着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同一时刻，欧洲在对全球进行殖民，并且进行着奴隶交易？” 约翰·洛克（John Locke），启蒙时代英国的著名思想家、《政府论》和《人类理解论》的作者，但同时也是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股东，参与投资奴隶贸易，并且用私有财产权为奴隶制辩护。本雅明曾说“对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对野蛮的记录”，这句话在这里读起来格外发人深省。

亚非学院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例，事实上它是所有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都可能存在的问题。几乎每一门“哲学导论”或者“社会学导论”课都以介绍西方的哲学或社会学思想为主。如果学校是在中国，可能会因为是自己国家的原因，多在哲学系开设一些中国哲学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知之甚少。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除了欧洲和北美，亚非拉地区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理论产出。一名在亚非学院人类与发展学就读的本科生说，人类学本身就是从西方发源，非西方地区的学者后来用的也是西方的理论，理论创新几乎很少。这其实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一种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新殖民主义。在西方已经在学术圈掌握霸权的时候，后进入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很难不屈从于现有的学术金字塔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且不论新的研究，在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难道有色人种，或者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真的没有生产出什么有“价值”的理论吗？这个“价值”必须打上引号，以强调价值判断中无法避免的主观性。查尔斯·米尔斯在一篇名为《为政治哲学去殖民化》的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政治哲学这个学科知识体系本身的欧洲中心主义。她说，900页的《当代政治哲学导读》，在介绍学科发展历史的时候这么总结：“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政治哲学理论停滞不前…学科内没有出版任何重要的著作。”讽刺的是，这也正是反殖民运动积蓄力量的时期，是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发轫的时期，但是这些思想的萌芽却都没有被看作是“重要的”学科进步和发展，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说到这里，这已经不是想象另一个大学的模样的问题，而是如何想象另一种更加多元、平等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学术经典何以成为经典？是历史的选择吗？然而，历史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一种必然，或者，也根本没有所谓的必然。对经典的淘选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聚光灯。在西方对全球进行殖民和扩张的时候，它也把自己的认识论变成了“真理”。人类学、社会学对于神秘东方的研究就像哥伦布“发现”了一直就存在在那里的新大陆，哲学、政治学对于人类理性和契约社会的想象更是摆脱不了思想家们自身所处的阶级的局限。当然，西方的哲学思想也会孕育出反对它自身的东西，比如阿伦特将纳粹大屠杀和殖民地上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的“回形标理论”，比如萨特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比如柏克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的指责。对知识体系的去殖民化同样要求我们给予这些反对声音足够的篇幅。

不过，尽管媒体报道很多，伦敦亚非学院内部依旧风平浪静。用一位正在那里念书的同学的话来说，“关心的人很关心，不关心的人照常喝酒。”她也说，学校里对去殖民化的话题的讨论也不是从前几天才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是想在短期内做出什么改变也是非常困难。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媒体的广泛报道，亚非学院也算是把一个人人闭口不谈的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可以说是指出了学术圈内的一头巨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学校的发言人黛博拉·约翰斯顿博士（Dr Deborah Johnston）肯定了学生们的这种行为，“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总是能从我们所研究地区的视角来看待全球问题。对我们的课程设置进行知性和批判性的讨论有利于学校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