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僖婧 王思渝丨接续、恢复与重塑：博物馆学研究综述

文 _ 徐僖婧、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性质和独立性一直处在争议之中。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是：博物馆学就是研究关于博物馆这类机构的一切的学科。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获得所有“博物馆学者”的认可，但它的流行也意味着，博物馆学的发展与一个真实的博物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博物馆学者常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职能业务划分为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四大领域；而作为一类机构，博物馆有其管理运营层面的问题，又有其自身的性质、定义、发展史等长期被看作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这也形成了今天博物馆学领域内常见的研究框架。

既然博物馆学的发展与博物馆密不可分，那么，当我们想要讨论2021年内博物馆学的发展时，首先还是得将目光转向这一年内博物馆的发展。

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冲击着全球博物馆领域原有的秩序与平衡。博物馆作为一类以“在场”“亲眼目睹”为传统优势的机构，不得不面临一系列危机。2020年5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发布《博物馆、博物馆从业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报告》，其中便提到了展览活动项目锐减、财政困难、大规模裁员甚至永久闭馆等状况。时至2021年，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各地的博物馆事业需要探寻新的“存活之道”，博物馆领域的后疫情时代已悄然来临。此外，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博物馆对数字技术的亲近早已有之。如今，面对这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和疫情带来的挑战，博物馆在与数字技术跨界融合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博物馆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博物馆与公众、在地社区的关系以及博物馆在“恢复与重塑”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价值。

基本问题的接续

虽然，在2021年，上述问题在博物馆领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这并不妨碍博物馆在主流的业务工作上接续其惯有的传统。2021年的博物馆学研究仍然主要围绕博物馆的收藏、展示、教育和管理等话题展开。

“收藏”这一属性历来都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收藏何物以及如何收藏一直是博物馆学中饱受争议的问题。2021年，基斯特斯（Sandra Kisters）提出通过建立可视化、可访问的藏品储藏体系，为公众接触并研究馆藏资源搭建平台；[1] 而刘书正则从宏观视角梳理了我国博物馆的藏品规模、区域分布及藏品结构，揭示了博物馆收藏的特点与藏品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2] 相较于此，更为“激进”的发展体现在，近年来许多并无馆藏的机构也开始以“博物馆”自称，并主张将自己作为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而一些传统博物馆面对日趋紧张的储藏空间，选择将收藏功能外包给其他独立的存储机构。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和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提出了“库房重整”（RE-ORG）[3] 和“弹性存储”[4] 的工作方法，以推动博物馆构建高性能的储藏空间。

Hiding Making - Showing Creation
Rachel Esner, Sandra Kisters, Ann-Sophie Lehman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21年，展览研究依然占据了博物馆学的半壁江山。博物馆类型的多样化和数量的快速增长促成了博物馆展览事业的繁荣，这体现在各大研究文献对各类展览案例的讨论中。除了量的增长，在内容层面，展览研究也开始在某些脉络上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共性化趋势。例如，关于“物”与“人”关系的思辨已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其中“人”不仅包括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也涵盖了“物”背后的人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基于“物—人”关系的视角，桑荣生和王海将中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机械化的“以物为主”和多元化的“以人为主”，并指出博物馆展览通过对“物—人”关系的深层挖掘和多元阐释，成了人、物、精神与思想的“传递者”。[5] 此外，由“物—人”关系转向衍生的“以观众为中心”的导向也促使博物馆思考如何通过“讲故事”来建构展览的意义与价值，主张将叙事学与传播学的视角引入展览研究。

2021年，国内博物馆学界接续了展览叙事的议题，着眼于反思我国博物馆展陈设计叙事转向的原因，[6] 为判定展览的叙事性构建起一套标准，[7] 并进一步提出将包括多声部叙事方式在内的多元叙事手段应用于展览实践中；[8] 严建强则从博物馆观众的认知特点与偏好出发，通过认知与传播、阐释与理解、反馈与评估三个方面的分析，探索如何根据观众的偏好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让观众成为展览传播过程的参与者与合作者。[9] 与“如何讲故事”相伴，“讲故事的人”则是展览研究中的另一重点，在本年度的讨论中，学者尤其强调策展人在博物馆知识生产与传播结构中的位置与关联。沈辰[10] 和彭文[11] 从策展的工作流程出发，聚焦策展人与策展团队、策展与释展的关系，试图探索出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策展体系；耶尔马兹（Pinar Uner Yilmaz）从大型双年展的策展实践出发，提出策展人在艺术家、评论家、观众之间充当着“调解者”的角色；[12] 还有学者提出由传统策展体系向“管理型策展”转变，让更专业的项目经理承担部分策展任务，从而使原有的策展人更多地承担起管理者的职责。[13]

