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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麒：评陈尚君《贞石诠唐》

朱玉麒

2017-01-22 18:18

来源：唐研究

该书是陈尚君教授研治唐代石刻的论文汇集，凡31篇。据其自序，诠次为五列：其一通述石刻文献之研究意义者2篇，其二据石刻考订文史而能淹贯一代者7篇，其三以个案研究为主者9篇（第9篇《贞石偶得》裒辑不同时期短札11则），其四为书序书评及综述者11篇，其五则以长沙窑瓷器题诗为附录者2篇。如所周知，陈尚君教授自问学复旦以来，以一人之力，补苴清人全唐诗文总集之遗漏，而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之作。《全唐诗补编》以系统阅读存世唐宋典籍为核心，钩稽逸诗四千三百余首，虽元明清著作中之唐人石刻碑帖亦为其排查对象，而初未以新出石刻为主；《全唐文补编》的出版晚于前者几二十年，辑得唐人文章五千八百余篇，涉及作家近两千人。其时唐代新出石刻文献层出不穷、整理蔚成风气，而补编之发凡起例，开宗明义，即称：“近世所出墓志，今人已辑为《唐代墓志汇编》，一般不重复收录。”似乎对于石刻文献无所措意。其以往所出论集如《唐代文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并不以石刻为论，《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汉唐文学与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也仅三四篇以石刻研究为题的论文及若干石刻整理文献书评被汇集。今兹《贞石诠唐》付梓，则可知其浸淫唐刻，与其他载体文献的研究一样，付出了系统而广泛的程功。从最早发表于1985年的《〈集古录〉及跋尾之成书》，到撰成于2014年的《〈殷亮墓志〉考镜》，这些成果记录了作者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石刻文献而不断精进的历程，展现了作者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取精用弘、采铜于山的丰富格局。

本论集开卷有益者，约而言之，有以下诸端。

一，对唐代石刻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的总体把握。

论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已知唐代文献通盘把握的基础上，对新出石刻文献做竭泽而渔的追踪研究。重视石刻文献的初衷，如作者自序，与其早年受岑仲勉广引石刻以纠订遗史阙文的影响有关，故其书名亦与岑仲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等同出一辙。在以往前辈大家的研究理路中，重视新材料的研究必须以对传世已知材料的熟悉为前提，自是通识；然而在今天学科发展细化、追求速效成果的学术态势中，却未必得到普遍认同。本集《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在彰显陈寅恪先生利用石刻文献从事研究的同时，也对陈先生再三致意于“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的治史方法予以褒奖，实际上也是自身从事石刻文献研究的夫子自道。如前所揭，陈尚君教授三十年前即以全唐诗文总集之补订为己任，而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之作；其后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主持《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修订工作，均以一代之文献为整理对象。补遗、订正的劳作，首在排查以往辑录之是非，尤其是清编全唐诗文不明出处，又须检核来历。故其于唐代以来相关传世典籍，均作拉网式过滤，逐渐形成其如“户籍警”般分门别类的唐代人事档案数据库。这种逻辑严密、循序渐进的文献收罗，使之与新出文献的对接有了完美无缝的良好效应。作者在《敬畏传统》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自序其学术体会，第一即“掌握目录学以求全面掌握已佚和存世文献”，堪称是其石刻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

故就石刻文献的综合把握而言，作者对石刻史料细大不捐的系统收罗和排比所得，乃能金针度人。本论集中以《石刻文献述要》为首的书评与综述性论文，构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石刻文献比较完整的信息渠道。它不仅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以往石刻文献的大宗，而对当代辑成的新出唐代石刻也有系统的把握，特别是对这些新编文献增补存世材料的成绩、整理文字的优劣，都做出中肯的评述，给予这些文献整理以文献学的批评，颇便于读者具有针对性地使用新史料。如作者评张沛《昭陵碑石》，则先指明昭陵陪葬人数多寡，继述王昶《金石萃编》至罗振玉《昭陵碑录》及《昭陵碑录补》所收昭陵刻石之贡献，进而对后出之《昭陵碑石》体现出石刻数量的大大增加、清人已见石刻的文字补充、录文审慎严谨而校正前人误录等等后出转精处，条分缕析，使读者得以充分认识《昭陵碑石》的优长之处；同时，对于该书图版和录文不尽合理的编排原则，如拘泥原石而不能全面参考存世旧拓等缺陷，也做了揭示。又如对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若干卷的书评，同样认真计算其辑录作者数量和文章篇数，使读者了解其对新出石刻的收录之功，而对其收录范围、编纂体例、编校质量等未尽臻善之处，则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总之，作者对截止到2012年《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出版之前的石刻文献，都做了排比或系列的品评，对于唐代石刻文献的利用者，可以知其利弊而善用之。

