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我为什么热爱中国历史

2014年3月13日下午，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中国一所大学做了一场“我们为什么写历史”的主题讲座。从晚明时期到清代早期再到对于康熙皇帝的广泛兴趣，以及之后对于中西方文化贸易交往活动的关注，史景迁以《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改变中国》、《洪秀全——上帝之子和他的俗世王朝》等自己不同阶段的作品为例，向大家介绍了其研究旨趣的发展变化。史景迁教授从传统史料中发掘新材料、新角度的研究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光临，我很高兴终于来到了这里。我认识很多这里的老师，但是一直没有来过。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为什么热爱中国历史。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文本，但是我的中国话说的不好，所以我需要一个翻译。今天下午，按我的理解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在这么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我很开心。另外，我很感谢梁涛老师，邀请我过来。梁涛老师最近有本书出版了，恭喜他。在我讲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时间供大家提问，梁涛老师会主持。下面我们就开始演讲。

我可否认为今天下午来这里的诸位，都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所以，我们的见面是一个跟历史有关的见面。我将在北京停留几天，接下来我会去中国的其他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图书发布的巡游，这回出版的我的著作都是中译本，而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史料并将它们译为英文。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的书出版了三本。第一本是《曹寅与康熙》，跟17至18世纪清政府的官僚制度有关。这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它还是有生命的。四十多年了，它终于以书的形式出现了。第二本书是《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讲的18世纪的一个中国人旅居法国，经历过法国的宗教生活，而他的生活变得很困难，我们会在后面谈到这本书。第三本书就不是一个人了，它关涉到很多人，它的名字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从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它即将出版。这三本书的写作年代都不一样，《曹寅与康熙》写于1966年，《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是1969年写的，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写于1988年。

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对清朝征服明朝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我对这段时期的变化，尤其是地理位置上的变化、文化中心上的变化尤为感兴趣。所以，我有一个重心就是明朝晚期到清朝初期。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明朝出现了政策上的失误，以至于清朝成功地征服了明朝。结构上是一种什么错误导致了明朝的这种毁灭？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我用一种很友好的方式，内含一些批评也有一些嘲讽。那么，有人问我，我有什么资格去给一个中国的皇帝作一个“自画像”呢？但是，很多的资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触摸到那种本质。所以，这种“自画像”就成为了一种主题。它能帮我们去探索清政府的统治，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内在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研究历史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比如说不同的历史会给我们不同的细节。在你的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也关系到你去寻找相关的资源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比方说，我在研究了康熙六七年以后，我对他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倒过来看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从康熙的反面去研究康熙的话，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我读过一些历史资料，并写了一部书叫《王氏之死》，研究18世纪后期的一位中国妇人。清朝有一个制度，它对死亡是有登记的，尤其是一些暴死的人。而且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细节的问题，康熙所做的是一个皇帝要做的工作，王氏所做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应尽的义务。王氏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通过王氏我们能看到康熙的一个反面，这个妇人在地震之后死于山东的南部。我的写作都是在一些很可靠的证据之下写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康熙的兴趣就变得更为广阔了。康熙之后的皇帝是雍正，但历史学家好像故意把他略过去了。雍正看上去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时期，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雍正是一个滥用权力、疑心病很重的皇帝。而雍正与康熙是有相似处的，正是他们的结合很好地建立了中国的文化和军事力量。

另外一个侧重点就是通过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来看它的本质。1600年以后，不少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定居，很多人认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从一些回忆录和当时的记载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那本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里的主要内容。在康熙的统治时代，天主教会有一个很强的传教时期，本书研究了康熙是如何调整他们与天主教士之间的关系的一些问题。那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非常的聪明，比如说利玛窦，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中文，他是西方第一个能用中文独立写作、出书的人。当时有很多文献可以看到。我研究的另外一个侧重点就是太平天国。从太平天国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外国人一些不可推却的责任。我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上帝的中国儿子》，因为洪秀全笃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研究让我进入了中国的19世纪中期，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朝灭亡，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化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的变化，而且是全球性的一个变化，呈现为人们的恐惧、希望、调整。所以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追寻，直到推翻清政府，一直延续到新政府的建立、推广。那时的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长久、更加智慧的政府。所以，我的书中就把它称为“革命的全景以及振兴”。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探索，看看自己写的一些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写的东西都与中国有关，这是一种让我非常着迷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资源，从这些资源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更多的是得到一些亮光和反思。我很敬佩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和清朝入关的史家，他们由对当时社会某些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一些深刻的历史认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天讲座的题目——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历史、写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我们一种区域，一种不同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过去，以及我们现在的处境和生活。历史总是给我们一些影响，也警醒我们，让我们注意一些细节，一些个人的悲剧。也许做历史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学科，因为我们总是在研究过去的事情，有些故事还很困难，或者说令人很伤心。但是这些故事却在构成着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人的身份。而那这样的东西就能够鼓励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上次在北京大学与同学们的交流中，发现有很多学生对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很感兴趣，这就给了我更多的鼓励。

