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包弼德：士人社会的形成如何改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1月13日下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Charles H. Carswell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Biographies and Books: Shaping Leterati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in WuZhou 12th-17th C.）的讲座。包弼德利用他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al Detabase，以下简称CBDB），将地方史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反观地方史，展示了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知识史的变化历程。

如何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研究地方史和思想史

包弼德对婺州地区的研究长达二十余年。20世纪90年代，包弼德接触到一些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开始着手将地方史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反观地方史。包弼德认为，如果要研究社会史，那么必须要研究地方史。但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在研究地方史时，往往会遭遇一些问题。第一，在某一个地方，与思想有关的资料往往都属于士人（Leterati）群体。士人是精英群体的一份子，与“庶”或者“民”相对。他们以出仕为目标，并且认定自己具有从政和指导天下的学识与使命。在12世纪以后，士人群体主要出身于为数众多但声名却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士人群体往往是“全国性”的，他们虽然住在某一个地方，但却不一定具有地方意识。

那么，思想史的研究者应该如何研究地方史？包弼德试图从“传记”（Biographies）和“著述”（Books）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在他看来，思想史不仅需要关注人物本身，还需要更多关注人物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地方史的时候，往往会以某一个地方为中心。可是也要考虑到，某一个地方的人，跟别的地方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包弼德利用CBDB的数据信息研究了婺州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其中包括了1108个宋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南宋人，妇女为31人）、412个元朝人（妇女为41人）、1173个明朝人（妇女为5人）、194个清朝人（妇女为6人）。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宋代与婺州地区社交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明州、温州、兴化军、杭州等地，基本都分布在浙江地区。与婺州士人往来最为密切的五个人，依次是吕祖谦、朱熹、陈亮、周必大和王柏。

吕祖谦：一个有学术而无思想的人

在士人社交网络中占据首位的吕祖谦，常与朱熹有书信往来。朱熹经常批评吕祖谦，怀疑吕祖谦不好好阐发道学而搞科举教育。在道学家们看来，科举是与道学背道而驰的。但吕祖谦却回答说：“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是在婺州地区，它已经成为了“独学”，没有人会去讲论切磋。如果连科举都不讲，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读书人汇聚起来。“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怠也”，吕祖谦自辩说，他在讲论科举的时候，对道学研究也没有懈怠。

从CBDB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婺州地区大部分进士都是吕祖谦的学生。包弼德认为，吕祖谦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但恐怕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有学术，但却没有思想。但是，包弼德的朋友田浩却认为，吕祖谦在当时确实是道学的领导人物，中国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吕祖谦非常伟大，甚至认为他的伟大程度超过了朱熹。但是，包弼德并不同意这些看法。第一，他看不到吕祖谦在哲学方面有什么思想，第二，他也认为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在交际网络方面，朱熹都比吕祖谦要大得多。从CBDB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在学生的分布方面，吕祖谦的学生是以婺州为中心分布的，而朱熹学生的分布范围则要大得多。他们各自学生的社交网络也显示出，朱熹的影响范围比吕祖谦更大。

吕祖谦在婺州曾订立了一系列的规约。《乾道四年九月规约》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那些对父母不孝顺、与兄弟不友爱、与宗族不和睦、对朋友不真诚，言行相反、文过饰非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如果有人违反规约，其他人应该予以规劝、责备乃至除籍。这些规约显示出道德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吕祖谦还特别强调，不要与“非类”之人来往。所谓的“非类”之人，就是指不是士人的人。即便是亲戚故旧，如果他不是士人，那么也要减少与他的来往。包弼德注意到，这些规约与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不同，后者主要是关于如何求学的方法，而前者主要是对人的习惯、行为与社会表现的约束。但是吕祖谦的规约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张力。比如，吕祖谦一方面强调德行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另一方面却也警示说，作为士人不一定都能够实践德行。另外，吕祖谦认为求学问道应该出于自觉自愿，但同时又设立了许多规约去规定入学的条件。

苏轼如何影响了士人的思想？

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一方面是批评他搞科举教育，另一方面还批评他看苏轼的文章太多。吕祖谦回答说：我看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写得好，不会影响我的思想。而朱熹则说：你看苏轼的文章，然后喜欢上他的文章，这一定会影响你的思想，所以你最好不要看。在朱熹看来，研究道学没有必要去看苏轼的文章。