二，对石刻文献促进唐代研究新视野的论述。

正因为作者研究石刻文献的目的在于与存世文献之间实现全面融通的史料互补，从而由唐代人事的新材料带动研究的新天地，因此其研究具有了突破学科的分类而镕铸为文史兼容的新格局。其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历史研究的两篇综论，能够从大处着眼，就其于文献考订的功用、文学研究的意义、历史研究的视野，都有具体可感的论述。《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指出以墓碑和墓志为主的新出石刻文献对于丧挽文学、传记文学、文体变化、家族文学、女性文学、地域文学等六个方面的促进，确实是当前唐代文学正在深入的领域；而其曾经花费精力整理长沙窑题诗收入到《全唐诗补编》中，在本集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进一步指出由这些民间诗作所体现的现象去研究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复杂问题，“其学术意义远比补录一些作品来得更为重要”，体现出作者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从过去的静态描述走向动态开发的敏锐感触。《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则指出石刻史料在历史学方面对于补订史传、姓氏录、职官录、登科录，研究宦官政治、河北三镇、五代十国史等课题的推进，也确实是对石刻史料量身订做的有意味的话题。

此外，自《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以下各篇，他的书评也都对各辑所包含的有资唐代文史研究的信息予以重点揭示，形成了其书评文字所具有的揭示新材料增进新学问理念的独特风貌。读其《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出版以来新发表唐代墓志述评》，则不仅以气贺泽保规教授2004年的目录为中心，钩稽了之前之后直到2008年以往唐代墓志专书的情况，也对其中有裨于唐代文学与历史研究的资料做了详细的解读。如揭示以上数据中唐代诗人的墓志、诗人撰写的墓志、文学世家的材料、墓志新见唐代诗歌等文学新发现，政治、艺术、宗教、家庭社会、中外文化交流、五代十国等历史新线索，都可见其“虽专以考证为主”而“治学兴趣广泛”（傅璇琮《唐代文学丛考序》评陈尚君治学路数）的文史兼顾、古今通贯的视野。

三，以石刻文献研治文史的宏观与微观成果。

论集中更多的文章，是利用石刻文献研治文史的重要贡献，也是作者在《敬畏传统自序》中提及其学术体会第二点“重视史源，区分文献的主次，并在此原则上从事专题研究和文献重建”的身体力行。其中部分的论文是作者所谓“淹贯一代”的研究成果，如《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是利用石刻文献开拓文史研究新问题而就开元天宝时期做出的具体示范。作者认为，全面系统的存世史料如史籍掺杂了后人的立场见解、笔记则传闻失实，数量巨大的石刻虽为某人某事而作，却多能记录当时的实况，具体到玄宗一朝，则神龙先天政局、吏治和教化、宦官干政、四边战事、杨贵妃事迹、安史之乱和伪燕文献、文人事迹及作品、开天杂史作者，均可据石刻文献做出梳理。与上述就一朝皇帝在位的特殊时期而横向展开的研究相比，《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唐代翰林学士文献拾零》《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贞石证五代史》等，则就有唐或五季的一代，对某个领域的人事做出长时段的探索。

那些个案问题的研究，也都是唐代文史中具有发覆性的好文章。如作者就唐代妇女问题展开的讨论，有上述的《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以及《新出高慈夫妇墓志与唐女书家房嶙妻高氏之家世》《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等，是从传世文献与唐代墓志文献比较中，发现后者比较集中的夫妻墓志、妇女墓志资料，而开掘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堪称是与唐代妇女研究风尚不谋而合的预流研究。作者的这些研究多能从自己海量的阅读中获得新的发明，因此其结论也最为可信，与其《唐女诗人甄辨》（海豚出版社，2014年）的文献质量一致。后者对150多位唐代女性诗人做出存真、存疑、祛伪的文献甄辨，是研究唐代女性文学可靠的数据库。