接下来，我们改变一下我们谈论的主题，我想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及与北大学生的交流，来总结一下我演讲中的讲三个主题。我的第一个主题是一种跨文化的追寻、一种兴趣。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他们是如何跨文化的？跨文化的价值在哪里？文化的跨越与宗教冲突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这种跨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在历史被阅读及重写的过程当中又是怎么被重构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和一些中国学者都很感兴趣的一个人叫沈福宗。他于1687年去过欧洲，见过英王和法王，而且很积极地进行文化的交流。比如说，他曾经和教皇教庭人员谈过话。在他短短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些东西，他是一个能说拉丁文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利用自己通晓拉丁文的能力与当时的英法官员、宗教人员进行交流。所以，这样让我想到了一种通用语言的价值。由于这种语言的工具，他能接触到很多的科学、工厂、图书馆等等。耶稣教会在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中国的经典翻译过去，沈福宗参与了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的活动。1687年，拉丁文的《论语》已经出版了，而且翻译得很好。同时，他还和当时的很多学者进行过交流，这些学者多是那个时代的启蒙学者。他曾受到英王和法王的接见。他们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沈福宗在欧洲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业余生活的记録。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通用语言”，那就是——弈棋。他经常和那些欧洲的学者们一起下棋。总之这样一个中国人的旅欧生活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返回中国的途上，沈福宗突然发烧，并很快就去世了。这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他回到了中国，向康熙皇帝介绍一下英法的历史，那么对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呢？

我想再说一个细节，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每当有西方人想去中国，如果你问到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人的想法、心理和中国文化，而是需要知道多少汉字，才能够去中国。然后会问如果他不懂汉字该怎么办？所以，从17世纪到现在你都会发现会有一些广告，他们会卖给你一个秘诀或者一个套餐，在五周之内帮你掌握汉字，让你熟练使用汉语。他们会声称掌握了拥有中国这把锁的钥匙，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是管用的，因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17至18世纪的时候，那些学者会告诉外国人，需要掌握一万两千个汉字，还不包括那些历史、科学等其他的，还有官府上面用的一些术语。

我研究的第二个主题与经济有关。特别是1783年美国独立时期，英美对中国市场的开发特别感兴趣。他们很想来中国做生意。而那个时期，清政府对他们的权利做了许多限制，特别是外国人的居留问题，这造成了外国人和清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中国人总是觉得他们要抗拒西方人，他们不需要西方做的东西，认为西方人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中国人身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争端，但是西方人还是通过一些协议、建议以及在中国开展的贸易，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建了他们自己的房子、建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并在妇女和儿童问题上多有参与，但历史上记录最多的还是关于鸦片的战争。

第三个主题，我把它称之为中国——世界。在这里，关于一个国家政权上的资料是不会造假的，如政府秩序、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我们可以回到雍正时期，如果你们细读雍正时期的材料的话，这些材料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如果你四处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材料都没有人研究，比如河流的情况、道路的情况、水域的情况，以及商人与旅人之间如何互相帮助？考试作弊的事情、各种各样宣传的张贴画、语系的问题、人们到哪里及如何找医生，还有寺庙的情况以及如何祭祀，等等。

下面稍作总结，我为什么写历史？历史能够让我更加深入地探索过去，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是不可以去探索的。也许我们会搜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也可能让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总是与过去相连，历史对我来说，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而历史资料有其脆弱性，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的话，就应该保持清醒，因为这些资料无论看起来多么地可靠、有趣，它都有可能是编造的、假的，是谎话。另外，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假故事这种形式是如何切入我们的生活的。历史总会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看到未来，而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国家、社会、个人、孩子和夫妻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总的来说，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清醒，注意到一些边缘性的地方，来保持一种好奇心。此外，我还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全球文化传承。

本文来源“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微信公号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当代最受瞩目的美国汉学家之一，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与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一道被称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之后的美国汉学“三杰”。据悉，史先生于2021年12月26日去世。

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以“讲故事”方式写作，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也是学术畅销书高手。自1974年以来，他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与曹寅》、《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

原标题：《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我为什么热爱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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