在博物馆学习：博物馆展览中的认知与传播
严建强 /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此外，博物馆教育研究依然活跃。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与讨论也映射着“从物到人”的转向思潮，例如，有学者对美术馆中从事教育的工作人员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呼吁建设代表更多元种族、阶层的教育团队，以实现博物馆促进社会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社会责任。[14] 同时，分众教育的理念继续发展，也促使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继续关注不同年龄段受众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求，试图建立针对特定年龄段人群的教育模式，[15] 并努力将博物馆成人教育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相结合，营造“向社会学习”的氛围。[16] 

另外，当下文旅融合与馆校合作的趋势也推动着博物馆关注相关教育实践，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如首都博物馆基于“读城”展览，开发了系列研学项目，并总结出当前国内博物馆研学实践中存在的诸如课程系统性不足、缺乏成果检验与项目评估机制等弊端；[17] 塔拉 · 扬（Tara Young）则提出了馆校合作的教学范式，并致力于将反种族主义教育融入博物馆体验活动中。[18] 而在教育理论层面上，周婧景与马梦媛从博物馆教育理论的发展史梳理入手，尝试界定博物馆教育理论的概念与内容构成，并预判其未来发展方向将立足于博物馆教育和对象的特殊性，重视教育学理论及其关联的研究，积极探索理论成果与实际的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相结合的道路。[19] 此外，随着博物馆教育问题进一步转向“体验”，也引发了学者对体验问题的反思。例如，尹凯梳理了“体验”概念的发展并提出，为了回应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变动，更宽泛、包容的体验作为一种挑战传统、官方、权威声音的批判性路径，将逐渐成为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出路甚至责任。[20]

Creating Meaningful Museum Experiences for K–12 Audiences
Tara Young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21

近十几年来，观众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博物馆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并主要围绕展览评估、公共服务等层面展开。但总体来说，观众研究在我国博物馆工作中仍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基于此，周婧景、傅翼等人接续去年有关“观众研究基础理论”的话题，并将讨论焦点转移到更为实际的应用层面，分别着眼于博物馆经常性观众的构成情况及影响变量，[21] 分众研究策略的现实意义与思路，[22] 以及观众有效参观时间的影响因素与相应的策展建议[23] 等展开调查、分析与研究。但正如周婧景所言，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做法参考，又存在跨学科的专业瓶颈，当前观众研究依然步履维艰，亟待构建一套更完善的理论体系，也亟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进一步融合。[24]

本年度，西方博物馆学界对与博物馆管理相关的“上层建筑”层面的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主要从“领导力”的角度切入进行了深入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其一为针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领导力培训，这也关系着博物馆领导者需要具备何种技能与资质，以及如何实现专业、公平、有效的领导力培训。例如，有学者针对博物馆与学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揭示出这些工作人员在获得领导力培训的机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并提出博物馆应当通过加强领导力培训来提升管理水平，以更好应对当前与未来的社会挑战。[25] 其二为博物馆领导模式的包容性，这意味着博物馆将邀请哪些群体参与决策过程，以及领导者如何在组织内以尊重、平等的方式与成员合作。对此，卡尔（Christian Carr）认为，具有年龄结构多样性的董事会是实现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博物馆与年轻一代社会纽带的重要方法；[26] 还有学者从薪酬平等、领导层退出机制等层面，呼吁构建平等多元的管理体系，以突破自上而下的层级领导模式的弊端。[27] 对这两方面的关注也体现了学界由内向外的研究取向，即从组织模式和领导者发展开始，到管理权威的转移，再逐渐延伸至博物馆领导力与社区乃至更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上述对与实践相关的议题的讨论的活跃，更为纯粹理论层面的讨论在数量上虽然相对单薄，但仍有不少值得注意。

围绕博物馆史，学者除了对早期博物馆史（这涉及博物馆的成型、博物馆政治性等一系列问题）保持兴趣之外，也开始关注其近40年来的思想脉络及发展。例如，王思渝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物馆对“社区”概念加以发展的三次会议和内在思想脉络展开了讨论。[28] 王思渝、尹凯都进一步关心在思想史和社会史层面的新博物馆学的意义：前者通过梳理新博物馆学在我国的引入与发展的脉络，指出新博物馆学之后的发展应当关注博物馆与更广泛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29] 后者重新梳理、阐释与反思新博物馆学的西方概念与关键议题，并从中找到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契机。[30] 刘迪 [31] 和切利奥（Clarissa J. Ceglio）[32] 则分别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与美国二战时期的博物馆史，在对特定历史时空下博物馆与博物馆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中，探求博物馆的核心使命。