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苏轼的文章自然很有好处，但是苏轼的文章能不能在思想层面给人以影响呢？按照朱熹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看苏轼的文章、学习苏轼的文章，他就会受到苏轼的影响。那么，当时的人是否认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与思想和学问都没有关系？包弼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说法（应该包括朱熹在内），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包弼德认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苏家（苏辙）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其中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广眉州三苏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刻印北宋秦观编纂的《精骑》6卷、《苏门六君子文萃》70卷、《坡门酬唱集》23卷。在婺州，人们对苏轼文章的兴趣很浓，也大量翻刻苏轼的著作。现在传世的《精骑》虽然只有3卷，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易经》思想的著作《东坡易传》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婺州，苏轼的文章不仅为科举所用，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包弼德认为，苏轼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多元一体的，而朱熹则是一体且排斥多元的。当我们在讲士人社会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科举对士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士人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科举的教育而不是道学的教育。

南宋时，曾经考中进士的潘自牧编纂了一部类书（指按类编排的资料性图书）《记纂渊海》。在宋刻本的“序”中，潘自牧探讨了潘家的历史、对类书的看法以及“言”与“意”的关系。潘家非常富有，在迁到婺州以后，潘家开始与一些士大夫家族建立婚姻关系，其中就包括吕祖谦、朱熹、苏轼等家族。12世纪的南宋出现了很多类书，而且大部分都在婺州出版，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章如愚《群书考索》等。《记纂渊海》其实就是为了写文章而编纂的，它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议论性文章在《记纂渊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议论性文章可以说是标准的古文文章，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而《记纂渊海》中抄录文章最多的作者，就是苏轼。由于大多数士人都接受科举教育，而大量抄录苏轼文章的类书又是为科举而编纂的，因而苏轼也就借由类书与科举，影响了士人的思想。

12世纪以后士人社会的形成

虽然吕祖谦与朱熹有过合作，在婺州大力推行道学，但实际上，各类学术在婺州都有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去看宋本而不是被道学化了的《群书考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特别注重王安石新法，而较少措意道学。

宋末元初，婺州出现了所谓的“金华四贤”：王柏、何基、金履祥、许谦。他们开始追溯并重新认定自朱熹以来的“道统”，而传承的观念，就是“理一分殊”。许谦回答吴师道说：“吾儒之学之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他们在婺州的言行，完全遵循着朱熹的著作，有思想但却不大有学术。1315年元朝重开科举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课本。地方士人为了要了解朱熹的思想，竞相来到婺州学习，成为许谦的弟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道学的社会，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人们需要知道道学的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以后，经济长期衰退，直到15世纪得以恢复。在婺州，书院、县学开始重建，宋元的著作重新出版，士人也开始活跃。到了明末，作为理学对立派的阳明学开始兴起，道学在婺州的地位大大下降，开始衰落。

包弼德特别注意地方历史在南宋的变化。第一，在南宋以前，政府通常会编纂图经，而此时地方志开始兴起。前者主要呈送中央，而后者为地方所掌握，地方士人的历史开始在地方志中凸显出来。第二，地方行政单位开始转变为文化单位。比如像“婺州”，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存在，现在则开始转变为文化意义上的单位，人们提到“婺州”，会开始注意它所代表的这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第三，以往的国家传记开始淡出，而地方传记开始兴起。南宋中期王象之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指出，地方志应该包括一个地方的物产、文化与士人群体。元代吴师道所编纂的南朝梁至宋末金华地区人物的史料《敬乡录》更加强调士人应该去承认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地方志的兴起，凸显了地方在朝代更迭中的意义，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察国家的视角。随之而起的家谱热，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历史的兴起。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地方史，那么我们会看到，南宋时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士人群体开始在地方出现，他们发展地方上的人际关系，但也具有并关注全国性的知识。包弼德特别指出，士人虽然是精英，但不是所有的精英都是士人。士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精英群体，他们不是土豪。而地方士人则想方设法说服地方精英成为士人，并希望让其他精英群体接受他们作为士人的那种优越感。地方士人开始创建并且遵守一些自愿的道德和共同的社会行为。包弼德认为，自宋以来，中国的文化开始等同于士人的文化，地方士人群体取代朝廷开始肩负起了捍卫中国文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