作者还注意到家族墓地被发现和挖掘带来的墓志关联性，因此其研究非常善于从中找出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对于文学世家问题的考证和研究。过去，王之涣墓志的发现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启功、傅璇琮等先生均从文学史的角度予以论证。由于关心墓志志主之间的关系，作者更是发现了千唐志斋同时收藏的王之涣祖父王德表、祖母薛氏、妻子李氏的三方墓志，于是有关王之涣的身世，王之涣与墓志撰写者薛稷、王缙这些初唐文人的交往圈，都得到更加充分的揭示。又如《本事诗》作者孟启，五代以来，错作棨、綮，一直是个公案。作者《〈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根据孟启家族的四方墓志，不仅最终确证《本事诗》作者名字为启而非棨、綮的结果，而且对孟启家族先世事迹、韩愈文中提及的其父孟管的生平著作、孟启本人的生平经历做了透彻的考释，甚至从宋代以来的文献中辑存了孟管《岭南异物志》的文字，堪称通过家族墓志研究家族文学的典型。

文献个案的做尽也是其研究特色。如《〈郑虔墓志〉考释》，是由新出石刻文献的出土而就以往文献综合考释一个文学家的精致研究。作者不仅钩稽了郑虔的家族世系，绘制出郑虔家族的详细谱系，对郑虔的仕宦经历和交游、贬官和归葬、家室和子嗣、著作和书画，都做了细致的研究，无疑是有关郑虔问题迄今为止最为穷尽的记录。《〈殷亮墓志〉考镜》同样也从录文到殷亮先世、姻亲、早年、仕宦、著作，做了详尽整理，作者还特别揭示了殷、颜家族七代二百多年的联姻关系，研究了这一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其中对于墓志撰写者殷永在墓志末尾批评举世厚葬风俗的独特现象，结合相关的记录，也做了合乎情理的解读。前此揭示的长沙窑瓷器诗论文，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证和汇录所有题诗与俗语警句外，还就长沙窑瓷器题诗与敦煌吐鲁番学郎诗的趋同性、唐代下层社会文学趣尚、长沙窑题诗对文人诗之改写、民间诗歌回流为文人诗的问题做了精确分析，其讨论文人作品与民间的互动，确实揭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鲜活的传播、接受例证。

陈尚君教授长期从事文献研究，其文字干净利落、逻辑周密，排版校勘也绝少出错。笔者通读论集，若作吹求，也仅见少数笔误之处。如：21页“贫贱夫妇百事哀”，当系引用元稹《遣悲怀》诗句，以平仄而论，“夫妇”当作“夫妻”；63页所引即作“夫妻”，甚是。22、43-44页以张令晖的官职是“宁远将军守右司御率”，而认为其夫人由宫女出嫁是《本事诗》载玄宗“放宫女以嫁边军”的例证，则未必妥当；“宁远将军”在唐代是武官正五品下的散阶称号，并不表示有安边定远的职事，其职事官“右司御率”才是其实际的职务，是太子东宫“六率”的右司御率府长官，负责“番上”即在中央和地方的宿卫，并不担负边疆的征伐作战任务。186页“未有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有”字后夺“不”字。217页“綦母潜”当作“綦毋潜”，古籍原本也往往“母”“毋”不分，要当以“毋”为正字；318页所引作“綦毋潜”，是。250页“示已不事事”，据文义，当作“示己不事事”，古籍原本多有“巳”“已”“己”不分者，要当据文义判断而改为正字。296页，“毕沆、王昶等所见，前文已无”，“沆”疑当作“沅”。443页以长沙窑瓷器“外销部分在形制内容方面都根据要求而有所不同”，自不待言，然上文以“在海外的发现……没有汉文题诗的记录”为证据，则未必然；因为下文提及的“1999年德国某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的一艘唐代驶往阿拉伯的沉船”上，虽然也多有阿拉伯文字和《古兰经》内容的器物，其实也一样有若干题诗的碗盏（如460页30条所载），因此在海量的平民用品瓷器中，并不排除题诗的器皿被外销。444、449、459页，“春鸟咔春声”，“咔”为“哢”之俗字，原本长沙窑瓷器题诗作“哢”，敦煌写卷P.3597作“弄”（哢字通假），故此处仍当书正字作“哢”是。