此外，也有诸多学者关注博物馆的性质与责任等更根本性的问题。如索耶斯（Bruno Brulon Soares）从201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以来针对博物馆的新定义的辩论出发，认为对博物馆的定义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可以决定谁有权保留历史并把文化传递给未来的社会主体，也昭示着谁将为子孙后代讲述我们的故事，谁又将成为博物馆叙事中的边缘人物。[33] 佛克（John Falk）的研究接续其脉络，并涉及对博物馆宗旨和价值的再阐释。他在著作中阐述了博物馆体验对于提高公众幸福感的重要价值，并为博物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继续增进社会福祉提供了切实的建议。[34]

博物馆体验再探讨
[美] 约翰·福克   林恩·迪尔金 / 著
马宇罡 等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 2021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角色与使命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带来冲击，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也难以幸免。2021年4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2021年世界博物馆报告》，以其87个会员国在3月开展的线上调查数据为基础，证实了疫情暴发一年之后全球博物馆依然十分脆弱。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博物馆学界也开始重新思考公共文化机构在应对社会性灾难事件中的责任与角色。刘曙光从博物馆与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认为国内博物馆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塑”中应当努力提出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思路与新方法的中国方案。[35]

UNESCO report: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OVID-19
UNESCO
Open Access 2021

这一问题在国际博物馆学界引发的讨论，集中体现为围绕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所进行的讨论。所谓“恢复”，首先无疑指的是走出疫情给博物馆带来的困境，保障公众文化生活与保护多样的人类共同遗产同样至关重要。沈辰结合欧美尤其是加拿大博物馆的情况，指出了疫情所引发的博物馆的开放、财政、减员及社会性平权运动等问题，并就如何将困境转变为机遇进行了展望。[36] 在应对本次疫情带来的冲击时，数字媒介手段异军突起，成为疫情与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文化展示与传播的新路径。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国内外博物馆通过网络直播、线上展览与文化活动等方式实现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在满足艺术欣赏、知识普及功能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将“逛博物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植入公众的观念。[37]

同时，“恢复”也意味着博物馆在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复苏的过程中对公众身心健康与福祉担负的使命。来自史密森尼学会的多林（Zahava D. Doering）向全世界博物馆和相关文化机构发出呼吁，提议将博物馆定位为服务于公众身心疗愈的、具有公益精神的场所，通过提供疫苗教育、接种后勤保障、成为公共卫生信息的发布平台等方式与卫生部门及社区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在疫情大流行中发挥独特和关键的作用。[38]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博物馆应当参与构建人们有关疫情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针对疫情集体记忆的保存与展示，肖波[39] 提出构建灾难型纪念空间的具体思路，马萍[40] 则分析了将灾害记忆从经验性事实转化为意义化叙事的路径与模式。

“重塑”则指向未来，意在重建博物馆与公众的联系，重塑博物馆的社会形象。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所言，全球疫情使得一些原本已迫切的问题进一步加剧，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的诘问以及对平等包容的呼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学界基于对自身及外界的观察，也重新致力于思考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温琦接续了对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的讨论，进一步提出“包容的博物馆”在后疫情时代的新特点，即从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在线上公共服务中创造开放、互动与包容的环境，以抵抗疫情隔离时期的排斥感、孤独等负面情绪。[41] 此外，借助博物馆来重塑社会公平的主张也是西方博物馆学界一直关注的重点。例如，有的学者将视角转向博物馆机构内部，鼓励在聘用工作人员、建立博物馆组织与管理体制时充分保证弱势群体与社区的话语权，对抗社会的排斥与不平等。[42]

数字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博物馆体验与文化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类新平台与新业态的诞生与兴起，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形式日益呈现出数字化、智慧化的特点，疫情的冲击也加速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步伐。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博物馆的传统工作模式，甚至重塑着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

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Amsterdam City Archives) 展览《伦勃朗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Rembrandt），图片来源网络。

面对新形势下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博物馆学界对数字多媒体技术与博物馆各项业务的融合给予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在实践层面，有学者探讨了计算机视觉技术在博物馆馆藏数据中的应用；[43] 有学者强调在展览中使用包容性多媒体音频对于增强观众记忆的积极效果；[44] 修（Philip Hughes）展示了当代数字新技术如何与传统展示传播形式交织，创造出强大的叙事空间；[45] 艾莉 · 金（Ellie King）等人则通过对疫情期间博物馆线上内容的观察与分析，提醒大家关注博物馆数字内容如何更好地呈现遗产价值、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等新兴话题。[46] 而在更理念层面的讨论中，学者强调数字技术影响下博物馆传播模式的转变。纪晓宇提出博物馆藏品传播的“泛在化连接”，意在揭示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塑造的超级连接的社会中，策展人、藏品、观众和语境之间的关联可以进一步超越场馆与实体的传播模式，嵌入公众的生活场景，成为一种泛在化的存在；[47] 安来顺进一步指出，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博物馆将会创造一种与公众对话的全新模式，由单一或数个渠道传播变为全渠道传播，全面优化和升级博物馆与所服务社区之间的关系。[48]

Storytelling Exhibitions: Identity, Truth and Wonder
Philip Hugh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1

数字媒体的进步，也使得沉浸式展览这一新的展览形式应运而生，并凭借其多重感官体验与强交互性的特点在全球迅速掀起热潮。但沉浸式展览过度商业化和泛娱乐化的倾向也备受争议，学者开始对这一展览形式进行反思与解剖。比如，有学者对沉浸式展览的设计与制作流程进行解构，揭示其创意生产过程中体现的跨学科合作特点；[49] 还有学者由沉浸式展览延伸至作为多感官场所的博物馆，提出数字时代的博物馆需要改变传统策展理念中“向参观者讲述一个固定故事”的思路，通过调动观众的情感体验和切身参与，共同建构展览的故事与意义；[50] 更多的学者则开始思考沉浸式展览大热背后所体现的传播理念与价值，试图探索博物馆在收藏与教育功能以外如何满足观众本身的动机、需要、体验与期待。由此，对数字时代博物馆的“体验”或“体验导向”的研究成为本年度的关注焦点。温京博和马宝霞分析了数字时代博物馆的多感官体验、虚拟体验等在提升博物馆吸引力、调动观众参与积极性，并在快乐体验中传递新知等方面的作用；[51] 黄泽山则提出了在数字信息革命影响下探索和重建更符合当下观众认知体验需求的展教模式的建议。[52]

除了创造新的文化体验，数字技术也在不断重塑博物馆的形态与观众的参观行为。其中，虚拟技术介入下形成的“具身博物馆” 理念尤为引人关注。这一理念源于具身化理论，即观众能通过多重感官的体验，更直接地感知博物馆中的物与环境，构建对物的认识。王思怡认为，虚拟技术的应用使得博物馆出现了两种形态：一是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博物馆，二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虚拟博物馆。而后者也使我们意识到，博物馆应当将体验置于认识之上，将身体置于物之上，实现博物馆的具身化。[53] 但具身博物馆的实践也使博物馆的叙事依赖于环境，取决于身体，提醒我们去反思在虚拟技术编织的沉浸式梦境中，观众究竟是在积极地参与互动，还是被技术控制下的边界所局限。正如张晴所言，数字艺术在改变观众欣赏与感知艺术作品的方式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观众与真实的物相隔离，用可复制的普遍审美阻碍了观众与原作之间的精神交流。[54]

博物馆体验、形态与传播方式的转型，也使博物馆学界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李尽沙从文化共享与跨界呈现的角度阐释了数字社会中的博物馆如何与受众生活深度融合，成为社会核心文化的引领者、城市文化共享的重要节点以及联结不同人群与文化观念的重要枢纽。[55] 有学者则强调当代博物馆作为一个聚合数字技术、艺术与知识生产者、文化市场与消费者的平台，在数字艺术领域发挥了领导协商与方向性指引的功能。[56]

结语

总体上看，一方面，2021年博物馆学的发展接续了既有的研究框架，继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其基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社会环境特点，探讨了对未来的重新构想与再出发。 

时代呼唤着博物馆。目前博物馆学界依然存在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这与博物馆学至今未能真正建立起独立的学科体系不无相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对扎根当代社会的实践进行总结、批判与反思，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学科开放性，吸收多学科理论内涵，积极探寻糅合碎片化知识内容，突破基础理论研究瓶颈等创造性路径。

时代塑造着博物馆。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博物馆的深度融合不断拓展着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也为博物馆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公众也期待着博物馆学能进一步关注社会、回归社会、介入社会，以更多元的视角探讨博物馆与文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考察博物馆与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成为当代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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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信睿周报》第64期，原题为“接续、恢复与重塑：2021年博物馆学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